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間創作的小說《長明燈》，延續和深化了《狂人日記》的主題。
兩個作品的手法很不相同。但是，在吉光屯裏，同樣有著一個龐大的“吃人”集團：從劣紳四爺到賭徒茶客，以及平安守舊的居民和他們的孩子們。瘋子與狂人同中有異，他是一個徹底的叛逆者，不但有思想，而且有行動。但他的目的不在於“勸轉”吃人的人，而是撲滅屯上那盞代表了封建宗法社會的權威的標誌——長明燈。
他不怕威嚇，也不受欺騙。闊亭無論說“打斷你的骨頭”，還是說“我替你吹”，都一樣毫無用處；他的回答非常堅定：“不能！不要你們，我自己去熄，此刻去熄！”方頭企圖以燈的亙古恒在來消弭他的鬥誌，他沉實地說：“然而我隻能姑且這麼辦。”這是瘋子的現實性。然而，他還有探索性的一麵。當闊亭向他宣告，說他根本無法推開廟門的時候，他沉靜地答以“用別的法子來”，以致終於決定：“我放火！”
我放火！——
這一聲搖曳著響亮的尾聲的回答，立即使我們聯想起作者的另一篇作品：《失掉的好地獄》。通過夢中魔鬼講敘的故事，表明神、魔、人在鬥爭中無論誰勝，都是要獲得地獄的統治權。結論是：地獄無論好壞，都不是我們所需要的，必須連這地獄也失掉！
對於吉光屯的人們來說，放火無疑是毀滅性的打擊。於是，他們把瘋子關了起來。隻要手中掌握了權力或多數，就可以隨意把一個人關起來，更何況是瘋子！然而，麵臨失敗孤境，他沒有屈服。在人們以為最安全的粗木直柵的所在，孩子們又看見他：“一隻手扳著木柵，一隻手撕著木皮，其間有兩隻眼睛閃閃地發亮。”
有意味的是：長明燈更其分明地照出神殿、神龕，而且一直照到木柵裏。
更有意味的是：孩子們把瘋子的“自己熄”、“我放火”的話隨口編派成歌，到處傳唱。宣言於是成了戲言。
這就是小說的結局。
《狂人日記》的末尾是“救救孩子”，孩子真的可以得救嗎？真是絕望的戰叫！
散文詩《頹敗線的顫動》，寫一個女性，在做出許多犧牲以後垂老，且因此而被遺棄。當她一旦發現自己被人利用以後，便走出深夜，也遺棄了背後的一切冷罵和毒笑。她的悲憤是大悲憤，故有“無詞的言語”，甚至連這言語也沉默盡絕，惟見頹敗的身軀顫動，輻射，回旋，如魚鱗，如沸水，如波濤之遭颶風，洶湧奔騰於無邊的荒野。
這樣的大悲憤，也見於前些時候寫作的《複仇》二章。
其一：生命的大歡喜本在於大愛大憎，擁抱或殺戮。正當他們倆裸身捏刃，對立於曠野之上而準備動作的時候，因憤於路人如槐蠶、螞蟻般的賞鑒之狀，生命乃永久幹枯下去，毫不見擁抱或殺戮之意，但當路人們變得無聊時，他們倆卻以死人似的眼光，反過來賞鑒眾人的幹枯，無血的大戮，而歸於“生命的飛揚的極致的大歡喜”。
其二：群眾不隻是看客，而且是充滿敵意和殺機的一群。他們釘殺了“人之子”。而耶穌，這個遭到上帝離棄的以色列之王，為了大眾而受盡了大眾的戲弄，直到被釘在十字架上。他仍然悲憫他們的前途，但仇恨他們的現在。最後，他感受到了碎骨的大痛楚，卻又旋即“沉酣於大歡喜和大悲憫中”。
人受了壓迫，為什麼不報複呢？魯迅總覺得複仇是不足為奇的。但是，誰來裁判，怎樣才算公平？他認為：公平莫過於自己裁判，自己執行；既沒有上帝來主持，人便不妨以目償頭，或以頭償目。在他的心中，一直活著憤世嫉俗的尼采精神。那是戰士的孤憤，是大愛者在無愛的人間的自白。人的心理機製需要一種平衡。群眾的蒙昧隻要構成了心理上的壓迫，他便隻好施行精神報複了。
孤獨的行進乃是他的運命，如《過客》中的過客，踏過瓦礫，穿過叢葬，就這樣從似路非路的地方走過來，而且一直走下去——
即使前麵是墳，他也決不回轉。“回到那裏去，就沒一處沒有名目，沒一處沒有地主，沒一處沒有驅逐和牢籠，沒一處沒有皮麵的笑容，沒一處沒有眶外的眼淚。”而他，不正是不願看見他們心底的眼淚，不要他們為自己悲哀，才離開那裏的嗎？
所以他息不下，因為有聲音常在前麵催促他，叫喚他。他的腳走破了，有許多傷，流許多血，他需要補養，可是不能。他不願喝無論誰的血，隻得喝水，作血的補充。為了這個聲音，他付出了高昂的代價。既然前麵是墳，聲音也就成了希望的誘惑，行進成了無休止的折磨。他知道自己是“中間物”，知道努力與希望的距離，他甘願像希臘神話中的西西弗推石頭那樣，作沒有結果的努力……
一杯水。一片布。人世間也不是沒有愛，沒有憐憫與同情。這出小小“反戲劇”所寫的老翁與女孩，就曾給予過客以他所需要的東西。可是他沒有接受。他拒絕了。他容易感激，所以害怕感激。他說：我怕我會這樣：倘使我得到了誰的布施，我就要像兀鷹看見死屍一樣，在四近徘徊，祝願她的滅亡，給我親自看見；或者咒詛他以外的一切全都滅亡，連我自己，因為我就應該得到咒詛。但是我還沒有這樣的力量；即使有這力量，我也不願意她有這樣的境遇，因為她們大概總不願意有這樣的境遇……他太理智了，太克製了，簡直是固執。他拒絕了世界上的一切援助。恐怕沒有人會像他這樣，甘願永遠成為一個人，一支孤軍。
假如“過客”就是作者本人，他是否真的這般徹底地拒絕別人呢？
假如有人尊敬他，同情他，愛他，而且這愛也如“過客”般的執著，一往直前，絕不退轉，他將怎麼辦？
又假如愛他的人是一位異性，年輕的異性呢？……
64愛情，別一種火焰
3月11日，魯迅收到一位陌生人的來信。拆開來一看，那上麵寫著：魯迅先生：
現在執筆寫信給你的：是一個受了你快要兩年的教訓，是每星期翹盼著希有的，每星期三十多點鍾中一點鍾小說史聽講的，是當你授課時，坐在頭一排的座位，每每忘形地直率地憑其相同的剛決的言語，在聽講時好發言的一個小學生……他立即翻看信末的具名，是：“謹受教的一個小學生許廣平”。
哦，對了。許廣平，他反過來重頭讀起，那許多懷疑而憤懣不平的話，都是針對北京教育界的現狀而發的。學校當局害怕鬧風潮，總是以畢業分配恐嚇和收買學生，致使學生軟化，行動受阻。信裏既憤慨於買者的固位戀棧，蠅營狗苟；又憤慨於被買者的廉恥喪盡，人格破產。鑒於這種現象，她深以中國教育的前途為慮，於是隻好苦悶下去。她請教先生，有什麼法子在苦藥中加點糖分？有糖分是否即絕對不苦？言辭是十分急切而誠懇的。
來信最後一段說：現在的青年的確一日日的墮入九層地獄了！或者我也是其中之一。雖然每星期中一小時的領教，可以快心壯氣，但是危險得很呀！先生！你有否打算過“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呢？先生！你雖然很果決的平時是；但我現在希望你把果決的心意緩和一點，能夠拯拔得一個靈魂就先拯拔一個！先生呀！他是如何的“惶急待命之至”！他變得騷動不安起來。麵對一個年輕的痛苦的靈魂，你能坐視不救嗎？然而，你又能拿出什麼可拯救的方法！……
可悲的是，苦痛總是與人生相關聯。睡熟倒也罷了，清醒的時候要免去若幹苦痛，實在太不容易了。中國的老法子是“驕傲”與“玩世不恭”，自己就有這毛病，其實這算什麼法子呢？苦茶加糖，其苦如故，隻是聊勝於無糖而已，但這糖也並不容易找到。平時燃許多煙卷，不過是麻醉藥，在煙霧升騰中又何嚐見過極樂世界！連自己也沒有指南針，至今還到處亂闖，倘使闖入深淵，自己有自己負責，領著別人，尤其是寄希望於自己的青年，將如何是好呢？……
想到學生在渴待答複，隻得將自己如何在世上混過去的方法，分兩點寫了：一，走“人生”的長途，最易遇到的有兩大難關。其一是“歧路”，倘若墨翟先生，相傳是慟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頭坐下，歇一會，或者睡一覺，於是選一條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其二便是“窮途”了，聽說阮籍先生也大哭而回，我卻也像歧路上的辦法一樣，還是跨進去，在刺叢裏姑且走走……
二，對於社會的戰鬥，我是並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勸別人犧牲什麼之類者就為此。歐戰的時候，最重“壕塹戰”，戰士伏在壕中，有時吸煙，也唱歌，打紙牌，喝酒，也在壕內開美術展覽會，但有時忽向敵人開他幾槍。中國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喪命，這種戰法是必要的罷。但恐怕也有時會迫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這時候，沒有法子，就短兵相接。
總結起來，我自己對於苦悶的辦法，是專與苦痛搗亂。將無賴手段當作勝利，硬唱凱歌，算是樂趣，這或者就是糖罷……魯迅當天的複信，許廣平兩天以後才收到。她從信封裏抽出印著紅線的箋紙，看了第一行的“廣平兄”的稱呼，看了全信清清楚楚用毛筆寫的詳細懇切的半訓半導的內容，隻覺得心裏有一種莫名的激動……
她反複讀信，不知道該怎樣回複才好。對於這種心情，她仿佛已經清楚，可是推究起來卻又十分模糊……
從天津到北京，追求的隻是一個目標：知識和真理。在一片幹裂的心田裏，有哪一位師長，曾經沛然降落過為她所需要的甘霖？隻有魯迅先生。他雖然上的是小說史課，於社會仍然有剴切的批評，像他的文字一樣。但是，聽講的機會實在太少了，一周之內才隻有一個鍾頭！出於內心的這種親近的企求，上課時，她便偷偷地把他的肖像速寫下來……
給先生寫信，曾幾番躊躇，然後才做出決定的。事情雖然與同鄉同學林卓鳳商量過，寫好以後也曾給她看過，但是在寄出之前所添加的一段話，即關於在學生二字上應不應加一“女”字的議論，顯然透露了個中的一點情愫。
有了先生的此番答複，這回寫信時，她也就款款地說了：“十三早得到先生的一封信，我不解；何以同在京城內而郵政的交通要阻隔到前後三天之久；我更不解，何以巧巧的也隔前後三天（13—15），我才能拿起這管筆陳述我的所要說的話，而於我讀來信三天中給我感應最深時，乃不能寫得隻字於片紙中。”在辯說“兄”字的稱呼妥當與否時，她寫道：“先生之意何居？弟子烏得而知也。不曰‘同學’不曰‘弟’而曰‘兄’，遊戲歟——遊戲歟？此魯迅先生之所以為‘魯迅先生’吾師也歟！？”從此以後，她在通信中也都常常在稱呼和具名上鬧點小花樣，借以戲謔未免太嚴肅了的先生。
一連幾封信，許廣平都談了教育問題，自然還有對於社會人生的看法。26日晚間，她向先生報告了自己單獨進行的“個人的驅羊運動”。
18日，她用“持平”的筆名在《婦女周刊》發表了《北京女界一部分問題》一文；兩天後，又以“正言”為筆名，在《京副》發表題為《評現代評論〈女師大的學潮〉》的文章，批駁了自稱“局外人”的關於風潮是“有人在那裏主使”的荒謬論點。風潮初起時，由於懷疑“各有複雜的背景”，她曾袖手作壁上觀；及見群情低落，楊蔭榆及其擁護者飛揚跋扈，不由得挺身而出，施以總攻擊了。她認為，女師大問題不是一個孤立的問題，而是社會問題，因此必須再接再厲，繼續鬥爭，用“鐵血”換取勝利和幸福。
早在天津女子師範學校讀書時，她已經是學潮中有名的活躍分子。五四運動後，該校學生領袖鄧穎超、郭隆真等聯合其他女校，成立天津女界愛國同誌會。她加入了這個組織，並任會刊《醒世周刊》編輯。此外，她還積極參加抵製日貨的愛國活動，以及各種演講宣傳。這樣一個富有頭腦和熱血的青年，一旦置身於鬥爭的漩渦，怎麼可能甘於寂寞呢？
可是，當她回首往事，舉目四顧時，卻不禁發出知音難遇的慨歎。
在信裏，她這樣寫道：“今日青年，尚複何望！！？暗沉沉天日無光，慘淡之神州陸沉。同誌同誌！天壤何處尋？……”由於魯迅的前信有“正在準備破壞者，目下也仿佛有人”的話，所以使她狂喜萬分，當即表示：“願作個誓死不二的‘馬前卒’忠於一種我以為對的主義之下，不管這團體是直接間接，成立與未？總之建設與努力，學生是仰望於先生，尤其願得作一個‘馬前卒’以衝鋒陷陣，小嘍囉雖然沒大用，也不防令他搖幾下旗子！”
對於教育，魯迅開始就向她表示過自己的意見，以為和政治狀態及社會情形相關。他說：“現在的所謂教育，世界上無論那一國，其實都不過是製造許多適應環境的機器的方法罷了，要適如其分，發展各各的個性，這時候還未到來，也料不定將來究竟可有這樣的時候。”在他看來，中國社會就像“一隻黑色的染缸”，無論加進什麼新東西，結果都變成漆黑。染缸不打破，中國是沒有希望的。直至現在，他仍然認為，“此後最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否則，無論是專製，是共和，是什麼什麼，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
許廣平對魯迅表示說：“先生自己也仍以悲觀作‘不悲觀’，以無可為作‘可為’仍自往前的走去，這種精神學生是應當效法的。”
有多少人能夠這樣理解自己呢？雖然隻是通信幾回，魯迅已經多少有一種知己之感了。然而，說到要做自己的“馬前卒”，卻是萬萬不能的。這個問題，其實不是早就向她作了說明的嗎？以自己的失望、多疑、世故，根本不是那種做領導的材料，為什麼她總是要說呢？他認為有必要說得明白一些，以便打消她對自己的幻想。他說：希望我做點什麼事的人，頗有幾個了，但我自己知道，是不行的。凡做領導的人，一須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細，一仔細，即多疑慮，不易勇往直前；二須不惜用犧牲，而我最不願使別人做犧牲（這其實還是革命以前的種種事情的刺激的結果），也就不能有大局麵。所以，其結果，終於不外乎用空論來發牢騷，印一通書籍雜誌。你如果也要發牢騷，請來幫我們，倘曰“馬前卒”，則吾豈敢，因為我實無馬，坐在人力車上，已經是闊氣的時候了。許廣平第一次反駁了魯迅。
她認為，領導的人隻須用“仔細”的觀察處置調劑“勇猛”分子即可，而本身未必一定須“勇猛”的。同時，她也不同意魯迅的“犧牲”說，因為這一麵是犧牲，對於另一麵來說就是建設，隻是觀察點的不同。前信所以有“馬前卒”之請，是自己願意做出犧牲的緣故，為什麼不可以接受呢？寫信至此，她再次表示了追隨魯迅的決心：“現在先生既不馬而車，那麼我就做那十二三歲的小孩子跟在車後推著走，盡我一點小氣力吧！”
在這一點上，學生真是“韌”得可以。
由於許廣平在信中把魯迅和孫中山一並論列，而且都落到“無拳無勇”四個字上麵，對魯迅的某個戰略思想的形成有著很大的啟發。
作為創造民國的第一人，孫中山站出世間來就是革命，失敗了還是革命；尤其難得的是，中華民國成立之後，也沒有滿足過，安逸過，仍然不懈地堅持了革命的工作。“革命尚未成功，同誌仍須努力”，就是他的遺言。當他完成了生命的全程以後，對他的品質，思想，事業，就有了更清楚的了解了。《京報》有一條新聞，曾經深刻地感動過魯迅，說是當西醫已經宣告無效的時候，有人主張孫中山服用中藥，但他不讚成，以為中國的藥物固然也有有效的，但是缺乏科學的診斷。不能診斷，如何用藥？於是決定不服用了。魯迅以為，他對於自己的生命始終懷有這樣分明的理智和堅定的意誌，是很可佩服的。
正是這樣一個永遠的革命者，當他於3月間在北京病逝時，惹動一群蒼蠅般的論客如梁啟超之流，對他實行各種誣蔑和詆毀。為此，魯迅寫下《戰士和蒼蠅》，斷言“完美的蒼蠅”總不會超過“有缺點的戰士”，捍衛孫中山和他的戰友的事業。
北方軍閥及其走狗文人的攻擊，使魯迅在感情上必然地傾向於南方革命政府。長期以來，魯迅一直執著於思想革命，因此對武裝革命的意義估計不足。收到許廣平的來信以後，他認真反省和調整了自己的思想，第一次以明確的語言符號記錄下關於改造中國的最新結論。信中，他不無感慨地說：“改革最快的還是火與劍，孫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國還是如此者，最大原因還在他沒有黨軍，因此不能不遷就有武力的別人。近幾年似乎他們也覺悟了，開起軍官學校來，惜已太晚。”
由於政府的壓迫，魯迅近期時有“宣傳”無效的想法，現在覺得也不盡然。鑒於前車，充實黨人實力確乎是第一要圖，但各種言動，仍然可以作為輔佐力量而存在。有了這樣的認識以後，他也不會輕視自己的工作，而是把攻擊傳統的思想習慣繼續當成神聖的使命來進行。他有一種計劃，先前攻擊的是舊黨，現在還要攻擊青年，並且還得準備“鑽網”的法子，——他對於改革的前途是懷有充分的警覺的。這些攻打病根的工作，他知道即使有效，也恐很遲，甚至懷疑自己生前不會看見，但是還是不想放手，不能放手，且要尋找握有反抗和攻擊的筆的人們，聯合起來一試。一麵覺得可為，一麵又覺得無聊，他對自己的暮氣很不滿。
他轉而問許廣平：“小鬼年輕，當然是有銳氣的，可有更好，更有聊的法子嗎？”
在具名“小鬼”的複信裏，許廣平果然說了一個“有聊的法子”，就是：暗殺！
她同魯迅一樣，出生於一個敗落的官宦之家，女性的地位和家庭的困境培養起她的叛逆性格。她以大哭拒絕纏足，以機智爭得跟男孩子一起用藍青官話讀書的資格，還曾以死反抗過包辦婚姻。從小時候起，她便接受了兄長的自由民主思想的影響，是《平民報》和《婦女周刊》的熱心讀者之一。與世家兒女不同，她不穿綢衣，不戴耳環，不塗脂粉，誌在移風易俗，除舊布新；又好讀飛簷走壁、朱家郭解、扶弱鋤強的故事，幻想習得劍術，以除盡天下不平事。在袁世凱竊國稱帝時，她認為這是為國效命的機會了，於是私自給一位女革命者寫信，希望能夠投入到反袁鬥爭中去，隻因不慎泄密，遭到家人的阻撓，以致成為平生的一大憾事。
她告訴魯迅：“火與劍”的說法自然是不錯的，然而太慢了，何況頭腦較新的軍人也未必有大建設！因此，她極想物色若幹同誌，暗中進行“博浪一擊”。
信中說：“仗三寸劍，殺萬人頭，飲千盞血，然後仰天長嘯，伏劍而殉，雖碌碌諸子，或且不足汙吾之劍，然以此三數人之犧牲，足以寒賊膽使有所畏而不敢妄為！然後迫得他不敢不稍從民意，此時再起而聯絡國中軍民各界，昭以大義，振以利害，加以輿論鼓吹，緩急先後或取於此。”字裏行間，的確很有一股豪氣！
說實在話，這樣的犧牲精神和俠義性格，是魯迅所欣賞的，但是冒險方式卻絕不足取。“博浪一擊”，還是秦天下，即使代之以漢還是秦法，算得了什麼好法子呢？民國的一些先烈，其中還有些為自己所認識的人，以暗殺白白做了犧牲，至今思之憮然。魯迅知道，他自己還有一個“死症”：雖然常常煽動青年冒險，但有相識的人，卻又怕見他的冒險。這時候，他不能不把這一層意思直白說出：我覺得“小鬼”的“苦悶”的原因是在“性急”。在進取的國民中，性急是好的，但生在麻木如中國的地方，卻容易吃虧，縱使如何犧牲，也無非毀滅自己，於國度沒有影響。……要治這麻木狀態的國度，隻有一法，就是“韌”，也就是“鍥而不舍”。逐漸的做一點，總不肯休，不至於比“輕於一擲”無效的……4月12日，許廣平約同林卓鳳一起，第一次來到西三條。從此，魯迅家裏便成了她經常來往的地方。在這裏，除了聆聽魯迅的教誨以外，還可以無拘束地提出各種各樣的問題，談天，說笑話，或者孩子似的和同學們一起分吃主人的糖果，搶走他桌麵上的小擺設。
對他們師生兩人來說，這一天揭開了關係史上簇新的一頁。此後的通訊，雖然一樣地談政治，談教育，談職業，談“假名”，談社會人生種種，卻多出一份深情，一份夢幻，一份愉悅，明顯地帶上“情書”的性質。
16日晚，許廣平在信中把魯迅的“老虎尾巴”稱作“秘密窩”。信的開頭，是一段聲色俱佳的文字：“‘秘密窩’居然探險（？）過了！歸來的印象，覺得在熄滅了的紅血的燈光，而默坐在那間全部的一麵滿鑲玻璃的室中時，偶然出神地聽聽雨聲的滴答，看看月光的幽寂；在棗樹發葉結果的時候，領略它風動葉聲的沙沙和打下熟棗的勃勃，再四時不絕的‘個多個多’！‘戈戈戈戈戈’的雞聲，晨夕之間，或者負手在這小天地中徘徊俯仰，這其中定有一番趣味，是味為何？——在絲絲的濃煙卷中曲折的傳入無窮的空際，升騰，分散，是消滅！？是存在！？……”
結合訪問的印象，她懸想起魯迅夜間工作的情景，內心不禁充盈著一種隱秘的喜悅。
魯迅隨即給調皮的學生出了一道試題，儼然師訓，問：“我所坐的有玻璃窗的房子的屋頂，似什麼樣子的？後園已經去過，應該可以看見這個，仰即答複可也！”
許廣平答曰：“那‘秘密窩’的屋頂大體是平平的，暗黑色的，這是和保存國粹一樣，帶有舊式的建築法，在畫學中美的研究，天——屋頂——是淺色的，地是深色的，如此才是適合，否則天地混亂，呈不安的現象，在‘秘密窩’中，也可以說呈神秘的苦悶的象征……”
完後，她也出了一道考題，這回自然要讓先生當學生。“問曰：我們教室天花板的中央有點什麼？如果答電燈，就連六分也不給，如果俟星期一臨時預備夾帶，然後交卷，那就更該處罰（？）了！其實這題目甚平常而且熟習，不如探險那麼生硬，該可不費力吧！敢請明教可也！”
沒法子，魯迅隻好交白卷，說，“這次試驗，我卻可以自認失敗，因為我過於大意，以為廣平少爺未必如此‘細心’，題目出得太容易了。現在也隻好任憑占卦抽簽，不再辯論，裝作舌頭已經割去之狀。……”
然而繳械還不行，許廣平窮追不舍，抓住“少爺”的稱號，自稱“老人”，倚老賣老道：“加以‘少爺’二字於老人身上呢，要知道，叫老人為‘小姐’，自然免不了辱沒清白，但是尊之為‘少爺’，也覺不得是榮幸的，現時所急需的，就是注重在一撇一捺上打地基，如其舍去了空間呢！自然地基在拋棄之列，那時人們都覺得地基的齷齪範圍的可厭了！那麼就大家一同毀滅這地基自然更好，現在呢！這地基姑且算是橋梁舟車之類的過渡品吧！至於紅鞋綠襪，滿臉油粉氣的時裝‘少爺’我還是希望‘避之則吉’，先生何苦強人所難，硬派他做個老萊子七十戲彩呢！”
魯迅說：“試驗題目出得太容易了，自然也算得我的失策，然而也未始沒有補救之法的。其法即稱之為‘少爺’，刺之以‘細心’，則效力之大，也抵得記大過二次，現在果然慷慨激昂的來‘力爭’了，而且寫至九行之多，可見費力不少。我的報複計劃，總算已經達到了一部分，‘少爺’之稱，姑且準其取消吧。”
最後的徒手反擊非常有力。他簡直以勝利者和仲裁者的雙重身份，宣告結束這場遷延旬日的筆戰。
世界上的文字，未必一定是寫給所有的人看的，有時候讀者也可以少到一個人：愛人、朋友或自己。這類文字，對大眾來說可以是無聊的，但對個人來說卻都是“有聊”的；寫法也許稱得上平直散漫無技巧，但也惟其如此，才見得出質樸的形式美。與許廣平的通信，使我們在人間最勇敢最頑強的戰士的身上，同時發現了最溫柔的微笑。
據說，愛情的最高形態是靈與肉的結合。靈魂的發現，並不僅僅在於彼此在性格和品質方麵的認同，共同追求的事業才是真正的契合點。如果這事業同人類社會的命運息息相關，那麼，愛情就會找到最穩固的基礎和最大的動力。
正是共同的鬥爭成了他們的媒介物，魯迅與許廣平，這對年齡差距十八歲的師生終於在人生的道路上攜起手來了。
愛情，別一種火焰。當它一旦燃燒起來以後，便如同鬥爭的火焰一樣熾烈而美麗。
65在《莽原》周圍
《語絲》雖然力圖表現出反抗的精神，慢慢地，卻有了疲勞的顏色了。《現代評論》的小圈子不是魯迅願意涉足的，其中多是名人，可是灰色的調子很明顯。《京報》的有些周刊多載關於花草或旦角之類，已入於無聊庸俗一流了。於3月間創刊的《猛進周刊》倒不失其勇，而談論新聞政治的文字卻又太多。北京的出版物，屈指數來，使魯迅真正滿意的似乎還沒有。
他這個人，生來是不會聽命於人的。作為文藝運動的戰略家，他的工作必然帶有開拓的性質。這時候，一個新的計劃在他的心裏醞釀成熟了，就是：由自己著手辦一種刊物，作為《猛進》的友軍。
設想中的刊物，當然不能等同於《語絲》。他認為，最大的特點應當是，把青年的力量擺到首要的位置上。無論編者和作者，都必須是青年。青年單純、熱情、敏銳、大膽，沒有太多的人際糾葛和精神負累，因此戰鬥起來也就無所顧忌，不易妥協。雖然，其中也有保守分子，但世界的新銳力量，畢竟隻能在這部分人中間尋找。在北大，前些年支持新潮社和春光社，基本上是出於這種動機，隻是那時候，培養文學新人的成分要更多一些。現在，白話文學基本上取得了對複古派的勝利，比起思想革命的任務，製作一些小說詩歌之類，實在已經算不得很急迫的事情了。所以，應當有更多的刊物起來，造成戰線，開展文明批評和社會批評。
他曾給《猛進》的主編徐旭生寫信說：“現在的各種小周刊，雖然量少力微，卻是小集團或單身的短兵戰，在黑暗中，時見匕首的閃光，使同類者知道也還有誰還在襲擊古老堅固的堡壘，較之看見浩大而灰色的軍容，或者反可以會心一笑。”那麼，未來的刊物自然也不必求大，而以類似的“小周刊”為宜。
4月11日夜間，魯迅買酒邀高長虹、向培良、荊有麟、章衣萍五人共飲，大醉方休。他難得這般暢快地喝酒；平時醉酒，幾乎都是趕上極苦悶的時候。正是在這次酒會上，他們共同決定了一個刊物的命運，從而使魯迅的設想現實化了。
《莽原》誕生了！
事情的進行本來沒有這麼快。當它還隻是一種計劃的時候，有人向邵飄萍透露了消息，他就立即把廣告給登了出來，並且誇大得厲害。報人的手眼來得特別快，這使魯迅非常氣惱。第二天，他草擬了另外一份廣告，硬令登載，且不許改動。邵飄萍添了幾句不相幹的按語，便一同發表了。
魯迅在預告中這樣表明刊物的宗旨：“總期率性而言，憑心立論，忠於現世，望彼將來。”不管“將來”是否有這麼大的誘惑力，他總是喜歡使用它。
邵飄萍為了改革《京報》，擴大它的影響，除聘請孫伏園主編副刊外，還請各文學團體和學術團體代編了一些周刊或半月刊，隨《京報》附送，廣告說明，由魯迅編輯的刊物，將取代原來的《圖畫》周刊，作為《京報》的第五種周刊，於每星期五出版。
刊物的名目叫“莽原”，也是采用《語絲》的辦法，從字典上隨手翻撿得來。報頭是找一個八歲的孩子寫的。魯迅十分喜歡那歪歪扭扭的筆跡，而以幼稚為佳兆。“莽原”二字也不錯，有大曠野的精神，意義比《語絲》要好得多。
為了對外聯絡的需要，他們把荊有麟在西城的住址定為莽原社的社址。其實，除了辦刊前的那次酒會外，莽原社並無其他集會和任何組織章程。他們是散漫的一群，不需要什麼紀律之類的約束。自由結合才是重要的原則。魯迅被推舉為編輯，隻是出於思想的凝聚力，比起他們，顯得更為老練和能幹而已。
《莽原》出版不久，向培良往河南辦報去了，章衣萍平時又不大做文章，所以具體的編務和撰稿工作，主要落到魯迅、高長虹、荊有麟三人身上。
高長虹出身於山西的一個破落的書香門第。他從小養成孤僻和反抗的性格，敢於叛逆自己的封建家庭。辛亥革命勝利後，他在教員們的嚴厲監視下剪掉了辮子。十五歲時，父親要他到天津報考法律學校，遭到他的斷然拒絕。可是，他卻服從了祖父之命，跟一個沒有文化而且纏足的鄉下女子結了婚，更不幸的是接著有了一個令他終生眷戀的孩子。袁世凱複辟稱帝時，他還在中學讀書，偏不肯參加學政界開提燈會的勸進活動，還寫了一首《提燈行》的詩，對山西的複辟勢力加以痛斥。這樣，他當然要受到學校當局的壓迫，不得已逃離太原，回到孟縣老家。
1924年下半年，高長虹離開山西，來到北京。在一條僻靜的胡同裏，他創辦了《狂飆月刊》；在這以後，又創辦了兩種周刊：《世界語周刊》和《狂飆》周刊，積極從事“狂飆運動”。
10月初，他帶了兩期《狂飆月刊》和一首新詩《離魂曲》，拜會了孫伏園，他表示希望得到支持，使詩作能在《晨副》發表，並且談了爭取出國深造的打算。孫伏園熱情地接待了他，願意給予資助。但不久，孫伏園辭去了《晨副》的職務，《離魂曲》不能發表，他的出國計劃也便隨之落空了。
當孫伏園起手辦《京副》的時候，高長虹再次訪問了他。他告訴高長虹說，前些天跟魯迅、王品清等一起吃飯時，魯迅曾經問起“長虹”是誰；接著，大家打聽魯迅對《狂飆周刊》的印象，魯迅回答說是好的。
高長虹聽到這個消息，精神極為振奮，決定找機會拜訪魯迅。
是將近歲暮的大風的夜晚，高長虹第一次來到西三條，攜著他編輯的幾份《狂飆》。
據高長虹後來的回憶，這一次，魯迅的精神特別奮發，態度特別誠懇，言談特別坦率。此時，魯迅正在《語絲》上發表“野草”係列，長虹則在《狂飆》上發表“幻想與做夢”。對於“野草”，長虹十分驚異於它的深邃，意象與辭采。談起這方麵的創作來，魯迅說：“‘幻想與做夢’光明多了！”這句話留給長虹的印象相當深刻。但是，長虹也畢竟體會到了彼此思想的不同，覺得同《工人綏惠略夫》中的亞拉藉夫與綏惠略夫會麵時的情形相仿佛。
高長虹以綏惠略夫自況，亞拉藉夫自然是魯迅了。可是到了後來，魯迅卻被詛咒為“無靈魂”，“倒臥在青年腳下的絆腳石”，“用搗鬼與造謠而假裝其若有權威者”；而亞拉藉夫則始終是“理想家”，“為愛做了犧牲”。這是很有戲劇意味的。
也許如高長虹感覺的那樣，魯迅是一個“直覺力很好的人”。他幾乎一開始就確定高長虹是安那其主義者，因此談起話來，多有意見不合的地方。高長虹有才氣，很能作文章，至於文章的晦澀難解倒在其次，藝術這東西也不必一定求同。重要的是不失為舊軌道的破壞者。在反對帝國主義、北洋軍閥和研究係，批判傳統的文化觀念，改造國民性，提倡世界語等方麵，彼此大的方向還是頗為一致的。至於有點驕傲，魯迅想，青年人大約總是難免的吧？但也不要求之太苛；他還在發展的途中，誰能估計他將來不會改掉這些呢……
對於《莽原》的工作，高長虹是肯幹而且能幹的。不論個人事務如何繁忙，也不論刮風還是下雨，他總是在刊物截稿的前一天將稿子送去。《莽原》幾乎每期都有他的作品，有時甚至同期刊登好幾篇。此外，他還約請了尚鉞、高沐鴻等人撰稿，擴充刊物的實力。
《莽原》的出版，是沒有編輯費和稿費的。魯迅知道高長虹困難，所以特地關照出版者，破例每月單獨付給他十元左右的酬金。在魯迅個人，也會送給他一些書籍，或者資助他一點旅費。總之，應當設法保證一個人最起碼的生活條件。人是要反抗的，而生活總是寧靜些為好。
作為莽原社同人，魯迅與高長虹之間的來往頗為親密。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內，兩人會麵不下一百次。高長虹經常是一個人到魯迅的家裏來，隻是魯迅不知道，暗暗地，他竟也愛上了許廣平。
尚鉞原來是魯迅所熟悉的學生，隻是沒有直接交往過，他第一次到西三條，是由高長虹陪同前往的。
有一次，嚴重的氣管炎剛剛好轉，尚鉞便帶著在病中寫的幾篇短稿，一個人跑到魯迅家裏去。經過這次造訪，對於魯迅，便不複有先前的敬畏之感了。
魯迅早已得悉他臥病的消息，所以他一進門，便馬上問起疾病的情況。尚鉞仔細地訴述了在氣管炎以後，又得神經衰弱症時，魯迅安慰他說“研究文學的人，最易患神經衰弱，以後隻要不再深夜讀書寫稿子，也許會好起來。這一回，你恐怕是受了氣管炎的影響，需要充分的休整。我有一個治神經衰弱的方子，曾經試驗有效的，你買來試試看。”說著，開了一個藥方，又從抽鬥中取出三塊錢交給尚鉞，叮囑道：“大病才好是不宜多走路的，還是坐車吧，大概有三塊錢也就差不多了。”
不久，輪到魯迅病了，雖然他常說自己不會生病。星期五的下午，尚鉞到北大一院上課，看見魯迅請病假的條子，下課立即趕到高長虹那兒，探聽了病情以後，徑直跑到西三條裏來。
魯迅正端坐在書桌前，靜靜地看稿。
尚鉞走進屋內，很注意看他的麵孔，發現那臉色比平日紅潤了許多，眼皮卻有些微腫，該不是發燒的現象吧？問起魯迅，他卻說：“沒什麼，大約是感冒，休息兩天便會好的。”
“先生怎麼不休息呢？”
魯迅沉吟了一下，摩挲著手頭的樣稿說：“這是這一期《莽原》的校樣，前天就拿來了，直到今天我還沒有動手。”
“讓我和長虹兩個校對好了，先生多休息兩天。”尚鉞取過樣稿，自告奮勇地說。
魯迅又從桌麵上取出一疊原稿交給尚鉞，說：“好吧。仔細一點。要知道文章上的爭執，常常因為一個字的錯誤，引起很大的誤解。”停頓了一下，才又微笑著說，“校對和創作的責任是一樣重大的。”
尚鉞一麵點頭回答，一麵打開樣稿來看，發現頭一篇就是自己的，而第一頁已經校對完了。魯迅湊過來說：“這一頁已經校對過了，你沒有校對過吧？有錯誤就照著這樣子改。……不過，最好明天能校完。”
尚鉞從來不曾校對過，看見這個校樣，心裏非常不安。現在，他才知道自己的潦草字體是怎樣地令先生煩惱，消磨著先生的寶貴的時間和生命。而先生呢？卻從來未曾要求他把字體寫工整，或者重抄一遍稿子。
“先生早就應該叫我把稿子重抄一遍的。”尚鉞赧然地說。
“青年總有一個時期要草率一點的，”魯迅笑道，“如果預先規定了一種格式或一種字體來寫，恐怕許多好文章都寫不出來，要消滅到格式和字體中去了。目前的問題，隻是寫，能寫，能多寫就好。”
這時，尚鉞忽然記起前不久許多朋友在這裏閑談的情景來。
魯迅曾經幽默地提出稿子字體的比較問題，並且隨手拿出在座許多人最近的稿子來排名次。大家跟他開玩笑，都說他的字體要列入最壞的等級，他就笑著指著尚鉞，提出抗議說：“還有他的，我的還不能列到最劣等。”大家聽了大笑，一致承認了他的看法……
當時，尚鉞隻當先生說笑，所以並沒有引起注意，現在看了校樣，才深深地感覺著罪過。
第二天，他把校完的樣稿送給魯迅。魯迅接過以後，又按照原稿找出幾個錯字來，溫和地說：“你昨天走後，我忽然想起這幾個錯字來。我雖然在頂上點出來，但並未改。本來是想等作者來，問一問是否有特別的用意再改的。現在時間來不及了，都給他改正好了。”
事實上，尚鉞校對時並沒有看出錯字，自然連錯字頂部注的小點也沒有看見。這時候，他雖然按照先生的意見一一改正過來，心中卻慚愧萬分：自己太不負責任了！而先生為了使自己認識錯誤而又不傷害一個青年人的自尊心，卻是曲折婉轉地繞盡了圈子！……
接著，魯迅從校對問題談到創作的態度。他說，無論創作或翻譯，都同校對一樣必須十分精細，此外並無竅門。
尚鉞笑著說了一句：“霹靂火秦明要是也來寫小說，做翻譯或者當校對，一定要失敗的。”
魯迅抓住這個機會，隨即提出“忍耐”兩個字。尚鉞覺得，好像這是特意針對自己說的，因為先生曾經幾次提到過自己性情急躁的毛病，於是懷著感激，仔細地聆聽他就這兩個字所做的出色的發揮。
他說，無論創作長篇或短篇，第一個問題當然是思想，而能使思想充分表達的便是“忍耐”。忍耐是一個鍛煉的過程。隻有忍耐，才能對問題或材料有著敏銳的觀察和周詳的思考；隻有忍耐，才能深入開掘，由皮膚直進入到血肉裏邊去；也隻有忍耐才能使浮遊在意識中的字句，恰當地運用到人物的動作、背景和情感表現上麵。如果作者缺少了深切忍耐的功夫，人物便會出現二重或多重人格的分裂現象，嚴重的，還會因作者的複雜經驗而互相對立起來，比辜鴻銘在北大講皇恩更加使人感覺不調和。這樣，一篇作品的全貌，便因一句一字而使人感到滅裂了。文字雖然是小缺點，影響卻是很大的。
他一麵說，一麵在尚鉞過去的作品中舉例說明，最後懇切地鼓勵說：“你有你的特殊作風，隻要努力，這些小障礙是不難克服的，現在，你已經比寫《黎明》那時候進步得多了。”
尚鉞告辭出來，頓然覺得世界光明了許多。一個從來不曾感受到人間的摯愛而為苦悶和孤獨困擾著的青年，一旦受到一位他所敬愛的長輩的充滿期望的撫弄，他的心，便由於某種自信的啟示而突然變得平靜起來，一如無風的春水。過去所經曆過的一切，此際都如遊絲一般在上麵浮動：破敗的家庭，學校，朋友，時時的夢想……隻是刹那間換了一種顏色，沐浴在一片清朗的陽光之中了……
夜飯過後，幾個青年朋友在老虎尾巴小聚，談關於《莽原》的問題。
魯迅說，外來的稿件並不少，可惜大多都屬“言中無物”之類；隻要言中有物，即使文字技巧差一點，也當非常歡迎的。因為《莽原》本身，就並不是什麼“純文藝”或具有什麼崇高水準的刊物。
但有一點，大家的觀點同魯迅是一致的，對於“脂粉骷髏”式的小說或散文，以及“祖母教訓”式的新詩，即使作者的名望很大，也不得不表示奉還的歉意。《莽原》所追求的不是什麼優美與空靈，如果不能保持它的粗糙潑辣的青年態度，它也就失去存在的意義了。
“名氣”這東西是不能照顧的。魯迅談著，順便提出一位發表過很多文字的作家來。
這位作家第一次投稿當然使用原名，看罷之後，魯迅認為不必借重，便把稿子退回去了。不久，他變了名字，又投來了一篇。魯迅認定稿子是他做的，但是為了他的熱心，不得不多看幾遍，結果還是決定：《莽原》不需要這種“光榮”。
接著，大家便把這位作家擱到一邊，由文學家的問題胡亂扯開去。從托爾斯泰到高爾基，從西洋文學到林紓，還有文學史上的各種軼事趣聞，談得津津有味，尚鉞向魯迅提出問題說：
“文學史上許多文學家為什麼大多都要前一輩的老文學家來提拔？好像拔蘿卜一樣，即使拔起來，許多根須都被拔斷了，就算被拔出頭也很痛苦嗬。”
這個比喻精彩極了。大家深有同感，好像每個人一下子都變成了蘿卜；而魯迅，正是一個專拔蘿卜的人。他帶病給長虹校稿，直至咯血也不肯休息。荊有麟的稿子，發表前必定經他過目與修正，甚至有時候想不出的字詞，也都空出格子來由他代為填寫。他很欣賞朱大枬，連續發表他的作品，可是在文壇上，有誰會認識這個十八歲的小青年呢？……
魯迅笑著回答：“蘿卜所以要拔，還是因為他有塊莖，如果沒有這點塊莖，”他說著，雙手向上一提，做出拔蘿卜的樣子說，“像那位作家一樣，提起來隻是像所有的草一樣的一點細根，誰又肯費這個氣力？”
這時候，座中又有一個發問道：“像林紓有那樣的文字技術，為什麼不創作幾本中國名作，而偏偏去做西洋名作呢？”
魯迅幽默地說：“如果沒有一個‘西洋通’做助手，給他設計取材，恐怕林先生做的西洋名著也很難出版，至於這些名著的作者是誰？還得有‘考古癖’的人去研究一下。”
突然，女工拿著一張名片走進來。魯迅一看，立刻把片子交回給她：“說我不在家。”
他繼續說道：“林先生所以要做這些西洋名著，大概是想到了什麼危言，才連帶想到利用某些中國人自庚子以後的崇洋心理。”
女工又手擎片子笑著跑進來說：“他說他下午看見先生回來的，有事要見先生。”
魯迅立刻沉下臉來，拿過片子走到門前去，提高了嗓門向女工說：“你再去對他說：我說不在家是對他客氣。”
這人是誰？也許是哪位作家吧？或是別的什麼名人？大家都在猜想。可是，見魯迅回來後改變了臉色，便也沒有誰提出詢問。
魯迅站到窗前，背著大家，沒有說話。
窗外。棗樹傲兀地刺向天空……
《莽原》出版後，立即成為北京青年熱心的讀物。冬芬在《京副》上發表《讀過〈莽原〉》一文，充分說明了它在青年讀者群中的影響。
文章說：“盼望，盼望了好久，有幾個帶著多少呆氣的青年叛徒，揭起竹竿，舉起投槍，對於伶俐地領著柔順的一大群綿羊的聰明人，即是在虛偽、卑賤、微弱和欺詐的中國國民性裏麵抬頭的聰明人，也即是以保守為穩健，以中庸為達道，以泥古為博學，以圓到為得體的聰明人，起了一個大大的反動，或說是打得他們落花流水，最好是斬草除根。我的盼望，如果是一部分有朝氣的青年所共有的話，那末，我要跳躍著告訴他們我的盼望已有了歸宿了！因為思想界的‘梁山泊’已發現在‘首善之區’的北京了，他們那‘沒有什麼宗旨’，‘隻在道出自己’的告白，已開始貼在青年人的心底裏了！簡單一句話，在我們中國的思想界，已有了一夥青年底的叛徒了！他們的頭領，卻不是專愛招降的宋江，那是一個偏愛打人的李逵。你道他們的窠穴是什麼？原來就是我們早已讀到的《莽原》——伏著青年叛徒的《莽原》！他們的頭領是誰，就是被學者罵過的魯迅先生——不愛妥協的魯迅先生。”
隨著魯迅離京，《莽原》解體，周圍的青年開始背叛他。其中，反對最力者就是他最為愛惜的高長虹！
66女師大事件：從旁觀者到參與者
華盛頓會議以後，日本在中國的絕對優勢不複存在，美國的勢力迅速膨脹起來。帝國列強一方麵以利益範圍的形式瓜分中國，一方麵培植地方軍閥，驅使他們繼續進行戰爭。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當吳佩孚在山海關前抵抗奉軍進攻時，突然殺出一匹黑馬。直係將領馮玉祥從熱河前線回師北京，包圍“總統府”，囚禁了曹錕。然而，所有類似的偶然性事件都無法根本改變中國官僚政治的既定格局。北京政變後，各派軍閥請皖係頭子段祺瑞出山，組織“中華民國臨時執政府”。作為臨時總執政，他統攬軍民政務於一身，集中了國會總統和內閣總理的一切權力。就這樣，又一個獨裁專製的政權產生了。
與北方政權相對立，廣東革命政府致力於反對封建軍閥和帝國主義的鬥爭。為了騙取人民的信任，段祺瑞政府曾經邀請孫中山北上，以共圖國事。真正的對話是不可能的。隨著孫中山的病逝，在北京，他所製訂的關於聯俄和國共合作的政策發生了強烈的逆轉。不但蘇聯和共產黨被當作洪水猛獸，連國民黨也被目為“共產”、“赤化”，一例在掃蕩之列。
黑暗的北方。光明的南方。反差色愈來愈明顯。由於國民革命已經在現實中國找到了根據，於是在青年知識界，北京便變得更可詛咒了。
“五七”國恥紀念日。
正當各高校學生為在天安門前召開紀念“五七”國恥和追悼孫中山大會而與警察相衝突，繼而搗毀教育總長章士釗的住宅，造成流血事件的時候，女師大在校內展開了一場惡鬥。
楊蔭榆利用學生紀念國恥的愛國熱情，陰謀布置一個演講會，借機以校長的資格出席主持。學生會成員聞訊後立即加以抵製，派出代表請求總務長吳沆為會議主持人，結果遭到拒絕。於是他們決定：在招待演講者登台的同時，必須阻止楊蔭榆進入會場。執行決議的人員，除許廣平以外，還有劉和珍、鄭德音等一共六人。
早上，大禮堂內外布滿了學生，當楊蔭榆領著幾位演講者一起走進會場時，全場馬上騷動起來，許廣平等迎上去阻攔她，堅持要她退席。在一片噓聲中，楊蔭榆惱羞成怒，大呼警察入校；吳沆等從旁鼓噪，竭力為主子助威。雙方僵持了許久，最後，還是以校長的主動退避而草草收場。
這個結局當然不是楊蔭榆所願意承認的。下午，她在西安飯店設宴招待評議會會員，試圖通過合法的方式，嚴懲聚眾鬧事的學生。晚上便有風聲傳出來說，大約有幾個人要受開除的處分。鑒於這種情況，學生會派出許廣平和劉和珍作為代表，到一位教育係的教員家裏了解情況。這位教員警告說，她們必須切實認錯，不然決沒有回旋的餘地。許廣平說，反對楊蔭榆是全體同學的公意，不是幾個人私下認錯可以解決的。她說得氣憤，以手加頸，表示了至死也不讓步的決心。
9日清早，開除六個學生會職員的布告終於貼出來了！
布告宣稱，許廣平、劉和珍等怙惡不悛，目無規紀，鼓動風潮，敗壞學風，為此經評議會議決開除，“即令出校，以免害群”雲。後來，魯迅據此稱許廣平為“害馬”，連許壽裳和魯瑞也跟著叫這個綽號，隻要見到她，就說：“‘害馬’來哉！”
學生非常氣憤，當天把布告扯了下來，丟在教室講台的地板上，叫楊蔭榆的牙爪找也找不到。學生自治會召開了緊急會議，頒發致評議會諸人的公開信，並鄭重宣布：開除許廣平等人的牌示“自歸無效”！
當晚，許廣平給魯迅寫信道：“在幹柴之下拋一根洋火，自然免不了燃燒。五七那天，章宅的事情，和我校的可算是遙遙相對，同在這種‘整頓學風’主義之下，生命的犧牲，學業的拋棄，誠然是無可再小的小事，這算什麼呢？這總是高壓的時代必有的結果。”她頗以自己為大眾請命而被罪感到自慰，對於鬥爭的前途，多少有一些清醒的估計，說：“我總覺得我的血性還能保持剛生下來的態度，這是我有麵目見師長親友，而師長親友所當為我慶賀的，這種一紙空文的牌示，一校的學籍開除，是益發令我深一層的領悟到漆黑的缸遍處皆是，打破的運動，益發會鼓舞興起，幾千幾萬無量數的麻繩都變成了毒蛇來侵犯纏縛我來到了呀！我是多麼榮幸，在自身得著這種機會，可以試試拿利刃——或者似‘小孩脫衣入虎穴’——來相較量。雖則或者不免於犧牲，然而也不算沒趣，現在教育部重要人員處和本校都接連開了火，也許波濤洶湧，也許消防隊的力量大能夠撲滅這種災情，但是把戲總是有的，無論成與敗……”
她對於個人被開除的確不以為意，信寫到最後，幹脆同魯迅，開起玩笑來了：眼淚之多少呀，胡子之長短呀，大大議論了一通，——真是調皮十足的“小鬼”！
如平靜的蜂房遭到打擊，數日之內，到處是鳴不平的聲音。11日晨間，全體學生在操場召開緊急大會，決定驅逐楊蔭榆出校。楊蔭榆聞訊後，立即逃往女師大附屬學校。這時，大家一致推舉總幹事許廣平為代表，拿封條封閉校長辦公室。隨後，學生會還派人輪流把守，張貼布告，不準楊蔭榆擅自走進校門。
這一天，氣氛相當緊張，有不少學生氣憤得哭了。林卓鳳找到許廣平，問她善後的方法。許廣平說：“被開除幾個人還不算什麼大不了的事情，現在，要緊的是能有幾位說人話的先生……”
下午，學生會散發了《女師大學生自治會懇請本校教員維持校務函》，並派出同學分頭謁見各級主任和職員，請他們站出來主持正義。林卓鳳專程去找魯迅。她想：現在是短兵相接的時候了，先生還能躲在“壕塹”裏不出來嗎？……
對於女師大的風潮，魯迅一直保持緘默。許壽裳與楊蔭榆是一種上下交接的關係，而自己與許壽裳的關係又是眾所周知的。出於由來的潔癖，他不願惹那種無謂的嫌疑。
魯迅認為，理科學生與社會接觸較遠，有什麼苦痛便感覺得遲；文科學生與社會接觸的機會多，稍有苦痛的時候，便立刻感覺出來。所以學校每有風潮，多半是文科學生率先發難。學校當局應當明白這一點，對文科學生寬容一些，與寬容體育選手的功課不很好一樣。但是，在“驅羊運動”之前，楊蔭榆偏偏首先把文科學生革除了。他沒有料到，風潮越鬧越大，竟至於到了開除許廣平等六名自治會職員的地步！這未免欺人太甚了！難道身為一校之長就可以這般驕橫恣肆的？評議員又何許人也？是誰賦予他們如許大的權力？……在他身上，沉潛已久的血液開始湧動起來了。
隻要有壓迫和不幸在周圍發生，逍遙就是卑鄙的。在許廣平等被開除的次日，魯迅沿用《忽然想到》的大題目，寫下了第七篇雜感。
文章除了直接譴責“逞威”的女校長及其幫凶之外，還結合國民性中對於羊顯凶獸相，對於凶獸則顯羊相的“卑怯”的分析，教給青年以正確的戰鬥態度和方法。“要中國得救，”他寫道，“隻要青年們將這兩種性質的古傳用法，反過來一用就夠了：對手如凶獸時就如凶獸，對手如羊時就如羊！那麼，無論什麼魔鬼，就都隻能回到他自己的地獄裏去。”
聽了林卓鳳的訴述，看過自治會的公函，魯迅當即答複：準於明日參加自治會召集的師生聯席會議。
接著，他代表女師大學生草擬了一份《呈教育部文》，曆陳楊蔭榆“屍位素餐，貽害學子”的言行，堅決提出“迅予撤換”的要求。他清楚地知道，楊蔭榆不會一走了之，嚴重的鬥爭還在後頭。作為政府教育部的一名官員，他比全體師生更加了解合法鬥爭的重要性。為了使學生方麵減少不必要的犧牲，不致授人以柄，他認為將情況呈示教育部是十分必要的。當然，他不會不知道教育部對楊蔭榆一流的縱容態度。正如當天他在《編完寫起》所說的那樣，這些大小機關官員本來就是“聯成一氣”的，有什麼可以期望的呢？可惡的是，楊蔭榆動輒打起教育部的旗子，那麼也不妨趁勢將她的劣跡公開。退而言之，就算毫無作用吧，當它開一回玩笑也行！
許廣平也清楚地知道，楊蔭榆這隻“凶獸樣的羊”背有靠山，隻是放著凶獸樣的羊而不驅逐，是她所萬不甘願的。至於那驅逐的結果將如何，她實在沒有把握。讀完魯迅的《編完寫起》，她馬上寫信，向先生表白自己的“羊獸觀”：群眾不足恃，聰明人太多，公理敵不過強權，“鍥而不舍”的秘訣反為強權者所寶用。結末，詛咒自身，詛咒環境，心情十分激切。
收到“小鬼”的來信，魯迅照例發了一通感慨。女師大風潮，使他又一次想起前兩三年被北大開除的馮省三，心中不免悲憤。群眾嗎？他想，將來總不過如此的罷！至於公理，同樣和事之成敗無關。女師大教員不少，可是，除了暗中活動之鬼，哪裏有站出來說話的人？
“我現在愈加相信說話和弄筆的都是不中用的人，無論你說話如何有理，文章如何動人，都是空的。他們即使怎樣無理，事實上卻著著得勝。”寫到這裏，筆端凝然不動了。他突然覺得不應當這樣寫，自己是不是太孱弱了些呢？他甚至懷疑這就是他所常稱的所謂“卑怯”，於是筆鋒一轉，寫道：“然而，世界豈真不過如此而已嗎？我還要反抗，試他一試。”
聽說學校當局有打電報給學生的家長或保證人，將她們領出學校的舉動，他認為這樣的手段太毒辣了，於是告訴“小鬼”：在教員中間應該有一番宣言，說明事件的真相，即使由幾個人聯名也可以。如果沒有一個教員肯負這麼一點責任，即使將來校長走了，學籍也恢複了，學生又能從這類教員的身上學到些什麼呢！……
關於宣言的構想，同呈文一樣，對女師大鬥爭的整個進程來說，意義是重大的。
當魯迅決心介入女師大事件時起就不隻是以一名戰士的身份出現。他是一名領導者，雖然並非自始至終都站在前台，叱吒風雲。他是在鬥爭的關鍵時刻來到學生中間的。在壓力麵前，他主動承擔來自政府機關和社會輿論這一最沉重的部分；在戰鬥者中間，他又是最了解鬥爭全局的一人。
他曾經說過：自己做事太仔細，又怕犧牲別人，因而夠不上做領導的資格；其實在中國，作為領袖人物所最需要的不正是這樣的品格嗎？
21日。學校當局和學生自治會分別召集了會議。空氣陡然緊張起來了。
下午4點半鍾，魯迅按照自治會關於召開校務維持會的通知，從家裏來到了女師大。走進教員休息室，出乎意料的是，除了校役以外，那裏早有兩位教員坐著了。
他也就在他們旁邊坐了下來。
“先生的意思以為這事情怎樣呢？”其中一位不相識的教員在招呼之後，麵向他問道。
“你問的是我個人的意見嗎？”他說，“我個人的意見，是反對楊先生的辦法的……”
他還沒說完，就見那教員向旁搖了一搖頭，但還是繼續說了下去：“就是開除學生的處罰太嚴了。否則……”
“嗡嗡。”教員不耐煩的點頭。
遇上點頭他就默然了，於是探手進布袍的袋裏摸出一支“哈德門”來，點起火便吸。
“最好是給這事情冷一冷……”不知怎的，那人又開始說話了。
他簡直有點討厭似的點頭道：“嗡嗡。等著瞧吧。”
就在點火的當兒，他突然瞥見座前有一張印刷品，那裏寫道：……第用學生自治會名義，指揮講師職員，召集校務維持討論會……本校素遵部章，無此學製，亦無此辦法，根本上不能成立。……而自鬧潮以來……不能不籌正當方法，又有其他校務進行，亦待大家議決，茲定於（月之二十一日）下午七時，由校特請全體主任專任教員評議會會員在太平湖飯店開校務緊急會議，解決種種重要問題。務懇大駕蒞監，無任盼禱！署名是“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這些有權勢者，總是把自己說成是全體的代表，真是無恥之尤！評議會和自治會，哪一個更能代表學校呢？他們居然有臉說“正當方法”！恣意開除學生是“正當”的嗎？設宴收買教員是“正當”的嗎？明令不準學生召集會議也是“正當”的嗎？隻許州官放火，不準百姓點燈，說是“無此學製”，這算什麼學製？楊蔭榆的名論：“須知學校猶家庭”，她要的豈不就是孝順、服從，流行了幾千年的家長統治嗎？
他預料，在太平湖飯店，又有一個重大的陰謀計劃在觥籌交錯中完成。
食人的筵宴……
開會了。到會的大約有十餘人。先是學生訴了許多苦，接著是教員挨次地說話。魯迅隻簡單地說了幾句所以來校的理由，並要求學校當局就今天的鬼祟行為做出解答。然而，說這些話有什麼意義？舉目四顧，除了連累的無權的教師和學生，就是磚牆、門、窗，場內並沒有別個負有答複責任的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