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女師大風潮
對文藝家來說，政治決非不祥之物。
正因為他把自己投置於權勢者與眾多的奴隸之間，承受加倍的壓迫、衝擊與摩擦，他的人格和藝術，才閃耀出如此熾烈的光華。
59講台上：《苦悶的象征》
希望是什麼？是娼妓：
她對誰都蠱惑，將一切都獻給；
待你犧牲了極多的寶貝——你的青春——她就棄掉你。他曾經執希望之盾，抗拒那空虛中的暗夜的來襲，但此刻已經放下來了。沒有愛憎，沒有哀樂，也沒有顏色和聲音。他聽到了裴多菲的“希望”之歌，在遠方，一如自己的靈魂的低吟……
西壁的聯句有一種“黃昏意識”，滲透著濃重的悲涼感和危機感。可慘的人生！他就這樣在黃昏中驚覺，在消沉中掙紮，在絕望中行進……
他在《希望》中寫道：所有充滿過血腥的歌聲都變得空虛了，他不能不悲悼青春的逝去；可是，更可悲的是連身外的青春也快要逝去，世上的青年也多衰老了。沒有星光，沒有月光，沒有僵墜的蝴蝶以至笑的渺茫，愛的翔舞。然而青年們很平安……
從西安回來以後，他從憂鬱的波特萊爾和冷峻的尼采那裏獲取了一種最適合於自己的語言形式，表現內心深處的愛與仇，夢與醒，明與暗，那令人戰栗的困惑、矛盾與不安。於是，有了《秋夜》、《影的告別》、《求乞者》，有了以後的一個長長的散文詩係列。他布置下棗樹，棗樹之上的奇怪而高的天空，星的冷眼，嚴酷的繁霜，夜遊的惡鳥，製造出一個黑暗、詭譎而荒涼的世界。他寫影，寫無所贈的虛空和無所往的彷徨。他寫頹敗的泥牆、斷磚、充滿灰土的道路，寫各式的然而又近於一式的求乞者。其中，“我”也一樣求乞，用無所為和沉默，但將得不到布施，甚至布施心，而隻有自居於布施之上者的煩膩、疑心、憎惡，以及虛無……
愛與複仇/女師大風潮人間魯迅（上）《影的告別》，以最分明的線條顯示了詩人自身的苦悶：有我所不樂意的在天堂裏，我不願去；有我所不樂意的在地獄裏，我不願去；有我所不樂意的在你們將來的黃金世界裏，我不願去。
然而你就是我所不樂意的。
朋友，我不想跟隨你了，我不願住。
我不願意！
嗚乎嗚乎，我不願意，我不如彷徨於無地。
我不過一個影，要別你而沉沒在黑暗裏了。然而黑暗又會吞並我，然而光明又會使我消失。
然而我不願彷徨於明暗之間，我不如在黑暗裏沉沒。
然而我終於彷徨於明暗之間，我不知道是黃昏還是黎明。我姑且舉灰黑的手裝作喝幹一杯酒，我將在不知道時候的時候獨自遠行。苦悶。無人知曉,無人理解的苦悶是大苦悶。人們往往把苦悶從戰鬥者的身上抽離出來，而喋喋不休地加以指摘，以快樂為惟一健康的神色。他們不知道，人世間的苦悶可以有各種形態，苦悶之於戰士是遠出於庸人的快意之上的。一個從事獨戰的戰士，苦悶隻能是戰鬥的派生物或伴隨物，甚至可以說，要消除苦悶除非也消除了戰鬥。未經黑暗的壓迫，沒有探索，沒有受傷，沒有痛苦，又何嚐可以明白那糾纏如怨鬼般的苦悶的根由呢？滿嘴高調的論客，無非自畫招供，表明自己的隔膜、麻木，以及淺薄而已。
三年以後，這些散文詩便構成了一個名為《野草》的集子。作者表白說，他的哲學全都包括在這裏麵了。“生命的泥委棄在地麵上，不生喬木，隻生野草。”也許，他真的坦然欣然於未來的被燒毀，連同以野草作裝飾的地麵，但當此際，地火尚未噴出，仍然處於艱難的運行和奔突之中。
幾乎與此同時，魯迅開始翻譯廚川白村的文藝論文集《苦悶的象征》，邊譯邊印，把清樣發給學生，作為在各校講授的文科輔助教材。
廚川白村是日本著名的文藝評論家，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得文學士學位，後來留學美國，在熊本、京都和東京等地任大學教授，曾因重病割去一足，於1923年關東大地震時罹難。他的著作相當豐富，屬於國內最暢銷的書籍之列。
廚川的性情是頗為激烈的，他對日本社會的病態現象，尤其是思想文化界的缺失和痼疾，多有痛切的批評和辛辣的攻擊。因此，他不為周圍的上流人物所歡迎，卻贏得廣大青年的喜愛。對於這位招惹不少怨敵的辣手的批評家，無論是人格、思想或文辭，魯迅都是非常欣賞的。
《苦悶的象征》一書，比較完整地體現了廚川白村的文藝思想。
全書共分四個部分：第一創作論，第二鑒賞論，第三關於文藝的根本問題的考察，第四文學的起源。其主旨，作者說得極其分明，就是“生命力受了壓抑而生的苦悶懊惱乃是文藝的根柢，而其表現法乃是廣義的象征主義”。
廚川白村的文藝思想，主要來源於柏格森、弗洛伊德、康德、克羅齊等人的學說，特別是柏格森的生命哲學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然而，廚川是很有獨創力的。他不但致力於吸收，重要的是對前人學說的修正和改造。對於柏格森的哲學，廚川擷取了關於生命力的觀點，作為自己的理論的核心概念，卻摒棄其中的直覺主義的若幹因素，那以未來為不可測的非理性的成分，而把詩人看做是時代的先知。弗洛伊德的關於潛意識的發現，對廚川的理論無疑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但是他並不滿意於“泛性說”，以及從性欲出發的對於人類精神世界的消極說明，而強調生命力的突進、跳躍和創造。所以，從魯迅看來，《苦悶的象征》既異於科學家似的專斷和哲學家的玄虛，又避免了一般文學論者的繁瑣，在同類的著作中是非常突出的。
廚川把生命力看做人生的根柢；人們的社會生活，如政治生活、經濟生活、文化生活，都是這內部的生命力在外部的燃燒和流動。這種突進不息的生命力，一方麵受著外部的社會生活的製約，另一方麵又推動著社會生活，即如蒸氣與機械的轉動一樣，阻力越大，推動力也越大，兩者的矛盾統一，就是人類的全部生活。
他看到了“資本主義和機械萬能主義”對於人的個性的束縛和壓迫，提出“人間苦”的說法，以為要擺脫這種來自外部的強製壓抑是不可能的。他說：“我們為要在稱為‘社會’的這一個大的有機體中，作為一分子而生活著，便隻好必然地服從那強大的機製。尤其是近代社會似的，製度法律軍備警察之類的壓製機關都完備了，別一麵又有著所謂‘生活難’的恐嚇，我們就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總難以脫離這壓抑。在減削個人自由的國家至上主義麵前低頭，在抹殺創造創作生活的資本萬能主義膝下下跪，倘不將這些看做尋常茶飯的事，就實情而論，是一天也活不下去的。”
中國的文人，對於自己所生存的外部環境，有沒有這種正視的勇氣呢？在精神和物質、靈和肉、理想與現實之間，他們的生命可曾存在過激烈的衝突和糾葛？
不久以後，魯迅作了一篇短評，叫《論睜了眼看》，劈頭就說：“必須敢於正視，這才可望敢想，敢說，敢作，敢當。倘使並正視而不敢，此外還能成什麼氣候。然而，不幸這一種勇氣，是我們中國人最所缺乏的。”在論及文藝和國民精神的關係時，又說：“中國人向來因為不敢正視人生，隻好瞞和騙，由此也生出瞞和騙的文藝來，由這文藝，更令中國人更深地陷入瞞和騙的大澤中，甚而至於已經自己不覺得。世界日日改變，我們的作家取下假麵，真誠地，深入地，大膽地看取人生並且寫出他的血和肉來的時候早到了；早就應該有一片嶄新的文場，早就應該有幾個凶猛的闖將！”
中國文學的現狀是，鐵和血的讚頌代替了歌吟花月的聲音，於是給人以一種錯覺，滿足地以為中國就要中興。對此，魯迅斷定說：“沒有衝破一切傳統思想和手法的闖將，中國是不會有真的新文藝的。”
對於生命力，廚川有著自己的解釋，就是個性表現的欲求。“生是戰鬥。”他固然承認生命所受的壓抑的方麵，但又強烈地反對人們受製於傳統，拘囚於因襲的奴隸般的妥協和降伏的生活。生命力不是盲目的，被動的，它可以因個性表現的欲望而成為創造的活力。創造生活是最可貴的，尤其是文藝的創造，他說：“文藝是純然的生命的表現；是能夠全然離了外界的壓抑和強製，站在絕對自由的心境上，表現出個性來的惟一的世界。忘卻名利，除去奴隸根性，從一切羈絆束縛中解放下來，這才能成為文藝上的創作。”所謂文藝“是生命力以絕對的自由而被表現的惟一的時候”，並不意味著作現實的逃避，而是本著一種自由意誌，在可能的範圍內實行尼采式的超越。
魯迅對廚川重視創作主體這一點深表讚同。他認為，把創作視同反映，以為不過是外在的事象的忠實的描寫和再現，那是皮相之談。創作始終是作家的自我表現，作家隻有深味“戰鬥的苦惱”，向自己的心靈深處穿掘下去，直透內容的底蘊，才能產生真正的藝術。
譯成以後，魯迅作引言道：“非有天馬行空似的大精神即無大藝術的產生。”說的也就是這一層意思。所謂自我表現，其實並非表現了純粹的“自我”。“正如一個英雄事業的後麵，有著許多無名的英雄的努力一樣，在大藝術家的背後，也不能否認其有‘時代’，有‘社會’，有‘思潮’。既然文藝是盡量地個性的表現，而其個性的別的半麵，又有帶著普遍性的普遍的生命。”廚川運用榮格的關於集體無意識的理論，就這樣從作家的個性表現出發，引出作為文化先驅者的當然的結論：“這生命既遍在於同時代或同社會或同民族的一切的人們，則詩人自己來作為先驅者而表現出來的東西，可以見一代民心的歸趨，暗示時代精神的所在。”這樣的結論，是魯迅所傾服的。但是，比起廚川，魯迅更加看重“自我”的特殊性，那構成個體生命的具體內容。對於文藝的創造，他始終認為，文藝家的素質是十分重要的。
他寫作《詩歌之敵》，反對仰仗科學和理性來認識詩歌，以為即使是科學方麵的天才，以其有限的視野，決不能和博大的詩人的感得全人間世，而同時又領會天國之極樂和地獄之大苦惱的精神相通。在這裏，魯迅正是把文藝的創造看做“生命力的普遍性”的存在的。他指出，在普通的社會上，曆來就罵殺不少的詩人。中國的大驚小怪，並不下於過去的西洋，造出許多惡名給文人負擔，尤其是抒情詩人。文人無論是被罵殺，或是被豢養，一樣都是“敵”，因為歸根結蒂是扼殺了創造的個性。而無論何種藝術的魅力，最要緊的是精神的熾烈的擴張。
在鑒賞方麵，廚川強調作者與讀者之間的共通性和共感性，強調文藝所給予的不是知識，而是“喚起作用”，即“作家的內部生命的底裏的或種東西”。這與魯迅曆來重視人的精神因素，重視國民性的改造是一脈相通的。“文藝是國民精神所發的火光，同時也是引導國民精神的前途的燈火。”在這方麵，廚川反對以為文藝隻有“美”和“有趣”之類的快樂主義的藝術觀，當更加切合魯迅的思想性格。
總之，對於《苦悶的象征》，魯迅是十分重視的。在購進原著不久即動手翻譯，速度快得驚人，全書譯竣尚不到三周的時間。除了援進一種富於獨創性的文藝理論，以利於改變中國的萎靡錮蔽的精神，他翻譯此書，還因為其中的理論可以概括自己的創作狀況，是對於自己的創作心態的最好的說明。雖然，他未盡同意裏麵的觀點，但大體上總可以算作是自己的文字的一種補充。
出於一種知己之感，在譯完《苦悶的象征》之後又三天，魯迅再次購入廚川白村的著作《出了象牙之塔》和《走向十字街頭》的原文版，越四月，即將《出了象牙之塔》譯完。
其時，已是1925年春。
正當魯迅在壓抑和苦悶中埋頭著述的時候，一場前所未有的大風潮在他的身邊發生了。
在女高師改為女師大後不久，許壽裳辭去校長職務。數年間，他在教育經費經常虧空的情況下慘淡經營的情況，已不複為人提起，而性格上的某些弱點卻成了被攻擊的口實。接著起了流言，說是因為理科有他的親戚做主任，所以理科儀器的費用占去了各科的設備費的大部分，等等。就在這個時候，有消息說有一位本校派出國的女教員回來了，她從前做過舍監，作風如何嚴謹雲雲。女人長女校是最合適不過的了！經一群女權論者的活動，這位女教員便輕易取代了許壽裳的位置。
她就是楊蔭榆。
其實，新校長並不留心教育。這位紮著白頭繩，身披黑色鬥篷的幽靈般的女人，不過借機弄權而已。
她在政治上十分保守，當孫中山來京時，便禁止學生前往歡迎。平時，她無視校中已有的評議會，以及一切規程，令從己出，一意孤行。在分領到俄國庚子賠款的校費後，任意克扣，按置不發，又召集所謂特別會議，試圖強行通過她預先擬就的分配方案。她所親訂的課程，大抵不合教育原理；招收學生也是營私舞弊，大開“後門”。什麼主任的職權，教員的人格，均不放在眼內。她可以隨意添設選科，增加鍾點，最令人憎厭的是每次開會，必先對於議題向教員作長時間訓話般的報告。有一次，她居然神氣十足地責斥教職員為“豈有此理“，這樣一來，許多教員就因為不堪忍受而陸續辭退了。可是，她並不以此自危，反而暗中稱慶，多方聯絡，安置私人。白話文是她所不歡迎的，於是屢次表示這一科可以取消。據傳她還準備聘請上海的一位鴛鴦蝴蝶派的文人到校任課，致使低年級的文科學生不勝危殆，不得不向校方請願。對於學生團體，更是肆意破壞，惟恐動搖了自己的地位。她的臥室在校園最偏靜處，在這裏，經常集合著一群獻媚取寵的無恥之徒。她們每天暗中偵察學生的動靜，偶有獵獲，就趕緊跑來邀功。
這種家長式統治，怎麼能不激起青年學生的反抗呢？
11月初，有三位文預二年級學生，因戰事阻隔，缺課兩個多月，遭到楊蔭榆的無理開除。另有兩位別係的學生，以同樣的缺課時間，竟獲準保留學籍。文科學生憤慨之餘，當即要求學生自治會主持公道，給予一致援助。自治會接受了他們的要求，交涉之下，楊蔭榆不但堅持己見，而且公然辱罵代表。1月18日，自治會召開緊急會議，通過決議，從茲不複承認楊蔭榆為校長。這樣，“驅羊運動”便揭開了它的序幕。
一年前，魯迅到校兼課不久，曾經作過一次著名的演講：《娜拉走後怎樣》。關於婦女解放，他著重講了爭取經濟權問題，針對中國國情，強調韌的戰鬥。臨近結束，他說：群眾，——尤其是中國的，——永遠是戲劇的看客……
對於這樣的群眾沒有法，隻好使他們無戲可看倒是療救，正無需乎震駭一時的犧牲，不如深沉的韌性的戰鬥。
可惜中國太難改變了，即使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幾乎也要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動，能改裝。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國自己是不肯動彈的。我想這鞭子總要來，好壞是另一問題，然而總要打到的。至於鞭子從哪裏來，怎麼地來，他坦白說並不確知。而今，在女師大，他總該感覺到鞭子的抽打和師生的動蕩吧？
除了退還聘書，實在沒有別的跡象，可以表明他對整個“驅羊運動”的事態的關切。他對政局太絕望了。因此，對教育界也就不可能抱什麼幻想。學潮之類，已經親曆過幾回，能夠鬧出一個什麼名目來呢？他知道自己不是那種領袖人物，身上有著許許多多的弱點，隻好繼續獨自作形而上的探求，向無物之陣開戰；這樣，便從孤寂中感到了僅存的生命和熱情的搏動，並從中獲得慰安。
然而，在所有的生物中間，人類又是最不自由的。惟其不自由，才有衝破各種束縛而作的不屈不撓的追求。但不論何種追求，在某種意義上說，都是被迫的選擇。
不久，他被卷入到女師大事件的漩渦中去了。
對學生的鎮壓本身包含著反人道的性質。隨著事態的擴大，當學校同全社會聯合起來對付學生時，他就再也不可能保持緘默；更何況有一個人，學潮中的活躍分子，於此際突然闖進了他的生活呢！
60《語絲》與《現代評論》
有一夜，孫伏園到西三條裏來，見麵的頭一句話就是：
“我辭職了。可惡！”
魯迅頗感詫異。在晨報館，孫伏園最近被排擠的情況是他所知道的，可是沒有料到，事情會來得如此突然。
關於辭職的原因，孫伏園說，恰好出自他作的三段打油詩《我的失戀》。原來詩稿已經發排，等到孫伏園到報館看大樣時，卻發現被代理總編輯劉勉己抽掉了。爭執之下，劉勉己說這首詩實在要不得，但又說不出何以“要不得”的理由。孫伏園怒不可遏，順手劈了他一個嘴巴，於是也就把自己的飯碗給一同劈掉了。
何必為一首小詩弄成這個樣子呢？稿子之被抽，在魯迅聽來並不怎麼氣憤，倒是為此連累了伏園，覺得非常抱歉，心上似乎總是壓住一塊沉重的石頭。
幾天之後，孫伏園又跑來找魯迅，說自己打算辦一種刊物，與《晨報副刊》相對抗，並給予他們一些打擊，問他的意見怎樣。
魯迅當然讚成，並且答應說願意竭力地“呐喊”。
接著，孫伏園把計劃告訴了周作人，又獨力邀來過去經常在《晨副》投稿的一群，經過一番會商，辦刊物的事情就算決定下來了。
11月2日。星期天。開成豆食店北樓。周作人、錢玄同、江紹原、顧頡剛、李小峰、章廷謙和孫伏園一起，商議刊物的名稱和出版的具體事宜。
平時，這幾個人都喜歡議論時事，發表些文章，他們認為，如果刊物的出版周期太長，意見就不能及時發表，因而決定出一個周刊，便於登載一些雜感式的文字，又不至於太過時。印刷費由魯迅和到場的人分擔，每月每人八元。編輯、校對、聯係稿子、跑印刷所等事項，由孫伏園、李小峰和章廷謙輪流擔任。刊物的名稱一時想不出來，就由顧頡剛在帶來的一本詩集中隨意用手指一個字，分兩次指出，就成了“語絲”，由錢玄同照樣寫了。既沒有嚴密的組織，也沒有一致的主張，那宗旨，多少模糊地體現在周作人草擬的《發刊辭》上麵：“我們所想做的隻是想衝破一點中國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濁停滯的空氣。我們個人的思想盡自不同，但對於一切專斷與卑劣之反抗則沒有差異。我們這個周刊的主張是提倡自由思想，獨立判斷，和美的生活。”總之，他們是要把《語絲》辦成一個自由論壇。
第二天，孫伏園將情況向魯迅做了報告。
魯迅表示，倘能夠不在有權者的刀下，頌揚他的威權，無所顧忌，任意而談，排擊舊物，催促新生，自然是很好的。他建議：第一期即當從資本和工本兩個方麵加以考慮，然後確定一個適度的印數，印出以後，賣不掉的就送人，以後少印；此外，還得與印刷所簽訂合同，保證如期出版，以獲得讀者的信用。
《語絲》的廣告出來了。
《語絲》的創刊號出來了。
第1期出版後，魯迅付了十元印刷費，比商定的多出二元，還頗有歉意。想不到印的兩千份，幾天之內就賣完了，外地的讀者，仍然不斷地彙款來信訂閱。這期一共再版了七次，共印了一萬五千冊。這樣，印刷費不但不成問題，而且有了盈餘。由於登在《語絲》上的文章沒有稿酬，於是先是印了“語絲稿紙”送給撰稿人，後來就請吃飯。大約出版了十多期以後，每月月底必有一次聚餐會，隻是魯迅沒有參加。
相當一段時間以來，魯迅始終沒有在社交界露麵。無論什麼人請客，他肯定不出席；除了同一二朋友去小吃之外，也絕對的不大規模的請客。這脾氣，直到他去廈門大學以後，才稍稍改變了些。
他雖然不出席同人的正式的聚會，卻每次在北大上課之後，都會來新潮社小坐一會，詢問一下關於《語絲》的情況，因為《語絲》沒有社址，編輯和發行都在這個地方。在談話中間，他常常參加一些意見進來。比如：一種刊物，應該如何在創刊號上顯示出刊物的麵貌，以後幾期的稿應該如何安排；遇到質量較高的稿子，不要在同一期內擠滿，可以把內容不受時間性限製的稿子省一些下來，留在稿荒時使用；特別是姓名比較陌生的來稿，或者尚未成名的外稿，必須仔細留意；有哪些地方哪些人來訂閱，也都應當注意的。為了便於發現新的作者，從此，就有了一條不成文的凡外稿須署真實姓名的稿例。
原定的十六個長期撰稿人情形並不完全相同，其中也有自始至終從不撰稿的。沒有哪一個像魯迅一樣忠實於《語絲》，從創刊到終刊，一直衛護著為自己所立下的宗旨。難怪他的論敵要把他看做是“語絲派主將”，其實，他從來沒有伸出手去抓過什麼旗子。
《語絲》的創刊號上，就有他的一篇很著名的文字：《論雷峰塔的倒掉》。在文中，他歡呼雷峰塔的坍倒和白蛇娘娘的得救，以異乎尋常的熱情，祝福普天之下所有善良的不幸的人們；對於造起“鎮壓的塔”的法海，則是十分刻毒的詛咒：讓“蟹和尚”永遠被鎮壓在蟹殼裏，非到螃蟹斷種的那一天為止出不來！
這之後，他又把那篇曾經肇禍的打油詩拿了出來，特意增加了一節，同《影的告別》、《求乞者》一起發表在《語絲》第4期上。
時下的愛情詩濫得可以，什麼“阿呀阿唷，我要死了”之類，看了令人頭痛。於是，他調侃道：我的所愛在遠方，可思而不可及；即使尋得，也無由回報同樣時新而又珍貴的禮物，惟有貓頭鷹、冰糖壺盧、發汗藥、赤練蛇而已。生來就是這種下等人的脾氣，喜歡這類古怪的東西，有什麼辦法呢？“從此翻臉不理我”，你以為我的“失戀”真是一場誤會嗎？知道了這緣故，就再也不必心驚，胡塗，神經衰弱，以致淚落如麻了——
那麼，由她去吧！
“假作真時真亦假”。字麵上嬉皮笑臉，油腔滑調，其實體現了一個思想戰士在得不到社會的理解和反響所產生的決絕的態度。
《晨報副刊》原來是魯迅經常發表文章的地方，現在，隻能使他反感。後來甚至發展到這樣一種態度：凡是對於投稿《晨副》的人的稿子，由他主編的刊物都不予以登載。
孫伏園還留在《晨副》時，徐誌摩、陳西瀅等留英回來的人便有文章陸續出現在副刊上，以後篇幅越來越大，以致最後完全占領了地盤。這時，魯迅早已不作新詩了，偶爾也留心看看，卻從來不喜歡徐誌摩一流的詩。但是，徐誌摩偏偏到處投稿，《語絲》一出版，他也就來了。
一天夜裏，魯迅睡不著，坐起來點燈看新到的《語絲》第3期。赫然在目的是：《死屍》。徐誌摩譯。
不知為什麼，讀徐誌摩的東西就不舒服，連譯詩也如此。他完全沒有如別人所說的那種審美觀照的優遊態度，往往一接觸文字就要想到那人的麵貌、品格，以至各種各樣的關係來。關於徐誌摩，自然要連帶想及泰戈爾，想及梁啟超和研究係，一種莫名其妙的情緒馬上占有了他。
在譯詩的前麵，徐誌摩寫了一篇很長很虛玄的議論。他說：“我不僅會聽有音的樂，我也會聽無音的樂（其實也有音就是你聽不見），我直認我是一個甘脆的Mystic。我深信宇宙的底質，人生的底質，一切有形的事物與無形的思想的底質隻是音樂，絕妙的音樂……你聽不著就該怨你自己的耳輪太笨，或是皮粗，別怨我。”音樂？這種自以為高雅的文人意識和神秘主義的論調太可惡了。
魯迅決意作一篇短文同詩人開開玩笑。
他自稱為一個苦韌的非神秘主義者，因此，“隻能恭頌誌摩先生的福氣大，能聽到這許多‘絕妙的音樂’而已”。但是，其意顯然不全在音樂，故問：“隻要一叫而人們大抵震悚的怪鴟的真的惡聲在哪裏？”
文章出來後，《語絲》同人中有幾位頗不以為然。但是，他們的意見並不可能造成什麼幹擾，反正魯迅是得意的。
也許，徐誌摩真的被刺痛了，相當一段時間沒有寄稿給《語絲》。一年後，當周作人向他約稿時，他複信說他“不敢隨口答應”，原因之一是，“我如其投稿不致再遭《語絲》同人的嫌（上回的耳朵！）”，說的就是魯迅的《“音樂”》一文對他的傷害。
可以說，這是積仇的第一步。
在《語絲》創辦以後一個月左右，《現代評論》周刊出版了。這是一個以談政治為主，兼及文學的刊物，社址也設在北京大學。編輯人員大多是英美留學生，在北大文科任教，且多住在東吉祥胡同，所以北京《大同晚報》稱之為“東吉祥派的正人君子”。其中，主要撰稿人有王世傑、周鯁生、陳源（西瀅）、楊振聲、唐有壬、彭學沛、李四光、丁四林、沈從文和徐誌摩，還有高一涵和陶孟和，他們曾經與魯迅在《新青年》裏一同戰鬥過。
次年，中國的政治空氣陡然變得緊張起來。血，火，學潮，使人們普遍經受了一次新的震動。這時候，以魯迅為一方，陳源和徐誌摩為另一方，他們分別以《語絲》和《現代評論》為主要陣地，展開了一場激烈的筆戰。
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父與子”的鬥爭基本結束了。“兄弟鬩於牆”，已經成了勢所必至的事情。
61奇襲
清早。
在家裏，魯迅遭到了一次突然襲擊。
他照例的夜深方睡，很遲才起來。正當熟睡之際，女工進來叫醒了他，說：“外邊來了一個師範大學的楊先生，楊樹達，說要見你。”
他立刻知道了那是楊遇夫，名叫樹達的，因為邀自己講課，曾經來訪過一次。他一麵起來，一麵對女工說：“請進來吧。”
時鍾：9點20分。
客人進來了。魯迅一看，不禁吃了一驚，因為他並非熟識的楊樹達，而是一個二十多歲，方臉，大眼，大有學生風的陌生青年。穿一件藏青色的長衫，時式的大袖子，手上拿一頂很新的淡青色中折帽，還有一個彩色鉛筆的扁匣子，咯咯咯地發出搖動的響聲。
“你是誰？”魯迅疑心剛才聽錯了。
“我就是楊樹達。”
哦，原來是一個和教員的姓名完全相同的學生，魯迅想，於是問道：“現在是上課時間，你怎麼出來的？”
“我不樂意上課！”
對於這樣一個孤行己意的傲慢的青年，該說些什麼呢？魯迅隨口問道：“你們明天放假吧……”
“沒有，為什麼？”
“我是接到了通知的……”魯迅一麵說，一麵想，他連學校裏的紀念日都不知道，可見已經許多天沒有上課了，不，也許本來就是那類假借自由的美名的遊蕩者……
“拿通知給我看。”
“我團掉了。”
“拿團掉的我看。”
“拿出去了。”
“誰拿出去的？”
奇怪！這個人怎麼如此無禮？魯迅接著又想，聽口音似乎是山東人，那裏的人大多率直，況且青年人思想簡單……或者，他知道我不拘禮節的也有可能……但他終於懷疑起來，問：“你是我的學生嗎？”
“怎麼不是！哈哈哈哈……”
“那麼，你來找我幹什麼？”
“要錢呀！要錢！”
“要錢有什麼用？”
“窮呀！吃飯不是總要錢的嗎？我沒有飯吃了!”青年手舞足蹈起來。
“怎麼向我要錢呢？”
“因為你有錢呀！你教書，做文章，自然錢多得很！”他說著，臉上現出凶相，手在身上亂摸。
大約從哪裏看了些上海的恐嚇團之類的報道，便這麼模仿起來了，還是得防著點。魯迅想了想，便略略移動了藤椅，準備緊急時容易取得抵抗的武器。
“錢是沒有的。”他決定地說了。
“說謊！哈哈哈，你的錢多得很。”
正好女工端茶進來，青年立即指著魯迅問道：“他不是很有錢嗎？”
女工很害怕，終於回答說：“沒有。”
“哈哈哈，你也說謊！”
女工見狀，慌忙逃了出去。這青年換過一個坐位，指著茶的熱氣說了聲“多麼涼”，目光便又落到魯迅身上。魯迅想：該是譏刺我不肯借錢，是涼血動物了，但決計以沉默對付他。
“拿錢來！”他忽然大聲叫道，手腳也愈加舞蹈起來，“不給錢是不走的！”
“沒有錢。”
“沒有錢？你怎麼吃飯？我也要吃飯。哈哈哈哈……”
“有我吃飯的錢，沒有給你的錢，——你自己掙去！”
“我的小說賣不出去。哈哈哈！”
魯迅想：他或許投了幾回稿，沒有登出，氣昏了。然而為什麼向我為難呢？大概是不喜歡我的小說的吧？或許，該是得了神經病？……
“你要做就做，要不做就不做，名人一做就發表，拿稿費，還說沒有錢？哈哈哈哈！晨報館的錢已經送來了吧？哈哈哈！什麼東西！周作人，錢玄同；周樹人就是魯迅，做小說的，對不對？孫伏園；馬裕藻就是馬幼漁，對不對？陳通伯，鬱達夫。什麼東西！Tolstoi,Andreev，張三，什麼東西！哈哈哈，馮玉祥，吳佩孚，哈哈哈……”
“你是為了我不再向晨報館投稿的事而來的嗎？”魯迅心裏起了新的疑惑。
“反正不給錢是不走的。什麼東西，還要找！還要找陳通伯去。我就要找你的兄弟去，找周作人去，找你的哥哥去。”
連兄弟都要找遍，大有恢複滅族法之意了。魯迅想：古人的凶心，的確都已遺傳給了現在的青年。但他又覺得，這動機未免有點荒唐可笑；想著想著，竟自個兒微笑起來。
“你不舒服吧？”青年問。
“是的，有些不舒服，因為你罵得不中肯。”
“我朝南。”他忽而站起來，對後窗說，不一會就在床上躺了下來。
這時候，魯迅拉開窗幔，使不速之客的麵貌看得更清楚些。果然，青年有所動作了，眼角和嘴角都顫抖起來，每一抖都很費力，但不多時也就平靜了。
說是瘋人的神經性痙攣吧，顫動何以這樣不調勻，牽連的範圍又何以這樣大，這樣不自然呢？魯迅想，一定是裝出來的。
他最憎厭裝假。這樣，先前的納罕和尊重之意，全都消失了，隻剩一種近乎作嘔，或沾了齷齪東西似的心情。從語言和動作綜合看來，青年的本意無非是用無賴和狂人的混合狀態，施以侮辱和恫嚇，使自己和他所提及的人們都不敢再做辯論或別樣的文章；萬一遇到麻煩，則又可用“神經病”作盾牌進行抵擋。——誰說現在的青年單純而且偏激呢？
青年躺著，咿咿呀呀地唱起歌來。
魯迅坐在一邊，跟著他的歌調吹響口哨，借以噓出心中的厭惡。
“哈哈哈！”青年翹起一條腿，指著魯迅的鞋尖大笑。
魯迅知道他在嘲笑自己早已磨破的鞋尖，但是並不理會。假象一旦識破，也就毫無興味了。
青年忽而起來，走出房外去，極靈敏地找著廁所小解。魯迅跟在後麵，也相陪著走進廁所去，回到房裏，青年重又開始無止的聒噪：“嚇！什麼東西！……”
魯迅不耐煩了，但仍然懇切地說：“你可以停止了。你的瘋完全是裝出來的。當然，你此來也還有著別的目的，這我也知道。如果是人，見人可以明白地說，何必裝怪相呢？我說，你還是說真話吧，否則所有工夫都是白費的。”
他好像沒有聽見，眼睛卻注視著壁上的一幅水彩畫，過了一會，便指著那畫大笑：
“哈哈哈！”
魯迅厭煩極了，便伸出鞋塵一觸他的脛骨，說：“已經知道是假的了，還裝什麼呢？倒不如直接說出你的來意。”
青年仍然沒有聽見似的，徘徊了一會，突然取了折帽和鉛筆匣子，向屋外走去了。
這可完全出於魯迅的意想之外，他追了上去，拉住青年的手，說道：“何必就走，還是你自己把來意說出來，好讓我更明白些……”那青年一手亂搖，閉了眼睛，拚了雙手向前推擋。拉與掙之間，兩個人終於到了大門口。
青年走了，傲然而且從容。
女工早已把情況告訴了魯瑞她們，大家都非常緊張，等魯迅進門以後，便立刻圍攏來探問究竟。魯迅把情形簡單說了，判斷進來的人很可能是流氓，是別人派來搗亂的。跟著，他布置說，事情還是防備點好，倘有人來，先問清楚是誰然後開門，再把門閂插上……
因為這人聲言要找周作人，魯迅心裏很著急，但是又憤於日本女人的不測之威，怕傳去口信會引起討好之嫌。不過那結果，還是讓人把消息捎給了八道灣。
“你不舒服吧？”
每記起白天的這句問話，魯迅便不勝氣惱。一個人無端地被侮辱，被侵害，還會是舒服的嗎？對於中國的情形，他本來已經作了很壞的推斷，但還沒有預想到文化界對於他的敵手，竟至於使用瘋子做武器，而這瘋子又是假的，而裝這假瘋子的又是青年的學生……
他決意把事情的經過原原本本寫出來，一者暴露幕後的鬼祟，二者表示自己的憤怒和侮蔑。他不是那種冷靜的人，隻要情緒一來，非得把文章寫完不能睡覺。
一個晚上，就放下了四回筆。女工雖然將門關了起來，聽得打門聲卻不敢出去，總是通知他親自去開門。
他確乎受損了。
然而，事情還沒有完。
一周以後，有幾個學生告訴魯迅說，那天訪問他的學生叫楊鄂生，確實是神經錯亂的，來訪的當天是發病的頭一天，此後病情就愈加嚴重起來了。
魯迅聽了，心裏十分沉重。
他相信學生的反映會是真實的，因為自己對於神經病患者的初發狀態並沒有實見，也未曾注意研究過，自然很容易看錯。自己翻譯過不少有關瘋人的故事，也寫過瘋人，瘋人的命運是極其慘苦的。怎麼能憑了多年的世故，便平白給一個清白無辜的病人以誣陷呢？何況遭了誣陷他也不能辯白！少年時候，被衍太太放出的流言所中傷，那印象實在太深了，不料今天自己竟也成了一個誣告者！當他知道了這學生是一個瘋人，這時，倒真心希望這一回是裝出來的。然而事實是事實，有什麼法子呢？
記事的文章已經發出去了，他隻好立即做一份辨正的聲明，寄到語絲社去。
聲明說，在前一篇記事中，由於自己神經過敏的推斷的幾段應該注銷，但記事本身仍然可以保留，原因是：它意外地發露了人與人之間，至少是自己與這青年之間的互相猜疑的真麵目。最後，他表達了由衷的祝願，希望病人從速地回複健康。
過了三天，文章終於出來了：《記“楊樹達”君的襲來》。
發表的當天，魯迅接到署名李遇安的一封信，還有一篇文稿，那是讀了文章以後，特意說明同學楊鄂生的情況的。讀過之後，他覺得先前的一點辨正實在太簡單，太無力了，實在不足以挽回損失的一切。他完全陷入了痛苦的自責之中，良久，才將補救的辦法寫信告訴了孫伏園，雖覺同樣的簡單無力，但也隻得仍之了——今天接到一封信和一篇文稿，是楊君的朋友，也是我的學生做的，真摯而悲哀，使我看了很覺得慘然，自己感到太易於猜疑，太易於憤怒。他已經陷入這樣的境地了，我還可以不趕緊來消除我那對於他的誤解麼？
所以我想，我前天交出的那一點辯正，似乎不夠了，很想就將這一篇在《語絲》第三期上給他發表。但紙麵有限，如果排工有工夫，我極希望增刊兩板（大約此文兩板還未必容得下），也不必增價，其責任即由我負擔。
由我造出來的酸酒，當然應該由我自己來喝幹。62碰了兩個大釘子
聽說孫伏園辭去了《晨副》的職務，《京報》總編輯邵飄萍便找他去辦《京報副刊》。他覺得《京報》的發行量不大，社會地位也不如《晨報》，很不想去。魯迅卻認為，《語絲》不過是一個散漫的團體，沒有固定的收入，因而極力主張他辦《京副》；況且《京報》是具有進步傾向的報紙，到那裏去可以開拓局麵，同《晨副》競爭。
魯迅說，一定要出這口氣，非把《京副》辦好不可。
不料他開手給《京副》做雜感，就碰了兩個大釘子：一是為了《咬文嚼字》，二是為了《青年必讀書》。他遭受了來自上流社會的惡毒的攻擊，署名和匿名的罵信收了一大捆，其中還有他所殷殷期待的青年。
他是頭一次進行麵對麵的筆戰。
近幾年，翻譯界漸漸興起一種風氣，喜歡用輕柔豔麗的字樣來譯外國女人的姓氏，如加些草頭、女旁、絲旁等，不管譯者平時怎樣極力主張男女平等；另有一些鼓吹世界文學的文人，又偏喜歡讓外國人姓中國姓，使一本《百家姓》居然在這樣場合裏大出風頭。
魯迅深感傳統思想的根深蒂固，於是寫了一篇短文《咬文嚼字》，以為此風不可長，希望引起翻譯界人士和更廣大的人們的重視。
短文發表後，孫伏園收到一封署名仲潛的來信，稱文章是“最無聊的一種”，沒有登載的必要。相反，孫伏園答複說，那是極重要極有意義的文字。“因為魯迅先生所攻擊的兩點，在記者也以為是晚近翻譯界墮落的征兆，不可不力求改革的。”通訊在《京副》公開發表，兩個人又經過一次信上的往還，這樣便引出了署名潛源的一封信。
信中支持仲潛的意見，認為魯迅“未免過於吹毛求疵”，完全是“名人的‘濫調’”，並且責備孫伏園發表《咬文嚼字》是意在“欺讀者”。
孫伏園照例在報上做了答複。他說，魯迅的意見，在簇新頭腦的青年界中尚且通不過，可見並不是“濫調”。
魯迅當然不會做一個旁觀者。既然論戰由他引起，他就應當站出來正麵對付論敵，隻是對手未免太淺薄了。兩位“潛”字輩雖然連罵帶捧，卻都在枝節上做文章，其實個別姓氏或名詞的如何翻譯倒在其次；至於將翻譯當作工具，或者圖便利、愛折中一類哲學，也都不在所諷的範圍之內，那本意，在於如何擺脫傳統思想的束縛，文章的開頭不是寫得很明白的嗎？
對於“無聊”與“濫調”之類的指責，他回答說：“縱使別人以為無聊的東西，隻要自己以為有聊，且不被暗中禁止阻礙，便總要發表曝露出來，使厭惡濫調的讀者看看，可以從速改正誤解，不相信我。因為我覺得我若專講宇宙人生的大話，專刺舊社會給新青年看，希圖在若幹人們中保存那由誤解而來的‘信仰’，倒是‘欺讀者’，而於我是苦痛的。”
潛源咬住不放，又寫了《咬嚼之乏味》的文章，專對這一篇《咬嚼之餘》。魯迅認為有必要再答幾句，便繼續寫了《咬嚼未始“乏味”》。
文章列舉數點，逐次進行反駁，此外，還暴露了在一個嚴分男女尊卑的國度裏，必然產生的“‘性意識’強”，“於無須區別的也多加區別”的現象，如將女人纏足穿耳，禁止女人剪發等。他的筆鋒所向，仍然是專製愚昧的中國社會，而不在乎一個小小潛源。
駁文具有相當普泛的內容，論篇幅，卻不及潛源的一半。
鬥爭緊接著進行。
孫伏園為了豐富《京副》的欄目，加強學術界人士和青年之間的聯係，於是刊出啟事，征求“青年愛讀書”和“青年必讀書”各十部的書目；對於後一項，胡適、梁啟超等都推薦了《論語》、《孟子》等儒家經典，實際上與五四以後文化界的複古主義運動合流。
就在《咬嚼未始“乏味”》發表的當天，魯迅按照原定的表格，填寫了自己對於“青年必讀書”的答複：
青年必
讀書從來沒有留心過，
所以現在說不出。附注但我要趁這機會，略說自己的經驗，以供若幹讀者的參考——
我看中國書時，總覺得就沉靜下去，與實人生離開；讀外國書——但除了印度——時，往往就與人生接觸，想做點事。
中國書雖有勸人入世的話，也多是僵屍的樂觀；外國書即使是頹唐和厭世的，但卻是活人的頹唐和厭世。
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
少看中國書，其結果不過不能作文而已。但現在的青年最要緊的是“行”，不是“言”。隻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麼大不了的事。
(二月十日)何其偏激！何其荒唐！怎麼可以說“不看中國書”呢？答複一發表，他立即陷入了槍林彈雨之中。
柯柏森在《偏見的經驗》一文中聲稱，魯迅的選目嚇得他一大跳。接著，他以賣國賊們都是留學外國的博士碩士的傳聞相威嚇，質問說，你看了活人的頹唐和厭世的外國書，到底要做什麼事呢？又問，假使中國書是僵死的，為什麼老子、孔子、孟子、荀子輩，尚有著作遺傳到現在呢？於是，對於魯迅的答複，一言以蔽之曰：“偏見的經驗。”
本來應《京副》的征求，隻是寄語少數那麼一些曾見或未見的改革者，願他們知道自己並不孤立而已，還是幾年前一番“呐喊”的意思，根本料想不到小小一塊文字竟還有這般的效力，能攪起這麼大的風波。
大小國粹家的議論，其實早已領教過了，並沒有什麼特別新鮮的地方。可惡的是，這些家夥總是一再掛起“愛國”的招牌，好像全中國就是他們家裏的一塊什麼寶貝似的。凡是翻譯外國的東西，介紹外國的思想，都得動輒披以“賣國”的罪名。中國中國，他們何嚐有哪一天想到過中國！
對於這一流人物，他決計不退讓。他不懂得退讓。
《聊答“……”》是針對柯柏森的，中間有一段寫得很漂亮：“到我死掉為止，中國被賣與否未可知，即使被賣，賣的是否是我也未可知，這是未來的事，我無須對你說廢話。但有一節請明鑒：宋末，明末，送掉了國家的時候；清朝割台灣，旅順等地的時候，我都不在場；在場的也不如你所‘嚐聽說’似的，‘都是留學外國的博士碩士’；達爾文的書還未介紹，羅素也還未來華，而‘老子，孔子，孟子，荀子輩’的著作卻早經行世了。”
有一個叫熊以謙的，發表了《奇怪！所謂魯迅先生的話》。文章就這麼寫：魯先生不懂中國書，不解中國書，糟蹋了中國書。你怎麼回答呢？
文章好像也頗有進化論的味道，說：“時至今日，世界大變，人事大改，漫說家庭社會裏的傳統思想多成了過去的，即聖經賢傳上的嘉言懿行，我們也要重新估定他的價值，然後才可能拿來做我們的指導。夫有古人的嘉言懿行做指導，猶恐行有不當，要從新估定，今魯先生一口抹煞了中國書，隻要行，不要讀書，那種行，明白點說，怕不是胡鬧，就是橫闖吧！”你又怎麼回答呢？
最要你性命的，是搬出中國的特殊國情來，他說：“魯先生要知道，一國有一國的國情，一國有一國的曆史。你既是中國人，你既想替中國做事，那麼，關於中國的書，還是請你要讀吧！你是要做文學家的人，那麼，請你還是要做中國的文學家吧！……”
這些鬼東西——又是聖賢！又是傳統！又是愛國與亡國！
無非是羅織和恐嚇的老法子。什麼“青年必讀書”！有什麼“必讀書”！要什麼“必讀書”！青年本來就不需要什麼鳥導師，不管掛什麼招牌，那寫給《京副》的答複，本來就並非要爭什麼導師的資格的，賞以這樣的榮名幹什麼？……可惡！
魯迅反駁道：“我雖不學無術，而於相傳‘處於才與不才之間’的不死不活或入世妙法，也還不無所知，但我不願意照辦。所謂‘素負學者聲名’，‘站在中國青年前麵’這些榮名，都是你隨意給我加上的，現在既然覺得‘淺薄無知識’了，當然就可以仍由你隨意革去。我自愧不能說些討人喜歡的話，尤其是合於你先生一流人的尊意的話……”
至於亡國的責任，即當由讀外國書的人去擔負嗎？他的回答是：“漢人總是漢人，獨立的時候是國民，覆亡之後就是‘亡國奴’，無論說的是那一種話。因為國的存亡是在政權，不在語言文字的。”
文章的標題是：《報〈奇哉所謂……〉》。
又有一個趙雪陽的替熊以謙抱不平了。他引了一位什麼學者的話，據此寫文章說，周氏兄弟讀的中國書非常的多，如今偏不讓人家讀，這是什麼意思？
你隻要一篇不答複他，他們就認為你失敗了。而今都答複，總要把他們弄得狗血淋頭，無法招架，躲回老巢去不可！
什麼意思？就拿這個做題目！魯迅寫道：我向來是不喝酒的，數年之前，帶些自暴自棄的氣味地喝起酒來了，當時倒也覺得有點舒服。先是小喝，繼而大喝，可是酒量愈增，食量就減下去了。我知道酒精已經害了腸胃。現在有時戒除，有時也還喝，正如還要翻翻中國書一樣。但是和青年談起飲食來，我總說：你不要喝酒。聽的人雖然知道我曾經縱酒，而都明白我的意思。
我即使自己出的是天然痘，決不因此反對牛痘；即使開了棺材鋪，也不來謳歌瘟疫的。
就是這麼一個意思。明明白白，就這樣。
然而，總還有那麼多不明白或是故作糊塗的人寫信來，甚至有忠告魯迅連家眷也搬到外國去的。他把所有這些罵信通通塞進書架底下，一個也不回。
為了一篇小文，他的耗費太大了。
勝利了，這才仿佛經驗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無聊。
兩個大釘子顯然給魯迅的思索劃下很深的痕跡。社會動員了那麼多人力去對付兩篇短文，反改革的空氣是何其濃厚！其中，攻擊得最凶的竟是些青年，而他們的論調，簡直和“戊戌政變”時的反對改革者一個模樣，二十七年過去了，還是這樣，豈不可怕！……
什麼踱進研究室，什麼搬入藝術之宮，全都是有意無意的圈套！……
死人套住活人！新思想戰不過老法子！……
一天，當他心情較為開朗的時候，便同社會開起玩笑來了：潤了筆，像小時候畫漫畫一樣，畫出一群嘴臉各異的“論辯的魂靈”。
63悲愴交響曲
絕望的反抗特別需要透徹的理性與意誌的力量。
即使因論戰而或有一階段的亢奮，但由於社會環境和個人生活條件沒有根本的改變，魯迅也就不可能徹底擺脫生命中的悲劇色彩。家庭是一個籠子，辦公和教學完後便回到那裏去，不是說這中間沒有感情上道義上的一種牽係，一種依賴；雖然，他心裏不隻一次地不滿過和反抗過。即使有一天，他終於衝破了這個籠子，也不可能衝破舊社會的偌大的牢籠。少年時，曾經許下血薦軒轅的誓約，二十年來不敢有片刻的忘懷。那完全是自己對自己的克製與折磨，是類似宗教徒般的堅苦的信仰。
對於中國的政治社會，魯迅簡直憎惡透了，失望透了。中國人雖然想了各種苟活的理想，也終於沒有實現。牢獄般的生活安全而妥帖，隻是缺少一樣東西：自由。在《春末閑談》中，他寫過一種細腰蜂，其實是中國統治者的形象寫照。這細腰蜂不但是普通的凶手，還是很殘忍的凶手，手段極綿密極高明的解剖學家。它把小青蟲捉進窠裏飼幼蜂，用神奇的毒針，向那運動神經球上隻一螫，便麻痹為不死不活狀態，青蟲因為不死不活，所以不動，但也因為不活不死，所以不爛，於是便保持了當日被捕時的新鮮，直到被它和它的子女們享用完！
人民是什麼？那是與牛馬同流的東西。不過，倘使結隊成群還是可怕的，因此必須禁止集會，禁止說話，禁止寫作，禁止思想！假使沒有了會思想的頭顱，沒有權利感，統禦起來是何等省事嗬，闊人的地位自然也就永久穩固了！
問題還不僅僅在於政府。有怎樣的國民，就有怎樣的政府，而國民的素質是最根本的。然而，中國並沒有俄國一樣的知識階級，可以啟發國民；由“特殊國情”培養起來的“特殊知識階級”，即使留洋歸來，也大抵隻能充當幫忙和幫閑的角色。於是，國民隻好長期滯留於原初的狀態：耐勞，多子，緘默，馴良。最突出的是卑怯，遇見強者，不敢反抗，一旦擁有權力，或者有“多數”作為護符的時候，又反過來欺淩弱者，凶殘橫恣，宛然一個暴君。待到失勢的時候，便拿“中庸”的話來粉飾，一到全敗，又有“命運”作精神的逃路。《阿Q正傳》以具象畫國民，而《示眾》，則以印象派的手段畫中國社會的眾生相。總之，我們的國民是極容易變成奴隸的，而且變了之後，還萬分喜歡。即使有破壞，也隻有寇盜式的破壞和奴才式的破壞，並非如改革者的誌在掃除，那結果，當然與建設無關，惟留下一片瓦礫而已。
“瓦礫場上還不足悲，在瓦礫場上修補老例是可悲的。”民國以來，我們不也在做著修修補補的功夫嗎？五四的一點小改革算得了什麼呢！……
實際上，中華民國久已沒有了，現在也還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
中國人，什麼時候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假使真有誰替他們做出決定，定下幾項奴隸規則來，自然就“皇恩浩蕩”了。不管愛排場的曆史家怎樣鋪張，修史時設怎樣好看的題目都未免太繞彎子。一部中國曆史，簡捷點說，無非是兩種時代的循環：
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
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
用“先儒”的話來說，即所謂“一治一亂”；那些作亂人物，都是為後來的“主子”掃除道路的，都是一批犧牲品。
但是，我們也就都像古人一樣，永遠滿足於“古已有之”的時代嗎？都像複古家一樣，倘不滿於現在，就神往於幾百年幾十年前的“太平盛世”嗎？……
幸而誰也不敢肯定說：國民性是決不會改變的。愚民專製也未必都有實效，像俄國，尼古拉二世死後，羅曼諾夫王朝不竟也“覆宗絕祀”了嗎？無法禁止人們的思想，——對此，其實曆史早就作過明白的昭示的。
倘能給改革者一點慰藉，或許就在這裏。
1925年2月至5月間，魯迅撰寫了《再論雷峰塔的倒掉》、《忽然想到》、《春末閑談》、《燈下漫筆》、《雜感》等係列批評文字，以明確的階級意識，揭露統治者的專製手段，以及它怎樣與國民劣根性相結合，造成中國現今的僵死局麵。在魯迅的身上，有著明暗哀怒的兩極。這時，戰鬥的熱情已經逼近了自燃點，單從這方麵的文章看，其激烈的程度大大超過了“呐喊”以來的任何時候，而比《熱風》更富於切實的內容。
“我們要革新的破壞者，因為他內心有理想的光。”魯迅寫道，現在的青年的使命，就在於創造中國曆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至於這時代是怎樣的一個時代呢？他不是預言家，不可能提供明確的答案，但是可以肯定，這時代必將徹底破壞不但使外國人陶醉，而且使中國一切人們無不陶醉的所謂“中國的文明”。在魯迅看來，這文明，其實不過是安排給闊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中國不過是安排這人肉的筵宴的廚房；而且，這人肉的筵宴現在還排著，有許多人還想一直排下去。一旦掃蕩這些食人者，掀掉這筵席，毀壞這廚房，一個簇新的時代就要產生了！
的確，中國青年有著數倍於別國青年的繁重的負擔，前進相當艱難。青年也不能一概而論，有醒著的，有睡著的，有昏著的，有躺著的，有玩著的，自然也有要前進的。隻要有前進著的青年，就有中國的希望。現在畢竟是青年們的世界了！
他是一個現實主義者，從不奢談改造中國的玄妙的理論，而首先謀求中國人最起碼的生存權利。“活下去”是重要的。他呼籲道：“世上如果還有真要活下去的人們，就先該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他寫過許多篇《忽然想到》的文章，權利感於他是十分強烈的。其中有一段說：我們目下的當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苟有阻礙這前途者，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秘製膏丹，全都踏倒他。分明地，這已經不複是一襲“熱風”，簡直是一股扶搖直上的飆風了。
他沉靜，但卻無時不在傾聽中國的每一聲響動。血書，章程，請願，講學，哭，電報，開會，挽聯，演說，神經衰弱，他知道這一切是無用的。他這樣告訴這些“可敬愛而討厭的朋友”：“我們聽到呻吟，歎息，哭泣，哀求，無須吃驚。見了酷烈的沉默，就應該留心了；見有什麼像毒蛇似的在屍林中蜿蜒，怨鬼似的在黑暗中奔馳，就更應該留心了：這在豫告‘真的憤怒’將要到來。……”
而“真的憤怒”竟沒有到來！
“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
這是魯迅在《希望》中反複引用的詩人斐多菲的話。
絕望於絕望，應該算是希望了吧？而這希望多少要帶點虛妄的性質。絕望，希望，就在這兩者之間，魯迅覺得最能把握的仍舊是自己：自己的靈魂，自己的武器，和踩在無路之路上的自己的腳印。
一個人，在最急迫的戰鬥時刻，也許無暇從容反省自己，觀照自己，回到自己的內心；正如有了一個清楚的目標，又找到了通向那裏的道路，便少有返顧的機會一樣。自然，這些都是對戰士和過客而言的；雍容華貴者又另當別論。
反正這時候，魯迅還在時時返回自身，或者，就對著自己的影子，畫複仇者的肖像。
這是《墓碣文》。
一座頹壞的孤墳。墓碣的陽麵寫著：……於浩歌狂熱之際中寒；於天上看見深淵。於一切眼中看見無所有；於無所希望中得救。……
……有一遊魂，化為長蛇，口有毒牙。不以齧人，自齧其身，終以殞顛。……
……離開！……陰麵的殘文是：……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創痛酷烈，本味何能知？……
……痛定之後，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陳舊，本味又何由知？……
……答我。否則，離開！……自然聽不到回答。然而，“胸腹俱破，中無心肝”的死屍也無須等待回答。他於沉默中說：“待我成塵時，你將見我的微笑！”隻有徹底埋葬以後，才會有自己的新生。這微笑的一閃爍，直如刀鋒的毫光，既凜烈，又蒼白。
在這裏，魯迅完全暴露了自身的血肉。他虛無，他陰暗，他極力擺脫然而不能。這是何等焦灼和痛楚！
兩年來，他的心裏的確荒涼了不少，但超乎常人的地方也恰恰表現在這中間：即使精神負擔那麼沉重，他居然可以把它當成盔甲披掛在身，一例抵擋刀箭。這該是怎樣的一個奇跡！十餘年如一日，他沒有放棄自身的使命：向舊世界複仇。這舊世界在他的眼中是實有的，浩大而強固，他把自己灰暗的內心世界也當作其中的一部分了。後來有人嘲笑他是堂吉訶德，專與風車作戰；其實那根本不是風車，而是一頭不知吞噬了多少生命的巨獸，因為人們卑怯，所以不敢正視而已。他是有勇氣的。他所創造的係列的複仇者，是真正的覺醒者和戰鬥者。雖然他們最後總是被逼致死，致瘋，被遺棄於荒野，然而，卻無一不具有崇高的格調、悲壯的色彩、深沉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