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麵，簡氏又舉例說明朱子闡釋《論語》義理之勝，正得自於訓詁。如《述而》“子所雅言，《詩》、《書》、執禮”一章時，朱子解“雅”為“常”（點校本頁97），簡氏十分稱賞此注，並說：
夫朱子“雅，常”之義，本程子言“雅，素”者而修之。此通乎六書轉注之義也，而此經遂明。漢學家必欲違之，適自蔽爾。（卷4，第41頁）
這正是藉朱注說明字詞訓詁並非“漢學家”獨擅的解經方法。
再如《雍也》“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一章，何晏《集解》引鄭注隻說：“弗畔，不違道”（卷6，頁九下），朱子則又解“約”字之意為“要”（點校本頁91）。簡朝亮對朱子此注十分稱賞，他說：“由知而行，皆要也，孟子之學，曰‘說約’，曰‘守約’，其自斯發歟！”（序，第1頁）更重要的是，簡氏藉此例說：
此宋注明義理者，以訓詁而明。此其訓詁之也。（《序》，第1—2頁）
這段文字與戴震“故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聖人之理義明”的主張看似相似，但兩者的真正內涵卻不一致。戴震《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一文說：
言者輒曰：“有漢儒經學，有宋儒經學，一主於故訓，一主於義理。”此誠震之大不解也者。夫所謂理義，苟可以舍經而空憑胸臆，將人人鑿空得之，奚有於經學之雲乎哉？惟空憑胸臆之卒無當於賢人聖人之理義，然後求之古經。求之古經而遺文垂絕，今古懸隔也，然後求之故訓。故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聖人之理義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賢人聖人之理義非他，存乎典章製度者是也。……彼歧故訓、理義二之，是故訓非以明理義，而故訓胡為？理義不存乎典章製度，勢必流入異學曲說而不自知，其亦遠乎先生之教矣。戴震《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戴東原集》（《戴東原先生全集》，影民國二十五年【安徽叢書】本。台北：大化書局1987年版，卷11，第9頁。）
戴震這段文字的旨意，是強調“故訓”、“典章製度”與“義理”間密切的關係；無論“漢儒經學”或“宋儒經學”，都不離“故訓”、“典章製度”的考究與“聖人賢人理義”的探求。戴震雖然沒有明言反對漢學、宋學之分，但卻反對以“故訓”、“理義”二分的方式區別漢學與宋學。然而在另一篇文章中，戴震則又認為漢儒、宋儒治經，各有所長；他說：“聖人之道在六經，漢儒得其製數，失其義理；宋儒得其義理，失其製數。”戴震《與方希原書》，《戴東原集》卷9，第13—14頁。
換言之，漢儒未必不知闡發聖賢義理，宋儒未必不願考索典章製度，隻是就整體成就而言，戴震認為漢儒長於典章製度的考索，宋儒則長於聖賢義理的闡發。這種觀點，與《四庫全書總目》所揭示的意見並無二致。《四庫全書總目》於《四書章句集注》提要中說：“蓋考證之學，宋儒不及漢儒；義理之學，漢儒亦不及宋儒。言豈一端，要各有當。”（卷35，第22頁）
然而，上引簡朝亮的意見，卻正是以馬融、朱子解經實例，說明漢儒、宋儒於“訓詁”、“義理”都不偏廢；這也正是簡氏所說：“葉於經者之為長，其長不以漢宋分也”。換言之，隻要是“葉於經之為長者”，無論出自漢、宋，皆為可取。簡氏這種觀點，大概是承自其師朱次琦之說；簡氏於編著《朱九江先生年譜》簡朝亮編《清朱九江先生次琦年譜》（原為簡氏所編《朱九江先生集》卷首之二，清光緒年間刻本），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中，記錄其師“講學大旨”數則，其中有言：
漢之學，鄭康成集之；宋之學，朱子集之。朱子又即漢學而稽之者也。（第24頁）
朱次琦雖認定鄭玄與朱熹分別為“漢之學”與“宋之學”的代表學者，但又指出朱子之學是“即漢學而稽之”。換言之，“宋之學”是承“漢之學”發展而來，兩者不可截然畫斷。朱次琦又告訴弟子：“乾隆中葉至於今日天下之學，多尊漢而退宋，以考據為宗”，但“彼考者，不宋學而漢學矣，而獵璅文、蠹大誼，叢脞無用，漢學之長有如是哉？”（同上，第25頁）亦即，朱次琦認為這些標榜以考據為務的學者，並未真正掌握“漢學”之精要，因此未能“使孔子之道大箸於天下”。簡朝亮生動地記下朱次琦之說：
學孔子之學，無漢學、無宋學也。修身讀書，此其實也。二三子，其誌於斯虖！（第25頁）
天下學術隻有“孔子之學”，無“漢學”、“宋學”之分，自然也不必標榜“鄭學”、“朱學”。由此更可進一步說：朱子之說的取、舍，也當以是否“葉於經”為判斷標準。這也正是何以簡朝亮雖據朱子《論語集注》而為“述疏”卻仍要“補”、“正”的原因了。
四、《補正述疏》對朱子《論語集注》的態度
簡朝亮於《補正述疏·自序》中曾說：
朱子之為《論語集注》也，自漢迄宋皆集焉，終身屢修之，欲其葉於經也；其未及修之者，後人補之、正之，宜也。（卷首序，第1頁）
若據此說，簡朝亮撰作此書不僅是推尊朱子《論語集注》，更是希望秉持客觀的學術態度，闡釋《論語》的義理。書名“補”、“正”、“述”、“疏”顯示此書包含四種經注工作；約略而言，“述”、“疏”可說是對朱子《集注》的闡發，“補”、“正”則是對《集注》的匡補修訂。在序中，簡朝亮即又舉例說明有“朱子說既葉而當有申者”（序第3頁）與“朱子說未葉而當有別者”（序第4頁）兩大類。
除了《自序》，我們更應進一步從實際經注檢核簡朝亮對朱子《論語集注》的態度。
《四庫全書總目》於《經部總敘》中，曾以朱子注《公冶長》“瑚璉”時誤引包鹹“夏瑚商璉”一段，作為核驗後儒是否偏袒、回護朱注的矩尺。《總目·經部總敘》於“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學見異不遷，及其弊也黨”一句之後，有夾注曰：
如《論語集注》誤引包鹹夏瑚商璉之說，張存中《四書通證》即闕此一條，以諱其誤。《四庫全書總目》卷1《經部總敘》，影清同治七年廣東書局本。台北：藝文印書館2004年版，第1頁。
據《禮記·明堂位》，瑚為商代器名，璉為夏代器名《禮記·明堂位》：“有虞氏之兩敦，夏後氏之四連，殷之六瑚，周之八簋。”陸德明《經典釋文》：“連，本又作璉。”皆見《禮記注疏》，影清嘉慶二十年南昌府學刊本。台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版，卷31，第17頁。，《論語集注》作“夏曰瑚，商曰璉”而未言所據。何晏《論語集解》、皇侃《論語集解義疏》都引包鹹注“夏曰瑚，殷曰璉”，《四庫全書總目》因而謂朱子用包鹹注《四庫全書總目》卷35《經部·四書類一》《大學章句、論語集注、孟子集注、中庸章句》提要：“（朱子於）《論語》、《孟子》亦頗取古注，如《論語》‘瑚璉’一條，與明堂位不合……或以為疑。不知瑚璉用包鹹注。”第22頁。。朱子《集注》既誤，後人若察而未能正之，則顯然有回護偏袒之嫌。如《總目》於元人張存中《四書通證》、元人詹道傳《四書纂箋》二書提要中，便分別以“夏瑚商璉”為例，指責二書不能勇於糾正《論語集注》之誤參見《四庫全書總目》卷36《經部·四書類二》《四書通證》提要（頁五下）、《四書纂箋》提要（第8—9頁）。。依仿《總目》的標準，我們可以檢視簡朝亮對朱子此注的態度。《補正述疏》於《公冶長》“賜也何如”一章說：
包氏雲：“瑚璉者，黍稷器也。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宗廟器之貴者也。”朱注因而修之。今考《禮·明堂位》雲：“夏後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此漢人記之若斯也，而包注夏、殷互異者，包氏漢人，其所聞異辭乎？（卷3，第5—6頁）
關於“夏瑚商璉”與“夏璉商瑚”之異，簡氏雖明白指出包鹹與《明堂位》之異，但以“所聞異辭”為推想，未必能服眾。比較其他篇章簡氏大力辨析異說的態度，此章確實有“回護”朱注之嫌。然而，無論“夏瑚商璉”或“夏璉商瑚”，孔子以夏、商宗廟之器比擬子貢才能的義旨都不受影響；或許正因非關大旨，因此也沒有徹底辨明的必要。
朱注若有未盡周延者，簡朝亮自然也會“補正”。如《先進》“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章，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一句，朱熹注：“言我雖年少長於女，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蓋誘之盡言以觀其誌，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論語集注》點校本頁129）本文引用朱熹《論語集注》，根據點校本《四書章句集注》,影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新編諸子集成】本。台北：鵝湖出版社1984年版。《補正述疏》對朱子的注釋雖未反對，但卻也表示有未當之處；簡氏認為：
所謂“盡言”者，於經病添文也。（卷6，第39頁）
簡朝亮雖然指出此處“盡言”有“增字解經”之病，但卻又歸咎於《論語》傳本異文造成的理解差異。他說：
《集注》是矣，惟如今本經文，則以“以吾”與“毋吾以”相應焉。而所謂“盡言”者，於經病添文也。今考“毋”，皇本作“無”；“吾以”之“以”，《釋文》引鄭本作“已”。蓋傳本不同。謹案：鄭本“毋吾已也”，“已”古通“以”，《孟子》雲“無以，則王乎。”已，止也。言今以吾一日齒長乎女，毋吾止而不言也，明當盡言於長者之前。此從鄭本釋之，其義在其文中矣。（卷6，第39頁）
若據《釋文》所引，鄭玄所注之本作“毋吾已也”與今本不同。若不說明“以”與“已”古通用，並解“已”為“止”，而徑以“盡言”作解，則恐遭受“增字解經”的質疑。在此例，簡朝亮一方麵維護了朱注，又替朱注作了更周延的“補”，使朱注免遭不必要的批駁。此正可視作“朱子說既葉而當有申者”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