會議毫無結果，嗡嗡地議論一通之後，大家便都走散了。
魯迅回到家裏，天色已是黃昏。
他坐在窗前，看刺天的棗樹和棗樹上麵的天空。夜色彌漫了開來，漸漸，煙霧也騰騰地占了滿屋子。
太平湖飯店之宴早該開始了吧……
電燈亮了，眼前幻出一片光明。他於是看見教育家在杯酒間謀害學生，看見殺人者於微笑後屠戮百姓，看見死屍在糞土中舞蹈，看見汙穢灑滿了風籟琴……
來客了。進來的是荊有麟。
像以往一樣，他們見麵就立刻無拘束地談起來。談起學潮，荊有麟有一段話深深地觸動了魯迅。他說：“中國什麼都是黑暗，誰也不行，但沒有事的時候是看不出來的。教員咧，學生咧，烘烘烘，烘烘烘，真像一個學校，一有事故，教員也不見了，學生也慢慢躲開了，結局隻剩下幾個傻子給大家做犧牲，算是收束。多少天之後，又是這樣的學校……”
像他這樣的青年學生，並沒有自己一樣的失敗經曆，而對中國的黑暗居然也有如此透徹的感受！魯迅不禁記起下午那位教員和學生的對話。教員說了一句“你們做事不要碰牆”，學生的話裏，也有一句“楊先生就是壁”。碰壁，碰壁！中國到處是壁，而且無形如“鬼打牆”，哪一個不曾碰到呢？能打這牆的，能碰而又不感到痛苦的，自然是勝利者，然而這樣的勝利者安在！？……
荊有麟走後，他立即捏了筆，寫下《“碰壁”之後》。
他及時暴露了楊蔭榆的陰謀，在文章裏，還進一步把女師大同中國社會的黑暗現象聯係起來，在一個與舊式家族同構的政治製度和教育製度裏，他要讓人們看見，中國的大多數媳婦是怎樣被婆婆決定了暗淡的命運的。
經過一番周旋，他構想的“宣言”，也終於白紙黑字在26日《京報》上發表了。在上麵簽名的教員，除魯迅以外還有：馬裕藻、沈尹默、李泰棻、錢玄同、沈兼士、周作人。
鬥爭公開化了。
名人聯名的方式，使宣言得以具有一種不容忽視的力量。
讀了宣言，許廣平十分興奮，當晚立即給魯迅寫信道：“‘站出來說話的人’已有了，而且七個之多。在力竭聲嘶時，可以算是添了軍火，加增氣力。”
接著，她娓娓地傾訴說：“讀吾師‘世界豈真不過如此而已麼？我還要反抗，試他一試。’的幾句，使血性易起伏的青年如小鬼者，頓時在冰冷的煤爐上加起煤炭，紅紅地在燃燒，然而這句話是為對小鬼而說的嗎？恐怕自身也當同樣的設想吧！但別方麵則總接觸些什麼恐怕‘我自己看不見了’，‘壽終正寢’……的懷念走到盡頭的話，小鬼實在不高興聽這類話。”在講台上、文章中，魯迅表現得那麼激昂奮發，但是在給許廣平的信中卻無意暴露了自己隱秘而陰暗的內心世界，還有容易傷感等性格上的弱點。對於互相愛慕的男女來說，追求靈魂的結合應當是最高境界了，但是，當靈魂相通時，卻又往往特別關注彼此的物質生命——身體的健康。正是在這裏，“小鬼”表示了對她的“吾師”的憐惜之意。當她發出“不高興”的警告之後，便提出如下兩個條件，希望考慮接受：
一、戒多飲酒，二、請少吸煙。
這樣的條件，對魯迅來說該不至於太苛刻的吧？
67“未名”的一群
一天，世界語專科學校的一個學生送來了一本譯稿：《往星中》。魯迅一看著者的名字安特萊夫，不覺像重見故人一樣感到歡喜。
次日，整理完古磚拓本，他便開始校閱了。
譯者李霽野是一個普通的中學生。他從台靜農那裏得到這個四幕戲劇《往星中》的英譯本，翻譯過以後，覺得內容同中國的社會現狀頗相類似，在韋素園的鼓勵之下，終於把劇本譯完了。過去，他曾讀過魯迅翻譯的安特萊夫的短篇小說，特別喜歡《黯淡的煙靄裏》，所以很想得到魯迅的指導。這，怎麼可能呢？小人物對大人物難免有一種敬畏之感。可是，聽另外一位同學張目寒說，魯迅是最喜歡青年人的，並希望有更多的青年從事譯作，李霽野猶疑過後，究竟將譯稿托他轉送給了魯迅。
對於譯稿，李霽野根本沒有想到過可以出版，隻當它是一回練習罷了。至於到了魯迅手裏，也不知道是怎樣一個看法，實在沒有把握。他想，這稿子不進字紙簍子，也得放在那裏吃上一兩年塵土吧！
過了不久，張目寒告訴他說，魯迅不僅把譯稿看過，而且記出一些有待商酌的地方，說有機會還得同你麵談一下。李霽野簡直聽呆了。
是冬日的下午，他應約同張目寒一起訪問魯迅。
一叩門，便被讓了進去。不大的四合院裏沒有聲音，靜寂有如古寺。他們經過外間的小火爐，徑直走進靠裏的小屋子。這時，一位留著短髭，上身穿著灰色毛線衣，褲腳紮著帶子的人從書桌跟前站起來。直豎的長發，方正的額角，銳利的眼睛。不用介紹，李霽野知道，這就是向往已久的魯迅先生了。
小屋子十分明朗。後牆上方是大塊的玻璃和天空。屋內的陳設有一種鄉村風味，連折疊的被子也同主人的衣著一樣樸素。
李霽野深深地呼吸了一下，胸部很舒暢，絲毫沒有悶促的感覺。他們被讓座到窗下的木板床上，魯迅自己轉過藤椅，靠近書桌一邊坐下來。
鄉下人慣有的拘謹，一開始就被毫無虛誇的談話消融了。
坐在麵前的，是鼎鼎有名的大學者、大作家，然而的確又是最實在，最誠懇，最平凡不過的一個人。他的談鋒熱情而機敏，諷刺社會的說話聽起來更令人痛快。他也說笑話，但是很有意思。雖然曾經在大學裏偷聽過他講課，但是很難看見他的微笑，而這時，卻可以不時地聽到孩子般天真的清脆的笑聲。不過，倘聽到不以為然的事情，他便眉頭一蹙，一點也不掩飾內心的不快，厭惡或悲憤。李霽野時時凝視著他那顏色蒼白而表情豐富的臉孔，默讀深刻的人生經驗，由於一種傾慕到近乎無意識探究的心情，有時候竟至於忘了談話。
先生吸煙吸得厲害，小屋子煙雲嫋嫋，充滿著濃烈的煙草味。
“怕煙吧？”他早已看出張目寒旁邊這位頭發和胡子統統長得要命的青年是怕煙的了，所以不待回答，便笑著說：“這不免太受委屈了。”說完，徑自去開窗子。
李霽野說是不怕的，便趁這談話告一段落時，站起來告辭。其實，他倒是怕久坐耽擱了先生的工作。
“既不怕煙，無妨再坐一會。”
青年聽得出主人好意的挽留，於是，屋子裏又響起了響亮的談話聲……
張目寒、台靜農、韋素園和韋叢蕪兄弟，與李霽野同是安徽的一個小鎮上的人，而且是小學時的同學。通過互相介紹，他們都先後在一個短時間內同魯迅見麵認識了，每隔幾天，總是三個兩個相約著去拜訪一次。
同魯迅談天是一種愉快的經驗。看著他的心和機智自然的活動，他們都覺得，比讀他的文章更多一種親切感。
1925年7月，這群青年聽說要出版一種《民報》，而且有副刊，正在物色一個編輯人，於是商量說，讓韋素園去做這份工作是合適的，但是沒有靠山。在窘迫的時候，他們首先想到了魯迅。
為此，他們一起造訪西三條。
對於韋素園，相識的時間雖然不長，但魯迅認為是可靠的。他一直是學生運動的領袖人物，但是從來不顯浮躁之色，雖然激烈卻也沉靜，辦事是認真的。幾年前到過蘇聯，在艱苦的時日裏仍然釘在蘇俄文學上麵，歸國後繼續學習俄語不輟。春季，他曾去開封國民軍第二軍那裏，給蘇俄軍事人員當翻譯。走時，前來借過四十元川資，隻是後來蘇俄軍人回國，他才回到北京的。
魯迅表示了讚同的意見。他們接著說，由於弄不清楚這家報紙的政治背景，所以，不知道是否應該按原計劃進行。
哪一家報紙沒有背景呢？魯迅回答說，背景這東西，我們可以不問，因為我們自己絕對辦不了報紙，隻能利用它的版麵，發表我們的意見和思想。倘不受幹涉，就可以辦下去，直到完全沒有自由，被迫放棄這塊園地為止。總之，應當利用一切機會，打破黑暗和沉默對我們的包圍。
大家托他寫介紹信，他毫不遲疑地答應了。
在他寫信給徐旭生代為介紹之後，不久，民報館便請韋素園擔任了副刊的編輯。
魯迅得悉了這個消息，非常高興，馬上告訴他一定盡力提供稿子。他說，必須多注意培養新人，不能重蹈《京報副刊》的覆轍，他還說，最好多登一些具有現實意義的能戰鬥的雜文，盡可能把副刊辦得活潑一點。這樣自然要多樹敵，但這是無從避免，也不應避免的。此外，還捎帶說了：他因為忙，隻能先譯點東西，但若有所感，肯定還要寫些短文的。
副刊出版以後，立刻轟動一時。民報館增加了幾個臨時工作人員寫訂報單，訂報的讀者還是排了很長的隊伍，擁擠不堪……
李霽野翻譯的《上古的人》在副刊上分章發表。不料，副刊隻出了半個月，報紙就被迫停刊了。
魯迅知道了《上古的人》隻登了一部分，便勸李霽野再校閱一次交給書店出版。李霽野怕自己校對會有錯誤，便說，“最好能請人校一校。”魯迅立刻說道：“我去綁季茀的票！”
大熱天校稿，這是怎樣的一件苦差事呢！李霽野囁嚅著說：“最好還是問問許季茀先生吧？”
魯迅笑了笑：“綁票還要征求同意的嗎？”
後來，他果然親自找許壽裳給校了譯稿。李霽野將譯稿賣給上海一家書店，連同《民報副刊》的稿費，才湊夠了上大學的費用。
據說《民報》刊載了一則張作霖病故的不實消息，被張大帥一怒之下給查封的。魯迅知道韋素園沒有受到牽累，就笑著說：軍閥之間的鬥爭花樣很多，內幕永遠也弄不清楚，這次沒有殃及池魚也算是僥幸的了！
《往星中》在自己手頭擱了將近一年，至今還沒有印成，魯迅每天想起來心裏就感到焦躁。
書稿本來已經編入《未名叢刊》，並且做了廣告的，但現今升為書局老板的李小峰卻仍不見有印行的意思。看來，他是把印書當做生意營生了。但是，類似這樣的翻譯稿子，又有哪一家書局情願買下的？譯者重名家，品類推小說，已經成為出版界的一股風氣；所及之處，什麼有才華的譯者或者有價值的作品，都隻好被活活地埋葬掉！……
——自己印！
他終於這樣想。也許，少年時候被稱作“乞食者”的那種依賴別人的痛苦經驗一直在暗中折磨著他，所以，隻要世間這種貌似正常而實質上極不公正的現象觸犯了他，隻要大而至軍閥、官僚，小而至校長、老板之流的濫用權力的得意之色在想像的一閃爍間嘲弄了他，全身的血管就要立刻暴漲。大約在閑人看來，當會歸之於自己跟自己過意不去一類的吧？總之他要反抗。這種反抗意識，在他有時候明確些，有時候隱蔽些，甚至隱蔽到不成其為意識。從做一件小事到做大事業，他都在極力爭取實現自己的獨立人格，而在自我實現的同時，把屬於人的尊嚴、潛能與價值，從權力和金錢的控製底下盡量奪取過來，交給底層的廣大的悲苦的一群……
現在，他要獨立了。
幸好新認識的幾個小青年是有為的、向上的，這就有了足夠可以與數打以牟利為目的的書店老板相抗衡的資本！目前，中國的翻譯力量太薄弱了，而翻譯蘇俄文學的簡直就是空白！恰好，這群小青年是專事這個方麵的，如果能讓他們組織起來成為一支小小隊伍，那麼，不但於解救他們自己是必要的，而且將大有益於中國！……
原來他在編印著兩種小叢書，一種是《烏合叢書》，專收創作，一種是《未名叢刊》，專收翻譯，都由北新書局出版。現在他想，可以把《未名叢刊》從中移出，由素園他們幾個人自辦。稿子是自己的，另籌一筆印費，就可以開始。反正出版者和讀者都不喜歡翻譯書，以前和現在並不兩樣，於是他很有把握地認為，向李小峰提出來是不會遭到反對的。
是夏季的微涼的夜晚。韋素園、台靜農、李霽野一起，到魯迅家裏談閑天。
話間，魯迅談起日本的丸善書店，開始籌辦時規模很小，全是幾個大學生慢慢經營起來的。接著，又談起幾位譯稿的出版困難的情況。青年們覺得，由自己來嚐試著出版一點期刊和書籍，也不是十分困難的事情。這時候，魯迅向他們談了預先的一些想法，大家都說很好，於是便開始認真計劃起來了。
當晚，商議的結果是先籌起能出四期半月刊和一本書的資本，估計大約需要六百元，在座的三人和韋叢蕪、曹靖華各籌五十，其餘的由魯迅負擔。雖然實際上已經構成了一個組織，但是並沒有設立什麼名目，也沒有什麼宣言或章程，隻說定了賣前書，印後稿，這樣繼續地做下去。後來，由於對外必得有名，這才根據已出的叢書來命名，叫未名社。
這個實地勞作、不尚叫囂的文學社，社址就設在北京大學第一院對麵一個公寓裏的，實際就是韋素園住的一間破舊而潮濕的小房子裏。然而，直到第一本書出版了，社裏的招牌還沒有掛出來。
魯迅把這小屋稱為“破寨”，到北大上課完後常常遛到這裏來。寨者，山寨也，不無“落草為寇”的意思。後來，由於支持女師大的學生運動而被攻擊為“學匪”，真是一種巧合。其實他們不知道，魯迅從來就有一種“土匪意識”，所以也就樂於把自己的居室名為“綠林書屋”，用以回敬那些禦用文人。在他的心目中，“匪”與“官”是對立的，他說：“有官以為‘匪’而其實是真的國民，有官以為‘民’，而其實是衙役和馬弁。”在信中，還曾對他最親愛的人說過，逼得緊了真的要去當“土匪”了！
他一來到“破寨”裏就談天，方便時也就在這裏吃飯。學生公寓裏的飯菜並不好，但他隻是照樣吃，添點菜反倒使他極為不安。爽快，平易，隨便，或許這多少還摻合了一點過去與起義者在一起廝混時的“匪氣”的。
更多的談話，是在老虎尾巴裏。
他健談，談到寫作、翻譯、編輯一類事情，往往能夠針對聽者的實際情況，或者結合自己的經驗進行，聽了很能啟發心智。
對於讀書，他多次強調說，範圍一定要廣，不應該隻限於文藝作品，哲學、心理學，其他社會科學的書籍也要讀，使自己有比較豐富的學識。他還讚成學習自然科學，以為可以培養觀察力，說他當年學的醫學對他是有益無損的。他說，多讀文學大師的作品，是每個作家必備的修養條件；但是又要避免過多的影響和局限，不要鑽牛角尖，這在青年作家是尤其應當注意的。他指出李霽野寫的一些短篇，如《微笑的臉麵》，就有安特萊夫的壞的方麵的影響。還有韋素園，也很惋惜他受了梭羅古勃的太大的不良影響，雖然對他的才能抱著很大的希望。
問起怎樣寫作，他詳細地述說了做小說的經驗。
他說平時偶有一點想頭，便先記下來，遇到或想到可寫的人物特征時，也是如此。這樣零碎的記錄在心裏慢慢融化。待覺得人物有了生命，這才將片段的拚湊成整篇的東西。全篇寫就以後，才仔細看看哪些地方需要增刪。最後還得注意字句自然的韻調，有讀起來覺得不順暢的字眼，再加以更換。他說，他的文章裏找不出兩樣東西，就是戀愛和自然，在必要用一點自然的時候，也不歡喜大段的描寫，最多拖出月亮來用一用罷了。
關於罵人，他也經常談到，以為在他是難以避免的。遇到虛偽、卑汙、令人作嘔的世態，心裏有悲憤便非吐不快。自然，罵人並非出於私怨，隻是借此批一下社會的嘴巴罷了。然而，社會的冥頑，又是他常常歎息著談起的。
說到大家譯文的生硬，他總是說，能有不先苦澀的果實嗎？哪裏有一生下來就成為大人的人呢？送給他看的譯稿，隻要有覺得費解的地方，他總是另用小紙條注記，夾在稿子裏，見麵時拿出來商酌。他並不以為自己的意見一定是對的。
因為要編書，所以他也還會講授一點小經驗，如字的長體扁體以及標點符號之類。他經常說，不要怕做細小事，這在他自己是身體力行的。不讓讀者上當，也是他常說的話。先在期刊上發表然後集印成書的，對於再行買書的期刊的訂閱者，他囑咐說隻收一點印刷的成本就可以了，如果訂閱的人不多，贈送也都應該的……
就這樣，他往往一談幾點鍾而毫無倦容。青年知道他寫作都在夜晚，所以稍稍談說一陣也便告辭了，這時，他就會說，他惟一的休息和消遣便是談天，挽留大家繼續談下去。
他是愛吃糖食和小花生的，常常用這些待客。有一回，當打開盛小花生的鐵盒而恰巧空無所有，他不禁哈哈笑道：“這次權且演一回‘空城計’了！”……
年底，作為《未名叢刊》之一，魯迅翻譯的文藝隨筆集《出了象牙之塔》出版了。
在魯迅看來，日本不像幸存的古中國，恃著固有的陳舊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終於走到將要滅亡的道路。即使如此，《出了象牙之塔》的著者廚川白村於本國的微溫、中道、妥協、虛假、小氣、自大、保守等世態，給予直接的猛烈的攻擊。為了針砭國民的“自大病”之故，連本國所有的功績都故意抹殺了。對於他的這種批評態度，以及把社會的弊病歸結為國民性弱點的觀點，魯迅是有著實獲我心之感的。惟獨書中有一篇題為《文學者和政治家》的短文，他聲明舍去不譯。文章大意是說文學和政治都是植根於民眾生活的，政治家應該對文學有深切的了解，與文學家相親近。魯迅認為道理上是不錯的，但和中國現在的政客官僚們談論此事，卻是對牛彈琴；至於兩者的接近，在北京這地方也常有，許多政治上的醜態惡行，都被文士們給遮掩了。政治家與文學家的互相利用，距離廚川白村的原意又何其太遠！
在想像中，這本書一出版就會銷售一空，結果大出所料，開頭一兩天才賣去幾本。書生做生意並不是容易事，好在都是初生之犢，於是想了法子，在對麵紅樓的廣告牌上貼了廣告，又委托“號房”代售，又在《國民新報》上登了廣告，這樣才漸漸地打開局麵。
此後，《未名叢刊》還出版了十餘種譯作，“勞動階級文學的大本營”的蘇聯文學占了其中的大部分。看得出來，魯迅和周圍一小群年輕的“匪徒”並不是盲目反抗的。
其實在這以前的“北新”時代，經過魯迅編校，就已經出版了中國第一冊關於蘇聯文藝理論的書籍：《蘇俄的文藝論戰》。
這是1923年至1924年間蘇聯文藝界關於文藝政策論爭的結集，共收不同文學團體的三篇代表性論文；另外，還附錄了長篇論文《蒲力汗諾夫與藝術問題》的節譯。
譯者任國楨是北大俄文係學生，聽過魯迅講授的小說史課。雖然通信不多，見麵也隻有一次，但是給魯迅的印象是深刻的。譯稿收到以後，他便傾注了極大的熱情，進行緊張而認真的校訂。他知道，關注蘇聯文藝現狀的，決不止於自己一個人。
出版前，他為《蘇俄的文藝論戰》寫了一篇前記。其中，著意指出該書的現實意義，認為任國楨的翻譯，“實在是最為有益的事，——至少是對於留心世界文藝的人們”。
文章以一半以上的篇幅，全麵介紹了參加論爭的“列夫”派的沿革和主張。這種明顯的偏愛，並非由於魯迅熟悉這一派的主幹，曾經在北大任教的鐵捷克的緣故。在任國楨譯介的三個文學派別當中，“在崗位上”派聲稱自己在無產階級文學運動中應當享有領導權，排斥和打擊“同路人”作家，頗有惟我獨革、定於一尊的味道，在理論上具有嚴重的庸俗社會學傾向。“紅色處女地”派則認為，藝術是對生活的認識，強調對古典文學遺產的繼承，多少輕視文學創作中的思想價值，主張直覺對藝術意圖的滲入，從而表現出某種非理性主義和唯美主義的傾向。對此，魯迅寧可選擇近於“中間派”的“列夫”派立場。
他回顧了“列夫”的前身“印象派”向象征主義、神秘主義、變態性欲主義等“特殊的藝術”開火，以及演變為“未來派”以後，更為猛烈地攻擊舊的生活組織的曆史，以讚賞的筆調指出，他們是“改革者”，在俄國政府的高壓下，“依然繼續奮鬥”。嗣後，其左翼派“在十月革命時受了波爾雪維藝術的洗禮”，這就是“列夫”的起源。魯迅這樣概括“列夫”派的主張：“推倒舊來的傳統，毀棄那欺騙國民的耽美派和古典派的已死的資產階級藝術，而建設起現今的新的活藝術來。”以他從既有的材料中所意識得到的“列夫”派的理論，同他個人一貫主張的藝術為人生，反對固有傳統，注重創造實踐的觀點是頗相吻合的。
在校讀《蘇俄的文藝論戰》之前，魯迅已從東亞公司購入一批有關介紹蘇聯的新書籍，如《赤露見タマフの記》、《新俄文學之曙光期》、《露國現代の思潮及文學》等，以後購進的就更多了。
對於蘇聯，他不再如幾年前的淡漠，而表現出了一種急需了解的熱情，尤其是文藝方麵的情況。由於蘇聯的成功，他對馬克思的學說也就相應地產生了研究的興趣。然而這一切，都是同中國政治形勢的發展密切相關的。這時，從他的內心的深淵地帶，正在升起一顆新的希望之星，這就是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革命。即使導師已經故去，他所遺下的事業仍然在他的同誌和戰友那裏得到偉大的繼承。是中國革命最艱難的時刻，孫中山發現了蘇聯：革命的蘇聯，友好的蘇聯。蘇聯的形象，在進步的中國人的心中是崇高的。
當然，魯迅在這時候對蘇聯發生的一切不可能有很充分的認識，甚至更多地帶上理想化的成分。但是應當看到，從他接觸和拿來的頭一天起，就進行著嚴肅的選擇，而且，隻要有所選擇，他就使用，決不像某些政客式人物或是書呆子那樣搬弄馬克思的文句。他思想中固有的階級論成分，在馬克思主義學說中獲得了理性的凝聚與升華，從而更加堅定了鬥爭的立場和信仰。原來的人道主義，因此而增加了戰鬥的光輝。對於馬克思主義，他主要學習和吸取的是曆史唯物論；至於在文學理論方麵，則更多來源於蘇俄的普列漢諾夫、托洛茨基、盧那察爾斯基的闡釋性的著作。這些著作，大抵是從日本進口的。有人從魯迅的著作中找不到馬克思的原話，或者發現後期竟至於重複某些早期的思想，於是終至於以不能確定其思想發展的“斷裂層”為苦惱。在這裏麵，有一個最根本的認識上的缺陷，就是無視於魯迅作為思想主體的存在。
馬克思主義決不會融化魯迅、抹煞魯迅，隻能豐富魯迅。作為現代中國的一個偉大而獨特的思想者，他是不可能沒有自己的。
像一棵幼樹，在魯迅的培育下，未名社終於慢慢地長大起來。
魯迅這個人有點特別。雖然在前輩或同輩中，他也還不乏親密的朋友，但是在幹事業的時候，總是喜歡同小人物混在一起。於是有人說他有“領袖欲”，其實他從根本上討厭權力，接近小人物隻是使他感到親切和愉快罷了。如果要歸結到某種觀念上的東西，也許是因為，他意識到了世界正是由這樣一群愚人、傻子、一代又一代年輕的奴隸所造成。
在給《未名叢刊》做廣告時，他就聲明，這些並非學者精選的寶書，大家非看不可的，隻是想使“蕭索的”作者和譯者有書可印而已。至於《烏合叢書》，也明白說是“單印不闊氣的作者的創作的”。大約差不多也在這個時候，他還曾向鬱達夫提議過，值得搜羅全國各地的文學刊物，仔細評定，然後選編幾本小說集出版，作點認真介紹的功夫；至於已有專集出版的作者，商定一概不收，“再拜而送之大門之外”。
社名“未名”，就很有象征的意味。魯迅自己解釋說，未名並非“沒有名目”的意思，而是“還沒有名目”的意思，恰如孩子的“還未成丁”似的。對於青年的希望，在他是非常迫切的，雖然消沉起來也有過難以理喻的偏激與虛無。
由於《京報》要停止副刊，《莽原》周刊到了11月底便改為半月刊，由未名社出版。
除了《未名叢刊》，未名社又辦起了《未名新集》，收同人的創作。這樣，一邊翻譯一邊創作，總算有了一個自足的場地。兩套叢書一共出書二十餘種，經魯迅編訂的就有十餘種，從審閱、校改到聯係封麵、插圖，付出了相當的工作量。為了保證社內資金的周轉，他墊付的印書費，以及後來應得的版稅三四千元，在未名社解體以前是分文不取的。後來，社裏曾經準備再版《出了象牙之塔》，他在信裏通知他們說：“再出版不妨遲，我是說過的，意思是在可以移本錢去印新稿。”
他的視點，總是落在新人新作上麵。
不獨對未名社，對於沉鍾社的幾位：馮至、楊晦、陳翔鶴、陳煒漠等，也一樣關心。兩年前，在北京大學教員預備室裏，一個並不熟識的青年默默地給了他一包書，那是《淺草》。這贈品對他來說是無比豐饒的，當時默默的情景，至今也仍清楚地記得。而《淺草》，正是《沉鍾》的前身。在他的印象中，未名和沉鍾兩個小團體的青年，臉上的笑影都很少。他想，大約不肯塗脂抹粉的青年總是如此吧？他們是綽約的，純真的，他愛這些流血和隱痛的魂靈。
《語絲》創刊以後，那些作者較為陌生的稿子，大抵是經他介紹的。凡覺得有點才氣的青年，或是有可取的稿子，他總是極力推薦。就是沈從文，雖則有人在他所憎惡的《晨報副刊》上鼓吹，他也還時時提起，惟恐做編輯的埋沒了他。
還有一個人，就是陶元慶。
對於經常給自己的著作和未名社的書籍設計封麵的陶元慶，他可謂關懷備至，不，簡直到了推崇的地步。
自從在許欽文處了解到陶元慶的情況以後，他便托請這位陌生的小同鄉為《苦悶的象征》作封麵畫。一個半裸的女子，長發披離，用鮮紅的嘴唇舔著鏜釵的尖頭。中國的新文藝書籍，未嚐如此用圖案作封麵的，魯迅一看新穎的構圖和鮮明的色彩便十分喜歡，以為是給自己心愛的譯作披了淒豔的外衣。此後，便陸續不斷地把許多封麵設計的工作委托給陶元慶。
現在，他跟陶元慶已經很相熟了，而每讓陶元慶作畫，心裏都覺得有點過意不去，他在給陶元慶寫信時，就曾寫過這樣的話：“真是得隴望蜀！”他愛護陶元慶繪製的每一件作品，幾次囑咐許欽文，印刷封麵時一定要仔細核對原畫，並且要陶元慶同意了才可以製版。在校印《彷徨》封麵的時候，他接連給許欽文寫了幾封信，說要特別注意，不要把畫麵效果破壞了。
在魯迅的協助下，陶元慶的個人畫展終於在北京籌辦成功。
展出的當天，魯迅在同一個下午便接連看了兩次，最後一次是特意陪同許壽裳一起前去的。兩次看畫，都在《大紅袍》和《農女》兩幅畫前停佇了許久。由於畫展的序言是魯迅寫的，且提前一天在《京報》副刊上發表，所以到會場參觀的人很不少。
畫展開過不久，許欽文到老虎尾巴去，一見麵，魯迅就認真地對他說：“欽文，我正想和你談談，璿卿的那幅《大紅袍》，我看見過了，真有力量！對照強烈，鮮明，握劍的姿態很醒目！”
“構圖新，”許欽文補充說，“也平衡。”
《大紅袍》是陶元慶同許欽文一起看戲完後創作的，但是，畫中人半仰著臉的模樣，顯然是從紹興戲的《女吊》裏獲得靈感的。戲中表現的是一種“恐怖美”，陶元慶卻能去其病態，而保持其原有的悲苦、憤怒與堅強。藍衫、紅袍、高靴都是舊戲中常見的，握劍的姿勢則采自京戲的武生，線條經過簡化，愈加顯得明朗有力。
魯迅接著說：“我想過了，《大紅袍》是一幅難得的畫，應該好好地保存。欽文，我打算把你寫的小說結集起來編一本書，就取名《故鄉》，把璿卿的《大紅袍》用作《故鄉》的封麵。這樣，也就把畫做成印刷品，給保存起來了。”
許欽文驚異得很，他根本不會想到大先生會做這樣的計劃。
“就這樣吧，”魯迅用堅定的口氣說，“別的以後再說，且把《大紅袍》先做成印刷品，而且得趕快做！”
過了若幹時日，《故鄉》編成了也出版了，那是魯迅用《呐喊》的版稅支作印刷費用的。而封麵，正是明麗奪目的《大紅袍》！
1924年1月，魯迅在北京師範大學附中做過一回講演，題目是《未有天才之前》。他說，天才不是在深林荒野裏自生自長的怪物，而是由民眾培育出來的。因此，“在要求天才的產生之前，應該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長的民眾。——譬如想有喬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沒有土，便沒有花木了；所以土實在較花木還重要”。但是，目前中國社會上的論調和趨向是扼殺天才的。要做泥土，必須擴大精神，“收納新潮，脫離舊套”，能夠容納和了解那將來產生的天才。要做到這一點並不容易，非堅苦卓絕者不能，這一點，正是泥土偉大的地方，也是反而有大希望的地方。
他個人不就是這樣的泥土嗎？
685月潮汛期：閑話?流言?新的鬼魅
“真的憤怒”到來了！
5月是一個潮汛期。繼五四運動以後，五卅運動再度掀起高潮。
1925年5月30日，上海各校學生二千餘人，分頭出發到公共租界散發傳單，組織講演，抗議日本紗廠資本家殺害共產黨員顧正紅，以及逮捕和拷打工人的暴行，反對工部局旨在侵犯中國主權的無理提案，帝國主義巡捕於是大肆逮捕學生，僅南京路老閘捕房即關押學生一百多人。下午3時，近萬群眾集合老閘捕房門口，要求釋放學生，當場打死十一人，重傷十五人，被捕五十三人，造成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由於血的召喚，以工人為主體的上海人民奮起開展“三罷”鬥爭，全國風起雲從。其中，省港大罷工堅持一年零三個月之久，這在中國工運史上是空前的。
中國工人階級把解放運動推向了一個新的階段——向帝國主義發起進攻。在鬥爭中，它充分顯示了先鋒隊伍的覺悟和力量，年輕的中國共產黨在全國的政治地位隨之空前提高。
南方軍事政治形勢由於東征的勝利而得到了鞏固。7月，廣州成立中華國民政府。一年以後，即以“統一中國，打倒軍閥”為目標，開始聲勢浩大的北伐。
“座中醉客延醒客，江上晴雲雜雨雲。”孫中山的早逝，給整個革命形勢投下了一塊陰影。“西山會議”派的出現，標誌著國民黨內部左派和右派的明顯分化，反共傾向迅速抬頭。這時，隨著工農運動和軍事力量的開展，爭取中國革命領導權的鬥爭也變得尖銳起來了。
對魯迅來說，1925年同樣是一個重要的年頭。
辛亥革命以後，雖然經曆過大大小小的各種事件，但是於他都仿佛無所動心了。時間如一道黑色的河流圍繞著他，暗暗流逝，卻茫然無覺。沒有什麼可以打破中國政治的恒態：專製，混亂，翻來覆去。然而，漩渦出現了，浪花出現了，光明出現了。由於新的南北對峙局麵的形成，女師大事件的進一步社會化，加以一位富於政治熱情的年輕女性的“煽動”，這個孤獨的思想界的戰士，重又以積極的姿態向政治靠攏。
這一年年底，他與張定璜主編《國民新報》副刊。這家報紙是北京國民黨左派發行的機關報，以宣傳國民救國，民族自決，打倒帝國主義，消滅黑暗勢力為宗旨，與上海的《國民日報》等報一樣，政治傾向是非常明顯的。這些報紙譯載過列寧的《國家與革命》、《從戰爭到和平》等著作，發表過一批共產黨人的作品，對他的政治態度是具有相當影響的。
但是，他畢竟不是政治家，與留學東京時加入浙學會和紹興光複時組織武裝演說隊不同，這時候，政治意識不是外化為顛覆性行動，而是緊密地同思想批判結合起來，從而帶上前所未有的明確性和深刻性。一個人同政治的結合，意味著在某種程度上改變個體存在的方式，即使他一向在群集裏呆不久，由於實際鬥爭的需要，也不能不尋找集體的力量。隻是這種集體，也必須同時保存個人的思想獨立和行動自由。
許廣平曾經告訴魯迅，有同學勸她加入某個一百多人的團體，但因為不了解這個團體的性質而頗為猶豫。她說：“他們不知是否有一種黨的範圍，而我則極怕黨的束縛，基督的一部分是好的，我不妨都采取它，但不能因為遵守甲就舍棄乙，這是合作主義而非入黨主義，這種態度我以為有斟酌餘地，所以《北京青年》的團體，我不敢立刻決定加入與否了。”她征求魯迅的意見，魯迅的答複是：“這種團體，一定有範圍，尚服從公決的。所以隻要自己決定，如要思想自由，特立獨行，便不相宜。”雖然在事實上，許廣平不久以後便加入了國民黨，而魯迅仍然向她發出不要因為深入政治而流於政客一類的警告。
對於長期的封建製度所形成的權力控製，魯迅一直保持著一種戒備心理，無論它是以個人獨裁或是以“眾治”、“公決”的形式出現。集體所以成為必要的實體，決不致以犧牲個人的“內部之生活”為前提，恰恰相反，它為“人類之尊嚴”與“個性之價值”提供了保障。魯迅加入女師大進步師生的戰鬥集體，並不等於他可以因“一致性”的要求而完全放棄個人的意見；而且實際上，他對付的也主要是“軟刀子”一路。在一個結構並不嚴密的組織裏，他一直爭取和堅持著獨立作戰的權利。
在5月30日這個流血的日子裏，也就是在魯迅等人的《宣言》發表之後的第三天，陳西瀅在《現代評論》發表了一篇題作《粉刷毛廁》的“閑話”。他借所謂聽來的“流言”，說“女師大的風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勢力的某籍某係的人在暗中鼓動”，於是認為，這些“挑剔風潮”的人“未免偏袒一方”，“不大公允”。
“閑話”不“閑”，顯然是影射魯迅們的。
前不久，魯迅本人還曾向朋友說過：“中國本是撒謊國和造謠國的聯邦”，對於流言之類，早在衍太太的時代開始，就已經領教不少了，還有什麼可顧忌的？不過，他也還沒有曠達到可以笑罵由人，等閑視之的地步。在讀完“閑話”的當天，他動手寫下反擊的文章：《並非閑話》。
一開頭，他就聲明說：“但我就是這樣，並不想以騎牆或陰柔來買人尊敬。”他揭露陳西瀅一流“自在黑幕中，偏說不知道；替暴君奔走，卻以局外人自居，滿肚子懷著鬼胎，而裝出公允的笑臉。”——什麼“流言”，“說不定就是這些伏在暗中，輕易不大露麵的東西所創造的”。流言的創造，其力量可以使糞便增光，蛆蟲成聖，陳西瀅把學校比做“臭毛廁”而疾呼教育當局打掃之，其實，這種地方是可以打掃幹淨的嗎？……
他準備將文章寄《京副》，隻是擔心會危及孫伏園的飯碗，因為戳破了體麵人物的臉皮，他們是什麼事情都可以幹出來的。不過，他確實很亢奮。雖然知道此舉將使自己卷入另一場紛爭，而且現在才不過拉開了序幕，但是於鬥爭本身他沒有猶豫，認真說起來還潛隱著一種渴望呢。他是好鬥的。上流人物太可惡了。
他當即把寫文章的事情通知了許廣平。表示既經罵起，就要罵下去。他說：“我明知道筆是無用的，可是現在隻有這個，隻有這個而且還要為鬼魅所妨害。然而隻要有地方發表，我還是放不下，或者《莽原》要獨立，也未可知。獨立就獨立，完結就完結，都無不可。總而言之，筆舌尚存，是總要使用的，東瀅西瀅，都不相幹也。”
結尾，談起《莽原》有些穿棉花鞋的毛病，便請許廣平寫點潑辣文章，說：“你這一匹‘害群之馬’多來發一點議論吧。”
原來許廣平也寫了一篇《六個學生該死》，在接到魯迅的來信以後，隨即告訴了他。由於魯迅在信中描述自己的“人道主義”與“個人的無治主義”兩種思想相消長的狀況時說：“我忽而愛人，忽而憎人；做事的時候，有時確為別人，有時卻為自己玩玩，有時則竟因為希望將生命從速消磨，所以故意拚命的做。”因此引起她特別的注意。回信時，她幾乎以全部的篇幅，試圖解決魯迅表白的“詛咒‘人間苦’而不嫌惡‘死’”的黑暗思想。同樣是“消磨生命”，何不廢物利用，而偏縱酒不可呢？她認為，是應當以積極的反抗態度看待人生的。
這時，兩把鋼刀忽然又在眼前晃動起來，一刹那間，鮮血如注……
聽魯迅的同鄉說：他房裏有兩把刀，一把就放在床褥下麵。他很孝順他的母親，如果母親不在，他可能會自殺的。事實上，她也曾同孫伏園等七八個人在他家裏看見過匕首的。看他那寂寞如古寺僧人的生活，聽他那看透一切黑暗惟以“希望”安慰後生的議論，總一次次誘發她想起他那同鄉所說的話來。她認為這是完全可能的，心裏不免惶恐，於是寫道：“不必過於歡迎‘閻王’吧！閉了眼睛什麼好的把戲也看不見了！幔幕垂下來了！要‘搗亂’，還是設法多住些時，褥子下明晃晃的鋼刀，用以殺敵是妙的，用以……似乎……小鬼不樂聞了！”
鋼刀問題同勸戒煙酒一樣，那用心，魯迅不會不知道。“其實我並不很喝酒，飲酒之害，我是深知道的。現在也還是不喝的時候多，隻要沒有人勸喝。多住些時，亦無不可的。”他寫信給許廣平，表示接受她的勸戒。
臨末具名，第一次縮寫為一個字：迅，流露了感激的深情。
見信以後，許廣平進一步說：“‘勸喝’酒的人是時時刻刻都有的，下酒物亦隨處皆是的；隻求在我，外緣可以置之不聞不問嗎？”
在信中，她還向魯迅報告了學生遊行，以及“黑幕中人”陸續星散兩個方麵的情況。當她把動蕩的政局和學校聯係起來時，深感心長力弱，應付無方。她告訴魯迅說，如此的苦悶，暴躁，“長此以往，將成狂人矣！”
接連收到許廣平的兩封信後，魯迅溫婉地勸解道：性急是不好的，既難於耐久，又容易碰釘子，到頭來是自己吃虧，“因為現在的中國，總是陰柔人物得勝。”中國的青年，應當緩而韌，不要急而猛。不然，就是白用了許多犧牲，也不過為巧人取得自利的機會而已。
憑經驗，他發現孫伏園的態度有所改變，似乎大有聯絡陳西瀅的樣子。譬如在《京副》上，指《猛進》、《現代》、《語絲》為“兄弟周刊”，怎麼可以這般並論呢？難道伏園真的連各自的色彩也看不清楚嗎？他甚至懷疑，以前登載的幾篇反對楊蔭榆的文稿，都是出於不得已的緣故。人是多麼的容易變化嗬！出賣《語絲》而拉攏《現代》，他料想不久又將失去一位相隨多年的青年朋友了，心裏不免暗暗感到悲哀。
當他把關於伏園的情況告訴“小鬼”的時候，卻把這種悲哀而又試圖解脫的心情稱作“無聊”。人到無聊比什麼都可怕，因為這是從自己發生的，無藥可救，大約與“小鬼”之稱“苦悶”相去不遠的吧？不過他覺得自己尚有一點可取之處，就是不甘“無聊”，還有掙紮的勇氣和力量。
他這樣寫道：我明知道幾個人做事，真出於“為天下”是很少的。但人於現狀，總該有點不平，反抗，改良的意思。隻這一點共同目的，便可以合作，即使含些“利用”的私心，也不妨，利用別人，又給別人做點事，說得好看一點，就是“互助”。但是，我總是“罪孽深重，禍延”自己，每每終於發現純粹的利用，連“互”字也安不上，被用之後，隻剩下耗了氣力的自己而已。我的時常無聊，就是為此，但我還能將一切忘卻，休息一時之後，從新再來，即使明知道後來的命運未必會勝於過去。幾十年來，在通信中，他好像很少這般剖析過自己。
1925年以後，《現代評論》明顯地向右轉，這群受過英美文化熏陶的“特殊知識階級”，曾經是“純藝術”或“純學術”的殿堂裏的看守者，但是，當地位、榮譽、津貼的誘餌一旦拋落，便紛紛從中走出，先後投入到帝國主義和軍閥政府的懷抱裏去了。
個人的人格行為是離不開所在社會的文化模式的，作為西方文化特征之一的個人主義，在以權力為中心的中國社會裏很難找到生存的土壤。那些以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相標榜的知識者，在權力麵前，往往不是趨附，便是逃避，少有真正的獨立和反抗。難得的是，能夠秉承一種叛逆的性格而堅持到底，即使麵臨著失敗和死亡。
在與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文化代表如《現代評論》派的鬥爭中，魯迅充分表現了一個戰鬥者的勇猛和堅韌。作為思想者，除了直接而緊張的論戰之外，他的目光又不能不越過具體的障礙物，而落到如何改造中國的政治文化環境這個更重大更普泛的問題上麵。
“五卅”以後，叭兒自不必說，進步的輿論界也多是一派譴責帝國主義，為自己一方辯誣的聲音。魯迅一方麵肯定罷工遊行、演講宣傳的進步意義，但是又反對不以實力為本的“民氣”論，反對極小部分的自殺和極暫時中的死亡；他一方麵表明了作為中國人的愛國主義立場，但是又反對隱匿自己的黑暗麵，所以起而揭發對同類太操切，比英國或日本人還凶險的“同胞”，本國的有權勢者，袖手旁觀者，灰冷的民眾，並宣告中國的精神文明“一無所有”。他一方麵抨擊帝國主義，但是又主張“將華夏傳統的所有的小巧的玩藝兒全都放掉”，“屈尊學學槍擊我們的洋鬼子”，隻有這樣，“才可望有新的希望的萌芽”。此外，對於“到民間去”這個時髦的口號，他也表示了質疑的態度。他認為，重要的是我們的民間怎樣？青年單獨到民間時，自己的力量和心情又是怎樣？如果離開“和大都會隔絕的城鄉”的實際考察，且又缺乏相應的組織措施，這樣的口號結果隻能流於“撒誑”。共產黨的領導人李大釗等，很早以前也都有過類似的具有民粹主義色彩的“到農村去”的號召。魯迅的批評是尖銳的，深刻的，富有遠見的。對於在鬥爭中受難的上海同胞，他曾先後有過幾回捐款，但是比起他在精神方麵的奉獻，應該說，所有這些物質援助都微不足道。“五卅”時期，在中國的整個思想文化界，他的思想仍然處於遙遙領先的地位。
在這個時期，他特別重視雜文創作，既不同於《熱風》中的冷雋風味，也不同於《墳》中議論的汪洋，這個時期的雜文，以新聞性和論戰性見長，風格是前所未有的明快，雖然有時也不免彎彎曲曲。他的小說，大抵是回憶的產物，通過係列完整的生活畫麵，透視中國社會的深層的心理結構；他以散文詩表現個人的情懷，如果說他的靈魂深處還有陰暗的部分，也都在這裏顯示無遺了。至於雜文，則集中地表達了他的富於創造性的思想，突出地呈現出他的複仇性格的鋒棱，那抑鬱和疑慮之外的“金剛怒目”的成分。
隻要拿起雜文就再也放不下了。通過戰鬥的實踐，他自己比誰都更清楚它的無與倫比的作用，因而比誰都更為珍視它。即使被譏評為“雜感家”，仿佛一無所長，即使有論敵說這些雜感“實在沒有一讀之價值”，即使在他的雜感中，這一時期的結集《華蓋集》及其續編銷路獨少，他始終不惱不悔。別人以為無聊算得了什麼？隻要自己以為“有聊”即可，反正也不想戴“作家”的頭銜在文場中鬼混。
做“作家”才真的沒有意思！
69兩難中的選擇
許廣平經曆過一場愛情悲劇。
在她剛進女高師的頭一年，一位名叫李小輝的表親從廣州來到北京，他本來打算赴法勤工儉學的，因為誤了考期，才改在北京大學讀書。在這段日子裏，他們開始相愛起來。
1923年冬，許廣平的女友常瑞麟有兩個妹妹同時得了猩紅熱，為了給朋友排憂解難，她自告奮勇前去照料她們，結果也被傳染上了。但是，醫生的診斷卻是扁桃腺炎，這樣她便從容地到常瑞麟家裏養治。李小輝得悉她的病情，連續幾次前來探望，最後一次還特地買了些西藏青果，說是可以醫治喉症的。他分一半給許廣平，自己留用一半，因為他也覺得有些喉痛了。遷延了一個星期，許廣平進入昏迷狀態，經日本醫生動了手術，這才複蘇過來。
她開始打聽李小輝的情況，不幸的是，他在探視許廣平期間也傳染了猩紅熱。命運不可測。未及看上一眼，戀人已經離開人世，永遠地離開了！
李小輝的亡失給許廣平帶來莫大的悲痛。十八年以後，她在一篇題作《新年》的散文裏追憶道：“它曾經摧毀了一個處女純淨的心，永遠沒有蘇轉。”
需要有一個人填補感情的真空。
她選擇了魯迅。“選擇”，這是一個何等理智的字眼嗬！她根本未曾想到過要愛就不知不覺地愛上了！不過，從局外人看來，經過景慕、理解、同情，直到最後整個地擁抱一顆偉大的心靈，這樣的愛情道路應當是堅實的。
當她切實地感覺到了愛，而且下決心愛下去的時候，她猶豫了。這倒並不因為她考慮到了個人的得失，而是害怕因此傷及別人。的確，沒有愛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但是，隻要先生同他的夫人還有著一絲感情的牽係，那麼自己任何進一步的行動都必須受到良知的譴責。他們知道愛嗎？對她來說，這是惟一的問題。
一天，她和同學一起到西三條看望魯迅。待魯迅送她們出來，經過朱安的臥室，許廣平靈機一動，裝作開玩笑的樣子突然把魯迅推進房裏去。先生似乎從來未曾那麼嚴肅過，他簡直是惱怒了，說：“以後再不許這樣！”
從此，她可以大膽地采取攻勢了。
魯迅是孤獨的。可是，他不是不需要精神的伴侶。幾年前，讀過一篇叫做《愛情》的詩稿，最後說：“可是這婚姻，是全憑別人主張，別人撮合：把他們一日戲言，當我們百年的盟約。仿佛兩個牲口聽著主人的命令：‘咄，你們好好的住在一塊兒罷！’愛情！可憐我不知道你是什麼！”他是那麼激動，由此馬上生出了一篇隨感錄。對於“無愛情結婚的惡結果”，他是深知其苦的。人生的樂趣，大約除了寫作，就隻有同青年人一起談閑天了。
想不到一位年輕的異性會突然闖進自己的生活。當感情上的認同開始突破師生的界限，他又感到虛怯了，這時許廣平來信中的俏皮的話語便越發顯得咄咄逼人。
你有愛的權利嗎？你不怕辱沒了對手嗎？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各種弱點，年紀大了，身體又不好，最重要的是有著家室之累！這一切對他自然構成了一種自卑感。惟其自卑，在接受了從未經驗過的溫情之後，才害怕失去……
6月25日。端午節。
魯迅休假在家，特意請許廣平幾位女師大學生和俞氏姐妹吃飯。
席間，她們向他勸酒。他因為太興奮，也就多喝了一些，當氣氛漸漸變得活躍起來的時候，他捏拳痛擊俞芬和俞芳的拳骨，又伸手按許廣平的頭。噢，先生未免有點失態吧？
她們都以為他喝醉了，為了讓他休息，於是連忙告辭離去。
許廣平寫信謔笑他，接著就收到他的“訓詞”：訓詞：
你們這些小姐們，隻能逃回自己的窠裏之後，這才想出方法來誇口；其實則膽小如芝麻（而且還是很小的芝麻），本領隻在一齊逃走。為掩飾逃走起見，則雲“想拿東西打人”，輒以“想”字妄加羅織，大發揮其楊家勃谿式手段。嗚呼，“老師”之“前途”，而今而後，豈不“棘矣”也哉！
不吐而且遊白塔寺，我雖然並未目睹，也不敢決其必無。但這日二時以後，我又喝燒酒六杯，蒲桃酒五碗，遊白塔寺四趟，可惜你們都已逃散，沒有看見了。若夫“居然睡倒，重又坐起”，則足見不屈之精神，尤足為萬世師表。總之，我的言行，毫無錯處，殊不亞於楊蔭榆姊姊也。
又總之：端午這一天，我並沒有醉，也未嚐“想”打人；至於“哭泣”，乃是小姐們的專門學問，更與我不相幹。特此訓諭知之！信剛剛發出，立即又見到許廣平的筆跡了。
小鬼的信是因為喝酒的事情特意寫來賠罪的。這使他很不安。他想：大約是俞芬聽到母親說了什麼，便向她直白了，不然她怎麼會這樣誠惶誠恐地屢屢道歉呢？……
他決定向她做出聲明：自己的行為與別人無幹，並不受任何“戒條”的束縛，其中包括“太師母”。他在信裏寫道：“雖是‘太師母’，觀察也不會對，雖是‘太太師母’，觀察也不會對”，並且說，“此後不準再來道歉”。其實，魯迅的意思是要她破除各種精神障礙，在愛情的發展方麵，給她以更大的自主權。而這，又恰恰是許廣平所需要的。
不過這小鬼的確靈巧，回信時反攻為守，把秘密的意圖全給掩蓋了。她說：“太師母而有‘勢力’。且有人居然受‘欺侮’者，好在我已經拜謁過老人家，以後吾無憂矣，聯合戰線，同隸太師母旗幟下，怕不怕？……”
怕什麼呢？以後兩人的通信愈發放縱起來了，什麼尊卑觀念都被掃蕩淨盡。魯迅稱許廣平為“廣平仁兄大人閣下”，許廣平則儼然以“兄”自居，稱魯迅為“嫩弟手足”、“嫩棣棣”，文字之潑辣並不讓魯迅。以致後來，連魯迅也不得不向她承認：“你的‘勃谿’程度高起來了，‘教育之前途棘矣’了。”
作為一次懲罰，他給“愚兄”寫了一封很別致的信：第一章“嫩棣棣”之特征。
1.頭發不會短至二寸以下,或梳得很光,或炮得蓬蓬鬆鬆。
2.有雪花膏在於麵上。
3.穿莫名其妙之材料（隻有她們和店鋪和裁縫知道那些麻煩名目）之衣；或則有繡花衫一件藏在箱子裏，但於端節偶一用之。
4.嚷；哭……（未完）
…………
第五章“師古”無用。
我這回的“教鞭”，係特別定做，是一木棒，端有一繩。略仿馬鞭格式，為專打“害群之馬”之用。即使蹲在桌後，繩子也會彎過去，雖師法“哥哥”，亦屬完全無效，豈不懿歟！
…………
第九章結論。
肅此布複順頌
嚷祉。
第十章署名。
魯迅。
第十一章時候。
中華民國十四年七月十六日下午七點二十五分八秒半。魯迅既稱“嫩棣棣之特征”，可知要把一個“嫩”字璧還許廣平。但是，許廣平堅不接受，回信仍沿用此語，意即“愚兄”不“嫩”。其實，在愛情問題的考慮和處置方麵，許廣平的確要比魯迅顯得老練許多。
下麵是“老資格”的回信：經中央觀象台審定確切的日曆——七月十六——寄來的一封滑稽文收到了。該文有人名，時候，地址……按規矩，應當排成十一幕劇本，而不合於章回小說或講義的體裁，茲為明真象起見擇要糾正如下：——
“嫩弟弟之特征”：
A.想做名流，或（初到女校做講師）測驗心理時，頭發就故意長得蓬鬆長亂些。
B.（冬秋春）有紅色絨襪子穿於足上。
C.專做洋貨的消耗品，如洋點心，洋煙，洋書……（未完）或有蟒袍洋服多件在箱子裏，但於端節……則絕不敢穿。
D.總在小鬼前失敗，失敗則強詞奪理以蓋羞，“嚷，哭”其小者，而“窮凶極惡”則司空見慣之事。
E.好食辣椒，點心，糖，煙，酒——程度不及格……
F.一聲聲叫娘，娘，猶有童心。
G.外凶惡而內仁厚的一個怒目金剛，慈悲大士。
…………
從執筆書“愚兄”起……至第三頁下午七點二十五分八秒半止，這個標題的時候是不對的，難道在七點二十五分八秒半的半秒間能寫這麼長的一封信嗎，真真是撒謊不要本錢，好笑！一對具有共同理想、共同誌趣、共同語言，接近於同一文化層次的戀愛男女是幸福的。可是，對魯迅來說，這種幸福並不充分。因為當他播種愛情而有所收獲的時候，每每要有失落的預感產生；在感覺著前景明朗的時候，眼前便旋即漲滿了迷霧；當興奮著陶醉著的時候，又不免有著返顧的悲哀……他本來就是一個多憂多慮、充滿矛盾的人，更何況現實中明白地擺著人生的一大死結——婚姻！婚姻到來的時候沒有愛情，而愛情到來的時候卻已經有了婚姻了！
命運，就這樣一次又一次折磨著他，而這場悲喜劇何時才是一個終結？
一天，他的心中突然起了波瀾……
經受長期的壓抑與緊張，朱安病倒了！
朱安，母親所娶的媳婦而已。由於魯迅刻意麻痹自己，朱安於他，仿佛真的不生一點兒關係，隻是當許廣平介入生活以後，她才成了不容否認的一個頑強的存在。他嗟歎，他厭嫌，可就是擺脫不得。
什麼時候他才有類似今天這樣的溫和與同情？當朱安胃部劇痛，第一次以物質損耗的形式向他顯示出過往的犧牲時，他被震駭住了……
他陪她看病，為她買藥，心事重重。後來，她進了山本醫院，醫生疑是胃癌，這便不能不使他感到某種深隱的痛疚。
他知道朱安是一個內向的人，吃苦的人，而且自己就親曆過胃病的苦楚，能夠體味到朱安病中的況味。也許，她早就得了胃病，也許還不隻一次地疼痛過，但是有誰知道呢？他簡直以為是出於自己的虐殺！
一天，他把朱安的病情頗為詳細地寫信告訴了許欽文，最後說：“實在無法（因為此病現在無藥可醫），隻能隨時對付而已。”在這以前，可從來未曾在朋友麵前主動談說過這個默默地跟隨自己多年的女性。
憂患，疲勞，失眠……
這時候，連他自己也得服藥了！
魯迅由來有一種殉情主義的思想，以為道德必須於己他兩利，才有存在的價值。在讀了那《愛情》而寫的隨感錄中，他就這麼說過：“但在女性一方麵，本來也沒有罪，現在是做了舊習慣的犧牲。我們既然自覺著人類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們少的老的罪，又不能責備異性，也隻好陪著做一世犧牲，完結了四千年的舊帳。”又說：“做一世犧牲，是萬分可怕的事；但血液究竟幹淨，聲音究竟醒而且真。”然而，舊帳如何勾銷？在完全解放了孩子的一代以前，活著就不能勾銷嗎？……
而今，這種保守的道德觀，明顯地受到了現實問題的衝擊。你既然已經下決心“做一世犧牲”，為什麼還愛別的人呢？你不覺得自己的犧牲不徹底嗎？如果說犧牲的血液是“幹淨”的，那麼不做犧牲便不幹淨了嗎？隻能說，對於愛情你是“醒而且真”的，但實際上你已經暗暗背叛了原先的贖罪意識，那麼，對那做定了舊習慣的犧牲的女性來說，你還能自稱是“真”的嗎？……
命運把他推到了一個兩難的境地。即今要是重新回到犧牲的老路上去，你，又將如何打發許廣平？拒絕她？你願意嗎？你能夠嗎？如果你真的要麵向過去，對於許廣平的愛情來說，難道這不也是一種犧牲嗎？……
太難了！
在人道主義與個性主義之間，在舊道德與新道德之間，在犧牲者與同情者之間，他必須做出惟一的一種選擇！愛與複仇/地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