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能體現康有為“致用”思想的是其《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製考》兩書。1891年，康有為在廣州刊行了他所著的《新學偽經考》。這部著作以其與長期居正統地位的古文經學完全相對立的觀點震動一時，成為“思想界之大颶風”。梁啟超總結《新學偽經考》的影響時寫道：“第一，清學正統派之立腳點，根本動搖；第二，一切古書，皆須從新檢查估價；此實思想界之大颶風也。”梁啟超著，朱維錚校注：《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上海：複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64頁。也即是說引起社會上對原來束縛人們思想的舊觀念的動搖、懷疑和不滿。實際上康有為著此書的目的與劉逢祿是不一樣的，雖然也是對《左傳》、對劉歆的批駁，然而其主要意圖卻是要破除舊例、打破陳規、消除人們對於經典的盲目崇拜，喚起人們大膽質疑的主體精神。隻不過這層意思的表達相對有點隱晦曲折，並且是借學術的外衣來進行的。若說《新學偽經考》的“破”之意味表現不太直白顯露，還有些遮遮掩掩的話，那他在1898年刊行的《孔子改製考》就已經拋棄了學術的這件外衣，直接運用公羊變易改製的精神，毫不掩飾地大言改製了。同樣是梁啟超，他認為《孔子改製考》對於思想界之影響較《偽經考》更為猛烈，喻其為大地震、火山大噴發。他認為“《偽經考》既以諸經中一大部分為劉歆所偽托，《改製考》複以真經之全部分為孔子托古之作，則數千年來共認為神聖不可侵犯之經典，根本發生疑問，引起學者懷疑批評的態度。”梁啟超著，朱維錚校注：《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上海：複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65頁。《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製考》這兩部學術著作對當時社會政治變革和學術變向均產生很大影響。二書之所以在政界和學界引起如此之大的影響，是因為康有為在書中對公羊學的發揮與托古改製的觀點引起了人們的震動和重視。而康有為也是早就看到了“托古改製”的優勢，他說“布衣改製，事大駭人，故不如與之先王，既不驚人，且可避禍”。康有為：《孔子改製考》，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267頁。他將聖人做他的代言人，自覺地把“托古改製”論作為工具使用，這樣一方麵防守舊派之口實，另一方麵借聖人之光環使人們較容易接受新思想、新觀念。康有為的“托古改製”論呈現著鮮明的政治色彩。
康有為在“致用”之途上達到的高峰，一方麵是時勢發展的需要，另一方麵也是其公羊學從何休一返而至董仲舒的必然反映。不同於劉逢祿尊奉何氏，康有為極為推崇董仲舒，他在《董氏春秋學》的自序中說：“欲學《公羊》者，舍董生安歸？”認為要知曉孔聖先王之道，必須由董仲舒而入，“因董子以通《公羊》，因《公羊》以通《春秋》，因《春秋》以通《六經》，而窺孔子之道。”康有為：《春秋董氏學》，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2頁。我們知道在漢代，何休與董仲舒的公羊學是有差別的，簡言之何休之學偏向於“學術”層麵，而董仲舒之學具有極強的“致用”特性。所以在清代，因為複古進階的不同，劉逢祿與康有為的差異有點類似於何休與董仲舒的差異。
其實在清代今文經學中，援經議政、譏諷時政前此已有。同樣在“致用”階段，龔自珍、魏源就導康有為改製變法的先河，隻是龔魏“二人皆兀岸自喜，未足以化流俗，在當時之影響殊不大。其後所謂新學家者，人人有過一崇拜龔氏之時期，甚至稱為龔學；亦人人皆曾讀過魏氏之《海國圖誌》，稱之為新學派之導師。但其思想見解，均未能深入顯出，尤以定庵為瑰麗之辭所遮，意義不豁達，僅引緒以開風氣，稍進即轉覺淺薄，且二人之地位不高，故無風行草掩之功。”蕭一山：《清代通史》卷4，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746頁。因此龔魏二人盡管也有開清代援經議政之先風，但卻無法與康有為之行為和影響相比。當然如果沒有龔自珍、魏源和康有為等借用今文經學宣傳變法改製等思想，單憑他們的學術實力，公羊學的社會影響將會小很多。
其實在劉逢祿的公羊學中也有“致用”的一麵，隻是他所處的朝代與康有為不同，所以他的致用表現得也不一般。雖然劉逢祿所處時代已是清朝後期，但這時的清政府還沒到馬上崩潰的邊緣，時代也還沒有到像康有為提出資產階級思想的時候，再則劉逢祿還是清朝廷的禮製官員，他對現實考慮更多的可能還是維護現有政權。所以，即使劉逢祿有用公羊學理論與現實政治結合的要求，有服務於現實政治的願望，（如劉逢祿突出“夷夏之辨”，就隱約有為清朝統治者的合法性作論證的意圖。）但是這種要求表現得也不是十分的強烈，表達得也是曲折隱晦，不易為常人所覺察，那麼由此也就較難引起人們的注意，也不會帶來什麼大的反響，更不用說對社會政治產生影響了。所以在“致用”這一方麵劉逢祿是遠遠無法跟康有為相比的。
對於劉逢祿而言，一言以蔽之，他不是創發性的思想家。趙伯雄先生在這方麵對劉逢祿的論述可謂深得我心，他說：“劉逢祿在學術上雖然可以稱得上是一位巨人，但在政治思想方麵，他卻是一個矮子，他缺乏政治理想，經世的意識淡薄，也缺乏改革政治現實的膽識，也許曆史還沒有走到這一步，還沒有向他提出這方麵的要求，他的尊今文抑古文，純粹屬於經學家派上的主張。”趙伯雄：《春秋學史》，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719頁。盡管劉逢祿在經世致用方麵有所欠缺，但是他在“通經”階段上已達到了高峰，完成了時代賦予他的曆史使命，做到這一點就已經夠了。
四、結語
從上麵的對比分析可以看出，稱劉逢祿為一個大學問家當之無愧，若說是思想家卻有所勉強。劉逢祿對公羊學的張大有積極的助推之功，但於公羊的義理卻殊少發明。他的一係列公羊學著作，主要作用仍是對公羊學理論的辨誤、糾正、彙集、歸納，停留的是在學的層麵上，在“通經”意義上達到了高峰。劉逢祿所做的是類似於他的前輩何休所做的工作，所以在劉逢祿的公羊學體係當中，是何休而不是董仲舒占據重要位置。雖然他也認同和推崇董子的公羊思想，但卻並沒如董子那樣將公羊義理進行發揮，並將之與現實政治密切結合，從而產生重大的社會效應，所以在劉逢祿時，清代今文經學雖然複興，但是整個社會的影響力並不大，並未有奪考據之學的勢力。真正做到對古文漢學取而代之的是康有為，他將公羊學從何休進而複古到董仲舒，使公羊學從“學”上轉到“用”上來。康有為借公羊學之形式，行救世之實質，借藉言事、托古改製，結合時代的需要進行公羊義理的新一輪發揮，從而使公羊學獲得新的生命和活力，真正地將公羊的精神與現實結合起來，對晚清的政局也產生了重要影響，也將公羊學的聲譽推至前所未有的巔峰。
由上可以看出，公羊學的真正生命意義和曆史價值，並不是在紙上，也即是說並不是在學術研究和理論探討上，而是在實際的運用上。正如學者所說的：“它不是為學術而學術的單純的學術流派，而是為政治而學術的政治哲學。離開為政治服務的土壤，它的學術生命也就隨之枯萎和衰竭。”趙沛：《〈公羊傳〉的特色和清代的〈公羊〉學》，《河南師範大學學報》2009年第5期。所以隻有將其中的微言大義進行實際的運用，才能真正地煥發它的生命。漢清兩朝公羊學之所以能夠大興，產生重大影響，不隻是因為有了何休和劉逢祿的理論總結與推廣，更重要的是因為有了董仲舒與康有為的實際運用和操作，是後者切實領會了經世致用的精神，探到了孔子修作《春秋》的本意，才使公羊學發出耀目光彩，大顯於世，成為儒學文化中的重要一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