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注》有誤之處，簡朝亮雖然大多能直言指陳，但更重要的是簡氏往往極力推索朱子致誤之因。如《論語·為政》“或謂孔子子奚不為政”一章，依《補正述疏》的理解，孔子的回答應斷句標點為：
子曰：《書》雲“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所引《尚書》文句，止於“友於兄弟”，以下則為孔子之言。然而朱子於此章注解中，除據偽古文《尚書》標明引文出處為“《書·周書·君陳篇》”，又解說句義說：
《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為一家之政。（點校本第59頁）
據朱子《集注》的理解，此章所引《尚書》文句為“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對此，簡氏先辨明引文出自《君陳》之說不可信，《補正述疏》說：
偽古文《尚書·君陳》雲：“惟孝，友於兄弟，克施有政”，此襲《論語》所引文而竄之也，蓋失其讀焉。《韓詩外傳》雲：“孔子曰：《詩》不雲乎？邂逅相遇，適我願兮。”偽者以為引《書》，亦其例也。且遂以為言君陳也。（卷1，第117頁）
既而又以文中“於”、“於”用字不同，說明引《書》尚止於“友於兄弟”：
《論語》自“施於”而下，皆孔子釋《書》之辭，故“於”字不同。《書》文作“於”而《論語》本文作“於”者，一例也。今竄為《書》之辭，則偽矣。皇《疏》、邢《疏》皆為所誤也，故謂此與《書》為小異焉，朱子亦因而誤也。（卷1，第117頁）
辨析之後，簡氏指出“罪魁”，對朱子的錯誤作出“同情的理解”。
五、《補正述疏》對經典的看法
《論語》雖然不屬“六經”之一，但《漢書·藝文誌》“六藝略”中已別立《論語》一類，緊接於六經之後。此後《隋書·經籍誌》也在“經部”立《論語》為一類，列於六經、《孝經》之後。《四庫全書總目》雖未將《論語》單獨立為一類，但《論語》所屬的“四書類”仍隸經部。此已顯示，自漢代以來，《論語》“經”的地位已確立。
簡朝亮概念中，《論語》的地位不但可與六經並立，甚至有超越六經的傾向。他說：
《論語》之經，六經之精也，百氏之要也，萬世之師也。（《補正述疏》卷首序第1頁）
既是“精”、“要”，便表示《論語》一書所及之理，都可與“六經”與“百氏之書”相參證。或許正因有此信念，簡朝亮於疏解《論語》時，總是旁通連及，一則重視《論語》各篇章的義理關連，《補正述疏》中時見“詳某某章”；二則更意圖把經、史各類典籍都涵括在內。即以《述而》“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一章而言，簡朝亮1416字的疏解中，先後言“互詳弟子章、雅言章、子適衛章、君子博學章”、“詳三省章、君子不重章”、“詳問陳章、誦詩三百章”，又提及《尚書》、《易·係辭傳》、《詩》、《禮記·經解、中庸、王製》、《春秋》、《孝經》、《四書》、《爾雅》、《史記》、《宋史》、《管子》、朱子《小學》等書（卷4，第58—61頁）。又如疏解《述而》“子不語怪力亂神”一章時，又連及《述而》“子所雅言”、《子罕》“子罕言”等章；《補正述疏》說：
經雲“子所雅言”，又雲“子罕言”，今雲“子不語”，此書法也。（卷4，第44頁）
此處不但將分隸各篇章的文句通貫理解，更借用《春秋》“書法”的概念，強調了文字背後涵藏的經義。
簡朝亮“以史證經”的解經趨向，也與其師朱次琦的主張有關。簡朝亮記述朱次琦講學大旨中，有一頗具關鍵意義的觀點：
讀書之實五，曰：經學、史學、掌故之學、性理之學、辭章之學。夫經明其理，史證其事。以經通經，則經解正；以史通經，則經術行。（《年譜》第26頁）
又記：
先生曰：史之於經，猶醫案也。（《年譜》第31頁）
所謂“醫案”，即今所言臨床紀錄。換言之，史書是經典義理具體實踐的紀錄；經、史關係密切，由此可見。以史書作為理解經典的輔助，在《補正述疏》中隨處可見。《述而》“子不語怪力亂神”一章，看似簡單，但簡朝亮以5174字的篇幅說明“語者，與人論難也。”（卷4，第44頁）其中原因便在於簡氏無法回避經、史中所言及的“怪、力、亂、神”關於此章曆來的說解，可參看劉茜《〈論語〉“子不語怪力亂神”新解》，《孔子研究》2008年第3期、李川《〈論語〉“子不語怪力亂神”義疏》，《欽州學院學報》24卷第4期，2009年。劉文詳細辨析曆來學者對“怪力亂神”的理解，李川則集中討論此章中“語”字的詞義問題。可惜兩篇論文都未引用簡朝亮《論語集注補正述疏》。又，劉文結論，提出讀“怪力、亂神”的分詞新解，以“怪”、“亂”分別為“力”、“神”的限定語。此說雖確為“新解”，但恐待商榷。此處無法詳加辯駁。。
除了在疏解《論語》中強調經、史一體的概念外，簡朝亮還常於解經時“借題發揮”。如《雍也》“君子博學於文”一章，因皇侃《疏》雲“君子廣學六藝之文”，《補正述疏》解釋皇《疏》時便說：
六藝者，六經也。《史記》稱“六藝”是也，蓋四教之文也。（卷3，第89頁）
至此仍是“隨文解義”，十分恰當；但簡氏緊接著又說：
當孔子時，六籍則古今之學備焉。其在於今，由六籍而推之，斯備矣。本六經而通十三經也。（同上）
這段文字可視作經學家“與時推移”進行的闡發，使讀者不拘泥於“六經”一詞，而能擴及“十三經”。至此而言，也十分穩妥。然而，筆鋒一帶，簡氏趁便指示“讀經大要”，他說：
曰《孝經》，此始乎孝也。曰《論語》、曰《孟子》，其出於《禮記》者曰《大學》、《中庸》，此經之四書，不可緩也。曰《詩》，尊《詩序》而辯其失也，則朱子亦佐乎毛、鄭矣。曰《書》，偽古文毋亂也。曰《儀禮》、曰《禮記》、曰《周官》，從鄭注而其失者不從也。《樂經》雖亡，而樂有存乎《詩》、《書》、《禮》焉。曰《春秋》，則《左氏》、《公羊》、《榖梁》三傳也，以三傳明《春秋》，據《春秋》及他經，而知三傳之失也。曰《周易》，諸經之原也；程子《易傳》而參之漢宋諸家也。曰《爾雅》，諸經之釋也。（同上，第89—90頁）
此段除了列舉諸經之書名，還言及治該經之法：讀《詩》應“尊《詩序》而辯其失”、讀《尚書》須知“偽古文毋亂”、治《三禮》“從鄭注而其失者不從也”、“以三傳明《春秋》，據《春秋》及他經，而知三傳之失”、研習《周易》以“程子《易傳》而參之漢宋諸家”。這些文字，與《論語》本章已無直接關係，但此下卻再說明經、史的承繼關係，並分述重要史籍：
《書》與《春秋》，皆經之史焉。二十四史所由接也。曰《史記》、曰《漢書》、曰《後漢書》、曰《三國誌》，此四史也，史法參焉。《資治通鑒》，讀史者宜先也；畢氏之續，亦稽也。《明史》其近也，國史其著也，外國史其兼也。禮之製，易世不皆同矣，曰《通典》、曰《通誌》、曰《文獻通考》，其“續三通”而至今者，無遺也。統言之，皆禮之製也。（卷3，第90頁）
朱次琦曾教弟子“治經治史不可以或偏也”（《年譜》第31頁），簡氏可謂篤守師訓。在前引文字後，簡氏再由史籍而及子書：
其餘諸子百家，及時務之書，有旁通斯文者歟，皆博學也。（卷3，第90頁）
這些內容，都是為說明“博學於文”一句；作經疏看，雖稍駁雜，但卻具體展現簡氏重視經典、提振傳統學術的苦心。
六、結語
簡朝亮的著作既名“《論語集注補正述疏》”，則固然以疏解朱子《論語集注》為目的；但此書最終要闡發的畢竟是《論語》，朱子《集注》隻是登堂之階。進一步言，《論語》既為“六經之精，百氏之要”，疏解《論語》也隻是探究經典之階；而探究經典，又是為了體察“孔子之道”，進而實現聖人之教。簡氏記朱次琦之言曰：“經誼所以治事也。”（《年譜》第28頁），又記：
讀書者何也？讀書以明理，明理以處事。先以自治，其身心隨而應天下國家之用。（《年譜》第29頁）
一向善秉師說的簡朝亮，投注心力疏解經典的目的，想必不會隻是文獻整理，而是讀書明理之人能“應天下國家之用”。他在《補正述疏》中即借機透露：
《書》紀堯、舜、禹、湯、文、武之世，遠矣；其為治也，雖遠而如近焉。古今之變雖多，其為治也，可通其變矣。其元首明，其股肱良，建中以章民極，在上者無所為專也。順民心之正，遂民生之安，察民言而民和，在下者無所為囂也，無所為權也。峻乎其修中國人倫之道也，灼乎其明知人安民之術也。（卷4，第58—59頁）
文字中透露的經世思想，讀者一目了然。從這一角度而言，九江弟子簡朝亮與康有為，雖然選擇了不同的人生誌業，但其信念卻無二致。錢穆曾批評簡朝亮未能承朱次琦之學，“仍是乾嘉經學遺緒耳”錢穆《朱九江學術》，載氏著《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八）》（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80年），第328頁。，這種意見恐怕並不公允。
就闡釋《論語》、疏解朱子《論語集注》而言，簡朝亮《論語集注補正述疏》一書確實有龐雜之弊；但簡氏既視《論語》為貫通諸經、史的關鍵，則這本內容豐富的著作便不僅是朱子《論語集注》的“疏”，疏解的目的也不僅是為理解《論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