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論廣東提出時代文化精神概念的重大意義

吳燦新

(廣東省委黨校哲學教研部)在2010年7月召開的廣東省委十屆七次全會上,廣東省委提出了廣東時代文化精神這一重要概念,它對於廣東建設文化強省,使廣東成為在全國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區域文化中心、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排頭兵、提升我國文化軟實力的主力省以及中國文化走出去的生力軍,有著重大的時代意義。

一、凸顯了廣東文化強省

建設真正的科學的文化自覺意識所謂“文化自覺”,借用我國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的觀點來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曆史圈子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並對其發展曆程和未來有充分的認識。換言之,它是指文化的自我覺醒,自我反省,自我創建。

中國的“文化自覺”,從曆史的視角來看,是在追求現代化的100多年曆史中產生的。在這100多年間,我國先後經曆了三次“文化自覺”運動:第一次是“五四運動”時期。這次“文化自覺”運動,主流是好的,在新文化運動過程中,學習西方文明,引進了馬克思主義,從此使中國的麵目為之一新,開辟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階段。但是,由於在中國小農經濟汪洋大海基礎上所衍生的兩極思維(亦作“極端思維”,不是全盤肯定,就是全盤否定),導致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全盤否定。第二次是“文化大革命”時期。這次“文化自覺”運動,雖然出發點是好的,但由於其推崇極“左”思潮,對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文明一律排斥,因此結果是災難性的,造成了中國文化發展的斷層與混亂。第三次“文化自覺”運動,是改革開放時期。由於在中國小農經濟汪洋大海基礎上所衍生的兩極思維的繼續影響,導致了我們一度對以往中國文化的懷疑和對文化建設的輕視,以及泛濫成災的見物不見人的唯GDP主義。新世紀以來科學發展觀的提出,是中國曆史發展進程中的一次真正的科學的“文化自覺”。正是在中國這場新的“文化自覺”運動中,廣東省委在貫徹落實廣東科學發展戰略中,在推進廣東文化強省建設的曆程中,提出了廣東時代文化精神概念,凸顯了廣東文化強省建設真正的科學的文化自覺意識。

費孝通認為,文化自覺是一個艱巨的過程,隻有在認識自己的文化、曆次所接觸到的多種文化的基礎上,才有條件在這個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中確立自己的位置,然後經過自主的適應,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長補短,共同建立一個有共同認可的基本需要和一套各種文化都能和平共處、各抒所長、聯手發展的共處守則。廣東省委提出的廣東時代文化精神概念,正是反映了廣東在百年曲折的文化探索基礎上,在改革開放多元文化興起的條件下,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偉大曆史進程中,對中國文化的深刻認識,對嶺南文化的深刻審視,對廣東文化發展曆程和未來走向的充分認識。這無疑是廣東對自身文化的自我覺醒,自我反省,自我創建的真正的科學的“文化自覺”。

二、深刻了悟廣東科學發展的文化底蘊的巨大價值

文化底蘊是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根基。一個文化底蘊薄弱的民族,不可能走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前列;一個沒有文化底蘊的社會,是不可能健康有序和諧發展的;一個沒有文化底蘊作為基礎的經濟發展模式,就不可能實現可持續發展。縱觀世界,文化底蘊直接關係到一個社會、民族、國家能否興旺發達。西方發達國家,之所以在今天依然還雄視世界,其中重要的一環,就是他們具有影響世界的文化底蘊。在西方世界,古往今來湧現過無數燦若明星的思想家、科學家和文學藝術家。僅從諾貝爾獎獲得者來看,據不完全統計,自1901年諾貝爾獎基金成立以來,英國大約有207名諾貝爾獎得主;德國有大約近百名諾貝爾獎得主,美國也有大約近百名諾貝爾獎得主。需要指出的是,在1940年以前,諾貝爾獎得主主要來自英、德兩國;1940年之後,諾貝爾獎得主則主要來自於美國(包括9名美籍華人)。

改革開放以來,廣東的崛起,無疑有許多因緣;但就文化底蘊而言,與曆史悠久的嶺南文化分不開。

廣東地處嶺南,古代百越文化積澱而成的底色,千年中原文化的撞擊交融而成的雜色,以及近代以來形成的商業文化和以世界貿易港口著稱海洋文明的藍色,共同彙成的多色調的嶺南文化,無疑保留了一份有別於內地文化的嶺南特色:一是創新性。嶺南位於東亞大陸邊緣、南海之濱。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使廣東很早就成為一個商業比較發達的地區,特別是珠江三角洲一帶。自三國時代以來,廣州就已是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到唐朝已成為世界著名商埠,到元代時廣州就已與140多個國家有貿易關係,特別是近代以來,商貿更為發達。廣東這種重商傳統,使廣東人更多地受到商業文化的熏陶,和中原農業文明比較起來,較少一些“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固步自封的思想意識,而更多一些創新的精神,從而使嶺南文化具有較鮮明的創新性色彩。二是務實性。曆史上,嶺南地區由於交通不便,遠離封建政治中心,重政治輕經濟、重農輕商的中原文化傳統在嶺南地區的影響相對較弱;同時,雖然中原農業文明也有務實性的特征,但由於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影響,由於缺乏經濟競爭的壓力,在上流社會常常出現玄談風氣,而這種玄談風氣也對廣東人浸染較少;特別是具有濃厚商業文化色彩的嶺南文化,由於商品經濟運行規律的影響,必須要有更強烈的務實精神,才能在商業文化的氛圍中得以生存發展,從而使嶺南文化具有更為鮮明的務實性色彩。三是開放性。嶺南地區從漢唐時期開始,就成為溝通中外的重要門戶,即使在清朝厲行閉關政策的時期也是如此。而濃厚商業文化色彩,商品交換的開放性內在要求,也深刻地陶冶了廣東人的品性。特別是廣東在曆史上廣泛而持久的人口流動,不僅出現大量的中原人流向廣東,而且大量的廣東人也流向國外。這一切都在廣東與國內外的經濟、文化互動之中,使嶺南文化逐漸形成了一種善於吸收外來文化的開放品格,從而使嶺南文化具有更為鮮明的開放性色彩。四是包容性。中原文化在儒家傳統家庭倫理與“四海之內皆兄弟”的觀念支配下,在多神崇拜的文化因子中,相對其他一些國家和地區來說,較少一些文化排斥性,較多一些文化包容性,因此,中國文化也具有包容性特征。但是,由於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和宗法製度基礎上的專製政體的嚴重製約,這種包容性也常常大打折扣。而廣東濃厚的商業文化色彩,商品經濟運行的開放性,使嶺南文化具有更大和更鮮明的包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