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通經”、“致用”兩高峰
——劉逢祿、康有為思想之比較
魏航
（廣東交通職業技術學院思政部中山大學文化研究所）在清代公羊學的發展史上，劉逢祿和康有為是兩個不可不提的重要人物。劉逢祿重提何休的“三科九旨”，寫了一係列的公羊學著作，從而使公羊學在清代重新大張起來；而康有為用公羊精神融會古今中西，暢言改製變法，使公羊學在清末大放異彩，二者都對清代公羊學的發展做出了積極貢獻，產生了重大影響。雖然從劉逢祿與康有為所生活的年代來看，二者在時間上沒有交集，也沒有直接的友朋、師承關係，但是二者作為清代公羊學發展的兩個重要人物，他們一前一後同研公羊學，應該說在思想方麵有相承相續的內在關係，因之將他們的公羊學思想進行比較，應別有一番意義。
一、兩路向與兩階段
中國古代學人一直都有“通經致用”的傳統。“通經致用”用現代的提法就是學以致用，但要想用好就必須得學好，學好也即是要“通經”。“經”指的就是經典，對儒家來說主要指的就是四書五經這些典籍。而“通經”，指的就是某人對經典非常熟悉，能夠精通某一經典或某幾部經典，或者是將一部經典與其他一部或多部經典相互牽合、貫通。很顯然“通經”主要指的是學術方麵，也即是知識積累和學術研究。“致用”，顧名思義就是指知識和精神在社會和實踐上的實際運用。古代的經典和學術都是基於時勢而作，都是為了治世之用而產生的，通經的最後都是要導向致用，所以通經致用經常是連說的。
不論“通經”所導向的“致用”是在內在的道德修養上，還是外在的政治施為上，在清以前，“通經”和“致用”基本上是一致的，或者說學術與政治還是聯係較密。但是進入清朝之後，情形發生了變化。因學人對明末大變的痛定反思和滿清朝廷的文化高壓，清代的學風也為之大變，變得拘謹樸實和遠離政治。居於學術主流地位的乾嘉考據學以名物訓詁和輯佚考辨等為特征，而這種特征所表征出來的就是學術研究紮實、學界理論繁榮，但卻遠離現實社會、無關政治民生，換言之就是“通經”有餘而“致用”不足。
清代這種重“學”輕“用”的情況到清代今文經學興起之後逐漸有所改觀。清代今文經學注重闡發微言大義，特別強調經世致用，主張將學術與政治結合起來，貫經術、政事、文章於一體，用公羊義例來譏批時政。公羊學的這種致用特性在龔自珍、魏源、康有為、梁啟超等今文學家身上表現得較為明顯；但是在莊存與、孔廣森，乃至劉逢祿等人的今文經學當中卻輕易看不出來，倒是相反，可以比較容易地看到他們運用考證之法對公羊思想作理論上的發揮，也即是說他們的學說具有極強的“通經”性特點。清代今文學家的這種差別跟清代公羊學的發展路向有關係，也跟清代公羊學的發展階段有關係。
清代今文經學在乾嘉漢學最為鼎盛的時候產生，它一方麵受考據學的客觀治學風氣影響，另一方麵受公羊學的內在學術特性製約，所以它的發展路向並不是單一的。正如有學者通過對整個清代公羊學的特性分析後所認為的那樣：“清代今文公羊學包含兩條路向：其一是偏重考證學的公羊學路向，考證性、封閉性、學術性是其主要特征。其二是偏向義理的公羊學路向，開放性、經世性、講求義理是其顯著特點。”張豈之主編：《中國思想學說史》（明清卷）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691頁。這“兩條路向”的概括對理解上述清代今文學家的差異大有益處。實際上，把握了公羊學的“兩條路向”也就比較容易理解劉逢祿、宋翔鳳的公羊學和龔自珍、魏源的公羊學的不同了；也明白了王闓運、廖平他們的公羊學與康有為、梁啟超的公羊學為什麼不一樣了。因為他們的根本點就在於路向不同。一個是偏向於“學”的公羊學，另一個是偏向於“用”的公羊學。
在實際的傳演過程中，這兩條路向並不是楚河漢界，截然兩分的，它們是相互涵攝，相育並行的。但是卻會因研究者選擇“路向”的不同或者對“路向”的偏重不一樣，從而帶來對公羊學的發展和影響的不一樣。景海峰先生在分析清末公羊學時說：自劉逢祿以下的今文家逐漸揚鑣兩途。邵懿辰、戴望、王闓運、皮錫瑞等能遵守經學的遊戲規則（所謂“家法”），與古文家構成了良性的學術對壘。他們一般都遠離政治，對今文經的注釋隻有純粹的學術興趣，在經學的藩籬之內隻是擴大了研究的範圍，不一定能發展成離經叛道的顛覆性運動。而龔自珍、魏源，特別是康有為，則走上了另外一條道路。今文經學的曆史被他們滑轉，內容也被抽離化為象征性符號，“喜以經術作政論”，“輕古經而得時政”，“其先特為考據之反動，其終彙於考據之頹流”。實已超越了經學的範圍，不隻是從根本上拋棄了考據學，而且從今古文的對壘之中悄然抽身，把軀殼留給了經學，而靈魂卻遠走他鄉。景海峰：《清末經學的解體和儒學形態的現代轉換》，《孔子研究》2000年第3期。其實不僅是劉逢祿之後的公羊學有這樣的兩途，實際上整個清代公羊學都可有這樣的兩途。
清代公羊學的發展不僅有“路向”的不同，而且還有發展階段的不同。在不同的發展階段，路向的被選擇也不一樣，因而公羊學所表現出來的特點也不一樣。楊向奎先生就對清代公羊學的發展有一個簡要的概述，他說：“在《公羊》學的發展史上，孔、劉時代，使《公羊》學的思潮達到一個新的高峰，而淩曙、陳立未能發揮，使之降為低穀。龔、魏屬於偏峰，非《公羊》正統。繼起的廖平、康有為遂使《公羊》學發揚光大，處於巔峰。民國以來，公羊學再不能與政治結合，走向學術，因托古說變以疑古，遂有顧頡剛老師之疑古派，而古史辨派產生。”楊向奎：《清儒學案新編》卷4，濟南：齊魯書社1994年版，第86頁。從楊氏對清代公羊學的興起、發展、演變的整個脈絡進行的簡明扼要的勾勒中可以看出，雖然在清代末期公羊學的發展達至巔峰，但是這一發展過程卻並不是一條向上的直線，這期間也經曆過高峰與低穀。
清代公羊學發展的高峰與低穀與客觀的時政環境和公羊學的路向選擇有很大的關係。周予同先生就曾隱約地談到了這點，他說：常州學派又分成前後兩個階段，以鴉片戰爭為界。……前階段的常州學派偏於純學術，目的有賴於鞏固封建社會的統治秩序。到了後階段，常州學派就提倡“經世致用”了。這是跟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起義又有關係的。周予同著，朱維錚編：《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增訂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08—909頁。在這裏，周予同先生實際上已經對清代公羊學的路向選擇和階段分期進行了對應，他認為清代公羊學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前階段是與“學”的公羊路向相對應的，後階段是與“用”的公羊路向相對應的。致使這樣分段的外因便是鴉片戰爭的客觀形勢，周氏此論真可謂灼見。
循周氏之論，依清代公羊學的兩條路向，將清代公羊學大致分為兩個發展階段應是合理的。即以劉逢祿為分界點，在劉逢祿及其以前為“通經”（經學）階段，主要為考證學術的路向；在劉逢祿之後為“致用”（經世）階段，主要為義理致用的路向。兩個發展階段，各有特點，劉逢祿為清代公羊學學術研究的重要人物，而康有為為公羊學實踐特性的重要代表，他們兩人可以說是“通經”“致用”兩個發展階段的兩個“高峰”。
二、“通經”之高峰
劉逢祿與康有為兩人在清代後期一前一後同研公羊學，同為公羊學家，他們在思想觀點和治學方法上都有一些共同點和相似性。比如說劉逢祿和康有為二者同為今文經學的幹將，都有比較強烈的門戶意識，對古文經的批駁可謂不遺餘力。他們治學的指導思想皆有破有立，通過批駁《左傳》來伸張《公羊》，然後是實現公羊大義的群經貫通。在施用方法上，也都借用了考證這件時尚的外衣。即使在著書體例上，也都有較強的相似性，如康有為的《董氏春秋學》的結構模式就與《釋例》相類似。盡管劉康二人有這麼多的共同點，但是，因為各自所處的時代不一樣，使得他們的治學使命和目的也不一樣，故而才會有他們在各自階段所起的作用、所導致的結果和所產生的影響也都不一樣。這也是為何劉逢祿為“通經”之高峰，而康有為為“致用”之高峰的根本所在。
在“通經”階段，也即是學術階段，劉逢祿表現得比較重要，他通過寫作大量的公羊著作對公羊核心思想的重新伸張，對《左傳》的分析辯駁，及其與其他古文學者的往返辯難，從而建立起自己的公羊學體係，使湮沒了一千多年的公羊學的旗幟在清代大張起來，在理論上達到了使公羊學重興大張的目的。所以劉逢祿的主要作用和貢獻便是“張公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