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麵說了，將清代的公羊學分為兩個階段，是跟清代公羊學的兩條路向有關。但這並不是說兩條路向就分屬兩個不同階段，實際上兩條路向並沒有截然二分，而是共同貫穿整個清代公羊學，隻是在不同時期的隱顯不一樣而已。在“通經”階段，莊存與、孔廣森、宋翔鳳和淩曙、陳立等也都有對公羊學的研究，做了一定的貢獻。但是正如楊向奎所分析的“莊存與在當時雖然是首倡《公羊》學的經師，但他並沒有找到《公羊》學的思想核心，由漢末何休總結的《公羊》義法。稍後，劉逢祿和孔廣森都是找到這種思想的學者，但他們理解不同。”楊向奎：《清儒學案新編》卷4，濟南：齊魯書社1994年版，第86頁。也即是說，莊存與於清代公羊學隻有開創之功，而無張大之效。孔廣森在何休之外另立“三科九旨”，也未能發揮董何之義，而淩曙用公羊治禮學，陳立為《公羊》作疏證皆於公羊思想少所發展。總而言之，在他們之時，還並不能真正稱其為清代公羊學派，他們隻是在乾嘉漢學陰影之下的很細小的一個旁支，並不曾引人注目。隻有在劉逢祿和宋翔鳳出現，常州學派才開始蔚為大宗，為人所稱道。所以他們於公羊學的發展皆不能與劉逢祿相比。
劉逢祿之所以為“通經”之麵的高峰，既是因為他對宣傳擴大清代公羊學影響的貢獻，也因為其出色的公羊學理論建設。劉逢祿的公羊學，由其外祖父及從舅莊存與、述祖之學起步，受孔廣森《春秋公羊通義》的影響，但是更為重要的是能超越莊、孔，而能追根尋源，推本於董何，最後屬意於何休。也就是說他有追本溯源的自覺，他說“祿束發受經，善董生、何氏之書，若合符節，則嚐以為學者莫不求知聖人，聖人之道備乎五經，而《春秋》者五經之筦鑰也。先漢師儒略皆亡闕，惟《詩》毛氏，《禮》鄭氏，《易》虞氏有義例可說，而撥亂反正，莫近《春秋》，董何之言受命如響。”劉逢祿：《劉禮部集》卷3《春秋公羊釋例·自序》，《續四庫全書》第150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59頁。由是一心要發明本義，以何休的《解詁》為藍本，著《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一書，著力闡發公羊的微言大義。劉逢祿還嚴守家法，站在公羊立場著作《左氏春秋考證》一書對古文《左傳》開展辯駁，以期樹立《公羊傳》解《春秋》的正統性和權威性。他在前人的基礎上對《左傳》進行了全麵係統地批駁，他認為《左氏春秋》是如《晏子春秋》和《呂氏春秋》之類的雜編，稱《左氏春秋》為《左傳》實際上是劉歆作偽的結果，所以他要“以《春秋》還之《春秋》，《左氏》還之《左氏》，而刪其書法、凡例及論斷之謬於大義，孤章絕句之依附經文者，冀以存《左氏》之本真。”劉逢祿：《劉禮部集》卷3《申左氏膏肓·自序》，《續四庫全書》第150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61頁。此外還“尊奉何氏”之意，著作了《發墨守評》、《穀梁廢疾申何》、《箴膏肓評》和《論語述何》等一係列公羊學著作，對何休的《公羊》學進行維護和大力表彰。
劉逢祿寫了這麼多公羊學的著作來集中維護和闡發公羊學的微言大義，這在當時是絕無僅有的。並且劉逢祿還借用了當時盛行的考證這件外衣，這也為其公羊學理論增加了不少的信任因子，雖然在劉逢祿的著作裏也有些牽強曲解、意測武斷之說，但大多還是言之有理，持信有度的。特別是《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一書，條例清楚、考證嚴明，為今古文學家同為推崇，產生了極好的影響。有學者在認為劉逢祿為清代公羊學的奠基者時，列了三點依據：第一，劉逢祿運用考證為公羊學對經典的解釋提供了知識基礎。劉逢祿代表性的著作有《春秋公羊何氏釋例》、《公羊春秋何氏解詁箋》等，重視“春秋大義”。對於《春秋》，他較之莊存與更詳盡地闡釋《春秋》義例，尤其重視闡釋“張三世”、“通三統”、“王魯例”思想。此外他還撰《議禮決獄》4卷，著意詮釋今文經和史書中的“議禮”內涵，凸顯經學的政治價值。第二，劉逢祿治學彰顯了今、古文經學的對立。他不像外家模糊今古文，而較專主今文、尤重董仲舒、何休的注解，曾著《左氏春秋考證》，否定《左傳》。第三，劉逢祿與不少一流的考證學者關係密切，使他們對今文經學產生興趣甚至出入今、古文，而且促使阮元在輯刻《皇清經解》時，收錄了莊存與的《春秋正辭》、孔廣森的《春秋公羊通義》和他自己的《左氏春秋考證》、《公羊春秋何氏釋例》、《論語述何》等7部今文學著作，極大地了提升了今文經學的地位。張豈之主編：《中國思想學說史》（明清卷）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692頁。而汪暉總結劉逢祿對清代公羊學的貢獻時，所概括的三點貢獻也與之相似，但其學術研究層麵的作用和意義表現得更為突出。詳見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上卷，第2部：帝國與國家），北京：三聯書店2004年版，第573—574頁。從以上三點可以看出，表麵上是對劉逢祿奠基者身份的論證，實際上是對劉逢祿公羊學的成績和貢獻的總結和肯定，從劉逢祿的這三條貢獻來看，其主要指向都是學術研究層麵上的。由此可見“通經”一麵在劉逢祿的表現中之一斑。
在劉逢祿的公羊學中，“通經”一麵表現得非常突出，其實在康有為那裏有也“通經”的一麵，康有為著有《新學偽經考》、《孔子改製考》、《董氏春秋學》及《大同書》等公羊學著作。雖然康有為在清末影響巨大，並且也有公羊學著作，但是康氏之書在於政治而不在學術，康氏之書在學術研究層麵的價值並不是很高，其思想意義遠大於其學術意義。所以從這個方麵言，康有為在“通經”之麵還不如劉逢祿。盡管康有為在論述上也采用了通行的考證方法，並且其書之名直接冠以“考”字，但實際上卻未盡樸實考證之實。劉逢祿的書裏雖然也有主觀臆測的成分，但相對康氏之書而言就要少得多，相對而言就較為平實。康有為要強合己意，故在其書裏到處充滿著臆測和武斷。從以下二位對其《新學偽經考》一書的批語中也可窺見一斑。梁啟超作為康有為的得力弟子，清末今文學的幹將，對乃師之作也有微詞，他雖然讚成其大義有得之處，但是於具體細微處頗不敢苟同，他說：“乃至謂《史記》、《楚辭》經劉歆羼入者數十條，出土之鍾鼎彝器，皆劉歆私鑄埋藏，以欺後世。此實為事理之萬不可通者，而有為必力持之……有為以好博好異之故，往往不惜抹殺證據，或曲解證據。”梁啟超著，朱維錚校注：《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上海：複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64頁。若說梁啟超顧及師麵，言辭還留有餘地的話，那作為近代史學大師的錢穆就毫不客氣了。他說《偽經考》所持，為事理之萬不通者尚多，論大體亦無是處。昔全謝山謂毛西河著書，偽造證據，然毛書固多可傳，不如長素抹殺一切，強辨曲解，徒亂後生耳目也。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652頁。
從上可知，康有為於公羊學的發揮和立論主觀任意性太強，有些甚至是憑胸臆所斷的虛構，所以它於學術層麵的公羊學而言，貢獻較小，價值並不大。那些改製立法的思想可以說是走的異端，已經完全溢出了公羊學的範圍，不僅無益公羊學的壯大，而且於公羊學的純潔性和正統性有損。以此角度言，“通經”之效他比不過劉逢祿。
三、“致用”之高峰
在“通經”一麵，劉逢祿對公羊學在理論上統歸正緒、發明較多，故能將清代公羊學由湮沒無聞而變得其軍大張，從而處於“通經”之高峰。雖然康有為因其強合己意、任意倍經而於“學”無補，但他在“致用”階段卻表現得特別突出，成為當仁不讓的“致用”之高峰。康有為是經世致用的最典型代表，他在此階段的主要作用和貢獻便是“促變法”，通過發改製變法之言和踐改製變法之行，最終使公羊學對清代政治產生了重大影響。而公羊學說的變易性、開放性和可比附性的特點，在康有為這裏也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發揮。
康有為經世致用思想並不是因公羊學而發，而是因時而發，是當時的民困國危的現狀使其特重致用。康有為生於鹹豐年間，而早在道光時期，漢學頹勢已現，考據末流的嚴重弊病也已彰顯，但是大多數人仍然按照這樣的老路子走下去，劉逢祿是如此，康有為也是如此。康有為自幼就接受嚴格的傳統教育，也同樣學習考據之學，“四書”、“五經”乃其必讀課本。但因其處於清朝的晚期，鴉片戰爭、太平天國起義等事件已表明清帝國的民族危機和階級矛盾都非常嚴重，務求實際的經世思潮已蔚為大觀。處此之世受此思潮影響的康有為，逐漸認識到名物訓詁的考據之學於世無用，開始轉向經世致用之一途上來。他在21歲時，便徹底與傳統的考據相決裂了，他自敘道：“於時，舍棄考據帖括之學，專意養心。既念民生艱難，天與我聰明才力拯救之。乃哀物悼世，以經營天下為誌，則時時取《周禮》、《王製》、《太平經國書》、《文獻通考》、《經世文編》、《天下郡國利病全書》、《讀史方輿紀要》，緯劃之，俯讀仰思，筆記皆經緯世宙之言。”康有為著，樓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編年譜（外二種）》，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9頁。正是有這樣一個轉變，康有為後來選擇公羊學、而學又偏重致用也皆成自然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