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南文化的價值

第二十一章（1 / 3）

第二十一章

嶺南陳榮捷的中國哲學研究述評嶺南陳榮捷陳榮捷（1901—1994)，廣東開平人。美籍華人哲學家、朱子學專家。本文原以《嶺南陳榮捷的哲學研究評述》為題，發表於“嶺南文化、傳統儒學與社會發展”學術研討會（廣東雲浮：廣州中山大學文化研究所，台灣“中央大學”儒學研究中心，2010年8月）。有專家學者建議將題目修改為《陳榮捷的中國哲學史研究評述》，以更符合論文內容。此意甚善。筆者反複斟酌，以為陳榮捷的學術研究確實偏重在“中國哲學史”領域。不過，本文所討論陳榮捷的論文中，有的總括了他透視“中國哲學通性或精神”的觀點，故最後標定題名如是。的中國哲學研究述評

沈享民

（台灣東吳大學哲學係）一、前言

美國學者Bryan W Van Norden指出，外文的中國哲學研究者要具備兩重身份：其一他必須是漢學家，以克服語言的障礙與文化的隔閡；其次，他更須是一個哲學家，來從事中國思想傳統特有的哲學問題的研究。二次戰後取得獲有成熟研究的那一代學者中，Van Norden列舉四位學者在哲學與漢學方麵都很傑出：A C Graham, D C Lau, Donald Munro, 與D Nivison，Bryan Van Norden, “Introduction,” in David Nivison, The Ways of Confucianism (Chicago and La Salle, Ill: Open Court, 1996), pp1—13.而陳榮捷（Wingtsit Chan，1901—1994）未側身其中。我無法求證為什麼是這四位，而沒有第五位……；為什麼四位裏竟然有某某，而沒有陳榮捷。或許Van Norden認為，雖然陳榮捷從事中國思想傳統的研究，卻沒有精深探討哲學問題，不在哲學研究之列，所以陳榮捷不是哲學家，隻是一位漢學家。

不過，我想指出，陳榮捷就讀美國哈佛大學哲學係，取得學位，是地地道道的哲學博士。其次，1963年陳榮捷的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一般通稱為《中國哲學數據書》，中文版本名為《中國哲學文獻選編》。以下簡稱為“Source Book”）Wingtsit Chan,comp,and tr,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3).問世，華語世界以外研究中國哲學或中國思想傳統的學者無不受惠於此書，至今猶是，“實際的影響力”之巨大並非上述四位重要的學者可比擬。再者，陳榮捷諸多著作與重要論文多有中文版或中文譯文行世，其中國哲學研究的影響力也回流華語的中國哲學研究圈，正持續發酵中。

陳榮捷曾說明他在編譯Source Book所遵循的七項原則，Wingtsit Chan,“Fifty Years of Chinese Philosophy Abroad,”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Vol17,Nos1 & 2,(Dec1985):1—15.可視為其研究工作進行的方法論：

（1）盡量參讀各種經典注疏；

（2）必須解釋所有的中國哲學名詞；

（3）所有的專有名詞諸如“五常”，都必須詳舉其內容；

（4）所有的引文書籍或論文，均譯其意涵為英文；

（5）所有的地名或人名，均加考證或說明；

（6）所有原典引文，盡量追溯其出處；

（7）對經典中若幹重要的章句，均指出它在中國哲學史上的重要性。

這七項原則不僅貫徹於Source Book，也適用在陳榮捷的所有譯作，還相同地體現在兩部中文的詳注集評分別是《王陽明傳習錄詳注集評》（台北：學生書局1983年版）與《近思錄詳注集評》（台北：學生書局1992年版）。中（除不需英譯之外），真做到了“有詞必釋，有名必傳，有引必溯其源”。陳榮捷：《拙譯〈近思錄〉引言摘要》，《王陽明與禪》，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4年版，第132頁。

陳榮捷撰著出版書籍多種。此外，更有156篇的中英論文，全麵涵蓋了譯作、注釋書、工具書、專著與研究論文，陳榮捷之最詳盡的著作目錄及其出版信息，請見陳榮捷：《新儒學論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5年版，第339—366頁。這些作品，或是接近原典文本的最佳途徑，或是提供專業研究者索引覆案的參考數據，富有哲學史、思想史、學術史研究的意義。然最有哲學討論價值的仍是單篇論文與其結集出版的論文集。本文論述則以這些論文與論文集為主。

以下特選16篇論文，依論文內容的性質歸納為四類，每類各有四篇論文，筆者逐一簡釋其要義：第一類是陳榮捷精要論述歐美中國哲學、儒學、陽明學與朱子學之研究實況的論文；第二類論文的旨趣，端在宏觀鳥瞰中國哲學史及其精神、形上學與宗教的特色；第三類論文集中討論程朱理學在南宋、元、明、清各時期的發展，及其在學術史與思想史各層麵的意義；第四類鎖定朱子哲學，敘述陳榮捷如何論證朱子在哲學方麵的突出論點與貢獻。在本文敘述開展之間，對陳榮捷的觀點或論證有若幹評議，筆者管見而已。

二、西方中國哲學研究的媒介

首先，陳榮捷有些論文屬於報道傳述性質的，夾敘夾議。例如：《西方對於儒學之研究》陳榮捷：《美國研究中國哲學之趨勢》，《王陽明與禪》，第105—115頁。、《美國研究中國哲學之趨勢》陳榮捷：《西方對於儒學之研究》，《王陽明與禪》，第95—103頁。、《歐美之陽明學》陳榮捷：《歐美之陽明學》，《王陽明與禪》，第149—179頁。並見Wingtsit Chan,“Wang Yangming:Western Studies and Annotated Bibliography.”Philosophy East and West,Vol12,No1(Jan1972):75—92。中譯見陳榮捷著，劉坤一譯：《西方對王陽明的研究》，《宋明理學之概念與曆史》（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6年版，第395—421頁。陳榮捷之《歐美之陽明學》乃作者自著，為本文所據。）、《歐美之朱子學》陳榮捷：《歐美之朱子學》，《朱學論集》，台北：學生書局1988年版，第421—459頁。並見Wing—tsit Chan,“The Study of Chu Hsi in the West,”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30,No4(Aug1976):555—577。中譯見陳榮捷著，劉坤一譯：《西方對朱熹的研究》，載《中國哲學》第5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1年版，第191—217頁。陳榮捷之《歐美之朱子學》乃作者自著，依英文原作補述而成，而為本文所據。等。總體看來，這類論文報道詳實，傳述簡練，評議亦十分中肯，表現陳榮捷治學一貫的風格，可視為部分的“西方的中國哲學研究簡史”來看待，極為扼要。華語世界的中國哲學研究者向來不甚注重歐美的中國哲學研究的成績，雖然近年來已逐步改觀，但仍在起始階段，陳榮捷的這類論文即是步入此一研究領域的可靠津梁。陳榮捷在美國講述中國哲學數十年，以其著作論文引導西方漢學界正確了解中國思想，也引起美國的哲學界對中國哲學的重視，一步一腳印，且又引入歐美研究中國哲學的重要成果傳播於華語學界，誠可謂中國哲學與歐美漢學的最佳媒介。

以下謹以研究範圍的廣狹，依中國哲學、儒學、陽明學與朱子學之序，擇其要義，“再傳述”陳榮捷所傳述之西方或歐美的研究成果。

陳榮捷指出在1960年左右，西方研究中國哲學已有百來年之久，當其時十餘年來，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中國哲學研究發生兩大轉變：第一，由局部研究先秦哲學擴展而研究中國哲學史全程；第二，由宗教轉向哲學。陳榮捷：《美國研究中國哲學之趨勢》，《王陽明與禪》，第106—109頁。此乃一宏觀鳥瞰。蓋美國人心目中認為中國哲學從未有進展，隻為先秦哲學之腳注，令人有守舊複古的印象。然而，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之英譯1953年刊布以來，成為“基本課本，使學子讀之，能覽中國哲學之全景，俾益莫大焉”；陳榮捷：《美國研究中國哲學之趨勢》，《王陽明與禪》，第107—108頁。HGCreel與柳無忌（Wuchi Liu）之著作繼之，而至陳榮捷之Source Book出，“四十二章中，宋後哲學占十七章。蓋特重宋後理學與現代哲學”，同上書，第108頁。使歐美學者得窺中國哲學進程全貌。

其次，早年研究中國思想者全為傳教士，興趣專在宗教方麵，據陳榮捷於1960年時的觀察，歐美學界對中國思想的“哲學”興趣漸增，研究儒釋道三家的學者有哲學家與漢學專家。“其立場不限於宗教，故於儒釋道之宗教與哲學之別，亦漸清楚，而於宗教與哲學之明白，大有進步”。同上書，第109頁。此間陳榮捷盡力甚多，自不待言。

若將眼光注目於中國哲學中的“儒家”，則西方之儒學研究，依陳榮捷之見，可略分為四期：十七八世紀為第一期，為製度及其思想之研究。十九世紀至1930年前後為第二期，為宗教研究。1930年至1960年前為第三期，為社會科學之研究。1960年前後十年為第四期，為哲學研究。“時期之劃分，雖非截然，而各期之研究精神，則顯而易見”。陳榮捷：《西方對於儒學之研究》，《王陽明與禪》，第95頁。此四階段劃分，誠屬重點概括，卻也足以令人掌握三百年來研究動態。以下依陳榮捷之歸納整理，摘述梗概，略供窺豹。

第一時期的研究，側重儒家的基本製度及其思想，其影響可見諸歐洲啟蒙運動，最顯著的是考試製度方麵，俄法英美均采用之，乃當時世襲社會破天荒之舉。陳榮捷明指“在哲學方麵，萊布尼茲之單子論，簡直是邵雍數理哲學之產兒”，同上書，第96頁。尤為突出。關於萊布尼茲哲學與中國之種種，近來又有最新成果，此說自可再重新檢視。最新的研究，請參看Franklin Perkins, Leibniz and China:a Commerce of Light(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第二期以宗教為出發點，“專以儒學作宗教看，以利便其布道而已”，陳榮捷：《西方對於儒學之研究》，《王陽明與禪》，第96頁。指基督宗教之傳教而言。此中討論最多的儒家思想有兩點：一為孔子之“天”的觀念，一為儒家之“愛”的理論。關於前者，陳榮捷點出有不少西方學者認為孔子為懷疑論者，而陳榮捷隨即反駁之。其次，西人稱孔子“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教為“消極的金律”，或稱為“銀律”，以表示不比基督宗教“愛人如己”之金律之完美。同上書，第97頁。陳榮捷不止一次為文論證孔子之言何消極之有，參見陳榮捷：《仁的概念之開展與歐美詮釋》，見《王陽明與禪》，頁7—22。WingtsitChan,The Evolution of the Confucian Concept of Jen,Philosophy East and West,Vol4,No4(Jan1955):295—319.指出西人“不知消極詞語每每表達積極的意思，如‘無限’、‘無極’，實至積極”。陳榮捷：《西方對於儒學之研究》，《王陽明與禪》，第97頁。陳氏此言，誠屬知言。另外，西方學者又謂儒家教人愛有差等，而我國（中國）家族主義常有厚此薄彼的作為，可說是儒家愛有厚薄的明證，實與“泛愛眾”不符。陳榮捷亦駁正之：“然孟子‘親親而仁民，人民而愛物’不能作愛之分量多少解，而應作愛之種類之差別解。……因愛之種類之差別，乃有表示之親疏”，此亦是諦論，自可糾正西方學者的誤解。經由陳榮捷的論證，“間有了解孔子寶訓確為金律者，故西方對儒學之了解，乃有日臻明朗之勢”。皆同上書，第97—98頁。

相較來說，第三期之研究進展比前期甚大，範圍亦廣。陳榮捷歸納出此期研究的五個中心問題：一為孔子是否為改革家，二為中國是否一個儒教國家，三為孔子是否為權威主義者，四為中國是否有法家傳統，五為所謂儒家是否應從其實行上研求之。同上書，第98頁。對此五問，陳榮捷也一一表示自己的觀點，客觀持平。而第四期接續前此的研究，進而為哲學的研究，“更進為理學之研究。研究儒家哲學，非研究理學不可”，這是陳榮捷一貫的主張。理學在歐美又通稱為“新儒學”（NeoConfucianism），“乃儒學之花之怒放，不但先秦儒學之精裝本而已也”。陳榮捷：《西方對於儒學之研究》，《王陽明與禪》，第101頁。“仁”與“理”之觀念之演進，由儒學至理學乃達高峰。關於“仁”觀念之演進，見前注。關於“理”觀念，請參看陳榮捷著、萬先法譯：《新儒學“理”之思想之演進》，《王陽明與禪》，第23—68頁。Wingtsit Chan,The Evolution of Neo—Confucian Concept Li as Principle,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Vol4,No2(Feb1964):123—149.陳榮捷描述了理學或新儒學成為研究重點的發展過程、重要學者與其代表性著作。如今美國的中國哲學研究中，新儒家哲學蔚為大宗，最放異彩，陳榮捷應居首功。

以上自中國哲學與儒家哲學的全幅視野，論述陳榮捷的觀察與引介；隨即本文將以中國哲學史中新儒學內部兩大家——朱熹與王陽明——為焦點，敘述陳榮捷述評歐美朱子學與陽明學的景觀與透視。

1970年代以後王學研究漸盛，陳榮捷指出三個原因：“關於王氏著作之增加，王學文獻之新譯，與明代思想之集中研究”。陳榮捷：《歐美之陽明學》，《王陽明與禪》，第150頁。此三個原因陳榮捷皆身在事中，歐美王學之興起，與陳榮捷之倡導理學研究有直接關係。此前，先有張君勱之英文著作《新儒學之進展》兩巨冊在前；Carsun Chang,The Development of Neo—Confucian ThoughtⅠ&Ⅱ(New York:Bookman Associates,1957 & 1962).其後，有陳榮捷的《傳習錄》譯本（Instructions for Practical Living and Other NeoConfucian Writings）問世，包含23頁的導論與《傳習錄》全部譯文，此外還譯出《大學問》等王陽明的文章。我想附帶指出，在此一推波助瀾下，歐美出產了一些以王陽明哲學為主題的博士論文，其中最為知名的是杜維明與秦家懿的博士論文，分別是：Wei—ming Tu,Neo—Confucian Thought in Action:Wang Yang—mings Youth(1472—1509)(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6);Julia Ching,To Acquire Wisdom:The Way of Wang Yang—ming(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6).不可不說陳榮捷與有功焉；其後又有以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與陳榮捷為核心的討論會與出版品，集中於明代思想的研究，王學亦因以更受重視。

歐美陽明學始於FGHenke。依陳榮捷評點，1916年Henke所譯《傳習錄》“錯誤百出”，陳榮捷指出誤譯之處（標明頁碼）不少。陳榮捷：《歐美之陽明學》，《王陽明與禪》，第151—152頁。陳譯本出，西方學者藉由信達的譯文對陽明哲學逐漸有了深入的研究。陳榮捷自認其譯注，“集中日諸注之大成，且比任何一注更詳盡。蓋其有辭必釋，有名必注，有引句必溯其源”，同上書，第153頁。實非自誇。陳榮捷指出，歐美陽明學專重良知而忽略其致良知與知行合一之教，並遍舉曆來研究以證實之。同上書，第155頁。關於陽明學與西方哲學之相互發明，陳榮捷列舉李約瑟（Joseph Needham）之比較陽明與巴克萊、康德兩哲學家，祁地（Lyman VCady）之比較陽明與笛卡兒、斯賓諾莎及萊布尼茲，以及張君勱之比較陽明與叔本華、康德、黑格爾等，1965年又有鄭和烈（Hwa Yol Jung）為文比較陽明與西方現象學，以為陽明哲學之特色為意誌，故有現象學與存在主義本質上之成分雲雲。對此種種，陳隨即評論道：“並非深究。然已指出路線，可為後來學者向導”，同上書，第158頁。暗示比較哲學的成績貧乏，不外僅開其端而已。不過，直至David Nivison為文比較陽明與存在主義，以及晚近研究陽明與其他哲學家之關係，陳榮捷許之為“莫不充實精詳”。同上書，第168頁。

至於陸王關係與朱王關係，前者歐美尚無專文，後者早先亦被忽略，而陳譯本之導論並皆論及。尤其關於後者，陳譯本特別譯出王陽明《朱子晚年定論序》，並論證陽明“一方以委曲調停其與朱子之衝突，一方所以減輕朱派對王之攻擊，而一方又藉朱子之語發表其本人思想而已”，陳榮道：《歐美之陽明學》，《王陽明與禪》，第160頁。此乃陳榮捷本人研究此一議題之結論與成果，竟也在此報道文章中和盤托出。關於這個問題，還可參見陳榮捷：《從朱子晚年定論看陽明之於朱子》，《朱學論集》，第353—383頁。明代思想的研究於1970達至高峰，陳榮捷特別舉出：唐君毅《道德心之觀念由陽明至王畿之發展》、岡田武彥《王畿與存在主義》、狄百瑞《晚明之個人主義與人道主義》，Tang Chun—I（唐君毅）,“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of Moral Mind from Wang Yang—ming toWang Chi”;Takehiko Okada（岡田武彥）,“Wang Chi and the Rise of Existentialism”;WmTheodore de Bary（狄百瑞）,“Individualism and Humanitarianism”。以上三篇論文皆收在Wm.Theodore de Bary ed,Self and Society in Ming Though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0).陳榮捷說“上舉三文，為我國、日本、美國三國理學權威各分析王門之一方麵，水平之高，為前所未有”。陳榮捷：《歐美之陽明學》，《王陽明與禪》，第162—163頁。事實上，還應加上1973年牟宗三發表英文論文“王陽明直傳——王畿之四無論”；Mou Tsung—san,“The Immediate Succession of Wang Yang— ming:Wang Lung—Hsi and His Theory of Ssu—Wu,”Philosophy East and West,Vol23,No1/2,(Jan—Apr,1973):103—120.對於知行合一，柯雄文（Antonio SCua）有專著“知行合一——王陽明道德心理學之研究”，Antonio SCua, Th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A Study in Wang Yang—ming’s Moral Psychology(Honolulu: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1982).陳榮捷也沒有遺漏列舉，不僅英語世界有此高水平研究，國人經由陳榮捷的引介也得知此訊息，可為日後研究之助。

陳榮捷精研朱子學，述評歐美的朱子學研究更是當然。《歐美之朱子學》文分十個項目論之，包羅無遺。本文僅敘述與陳榮捷自己的研究成果有關者，以凸顯陳榮捷的觀點。

首先，關於朱子書之西譯，陳榮捷簡明縷述譯史，指出各譯之錯誤數處。其中有一段不可不為之表出：“\[JPercy Bruce\]譯‘敬’為‘serious’（嚴謹），則確有見地。歐美人士富有宗教虔敬之意，多不讚成Bruce之譯，而用‘reverent’（恭）。殊不知孝親敬長之敬，故可翻‘reverent’，而宋儒敬之觀念，絕非以他人為對象，而以自我意境為前提。故程頤曰‘發於外者謂之尊，有諸中者謂之敬’；又曰‘主一無適之謂敬’。又以嚴威儼恪為敬之形容。由是觀之，譯‘敬’為‘serious’比‘reverent’為較符宋儒本意。惜中西學者仍多舍彼取此，則宋學之未大明於西方，可見一斑矣。”陳榮捷：《歐美之朱子學》，《朱學論集》，第423頁。一字之格義翻譯尚且如此斟酌，亦可見陳榮捷治學嚴謹之一斑。其次，關於朱子之上帝觀一項，經由陳榮捷報道，可謂令人大開眼界。在西方，不隻早先有針對儒家之上帝和天與天主教之天主是否相同的討論；18、19世紀也有關於朱子哲學是有神無神、是否唯物的論戰；直到李約瑟之《中國之科學與文明》第二冊出，仍舊案重提：以朱子從不肯定人格神之觀念，又謂Bruce以基督教之神附會於朱子雲雲。由陳文，始知有神無神問題，三百年來三次活潑論戰，成為歐美朱子研究之中心。然陳榮捷以為“一方因參加討論者為宣教士，一方因宗教為西方文化主流，固是當然。然究於朱子哲學研究，不著邊際”。同上書，第426—429頁。

歐美有關朱子之哲學研究，陳榮捷曆數馮友蘭、李約瑟、張君勱之勞績，又舉德法學者各一，分別為Graf神父與薩金靜（Galen Eugene Sargent）的研究。陳榮捷自己在Source Book裏譯出朱子之《仁說》，並在按語中說明朱子實乃道二程所未道，朱子以仁為愛之理、心之德，亦體亦用，是個人之性，又是天地之性。仁包舉仁義禮智四者，為天地生物之心。可值得注意的是，陳榮捷讚許李約瑟從高處遠處探究朱子哲學之科學性。李約瑟卻指出西方的自然律有普遍性，故能助自然科學之生長，然“理”則不能解作普遍定律，且窮理並無精密方法，窮理以倫理為主，物質為次，不出乎經驗層次，故無助於科學，科學不能發達。此點陳榮捷以為不能否認。據此，陳說自身難免不一致（也可能是李約瑟自己的問題）：先以李約瑟指向朱子哲學的科學性，又以李約瑟論定朱子哲學於科學所幫助。更詳細的討論見陳榮捷對李約瑟《中國之科學與文明》第2冊的書評。陳榮捷：《評李約瑟〈中國科學思想史〉》，《王陽明與禪》，第203—217頁。然而，陳隨即引胡適所指出的、朱子有雲嚐見高山螺蚌生石中，胡適以為朱子發現化石早歐洲達文西三百年，陳引證以增進對李約瑟所提理論的討論，以胡適之說為據，意在反問李約瑟，以朱子之格物窮理之實踐，“竟有科學之發現，不亦奇乎？”陳榮捷：《歐美之朱子學》，《朱學論集》，第430—432頁。可見一說之成立，非通過陳榮捷之法眼而不能說是千錘百煉。

朱子之評佛教，陳榮捷自舉其Source Book中選譯朱子評佛共十四條，並加按語，說明朱子批評佛教從理論、實際、曆史與典籍等方麵並進，為中國曆史上評佛最全麵者。至於朱子之道統說與朱子評論老子，陳榮捷更以專文詳論。陳榮捷有《朱熹集新儒學之大成》論朱子道統說，以及《朱子評老子與論其與“生生”觀念之關係》討論朱子批評老子，兩文原來皆以英文發表。詳下。

關於朱子與西哲之比較，陳榮捷分列亞裏士多德、斯賓諾莎、聖多瑪斯、萊布尼茲與懷黑德五大家與朱子哲學相比較，簡述歐美朱子學研究這方麵的代表性作品與成績。其中最饒富興味的，仍是李約瑟對朱子與萊布尼茲的比較研究。據陳榮捷傳述，李約瑟指出萊布尼茲年方二十已讀關於中國思想之書，甚至於1716六年函辯朱子之上帝觀。由此觀之，萊布尼茲曾研究中國思想乃不可否認者。李約瑟又指出哲學討論的價值更高者，乃兩哲學家相同之處：萊布尼茲之單子層次與宇宙預定和諧，與朱子物物一太極與理為一機體秩序，極為相近；並說萊布尼茲哲學雖有其歐洲根源，而中國機體哲學與自然主義必有影響。陳榮捷：《歐美之朱子學》，《朱學論集》，第439頁。

再者，關於朱子後繼，陳榮捷指出，西方對於朱子門人與宋元明清朱子學派之理學家，尚少討論，“西方研究朱子後繼，至今尚無一篇獨立論文”，陳榮捷：《歐美之朱子學》，《朱學論集》，第441—442頁。然可在馮友蘭與張君勱之書中見及之，非專門討論也。不過，陳榮捷自己有《朱門之特色及其意義》、《元代之朱子學》、《早期明代之程朱學派》、《性理精義與十七世紀之程朱學派》四篇論文可補其空缺（詳下），而專著《朱子門人》更是研究朱子後繼的力作，雖然不以英文出之，卻直接嘉惠華語世界的朱子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