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儒者的權變、深邃和保守
——對康有為儒者定位和理性評析
李海龍
（鄭州航院人文社會科學係中山大學文化研究所）從文化傳承的角度看，康有為是一代大儒，承繼了儒學傳統和儒者的風格這裏感覺不能用風範，而選用“風格”一詞，因為眾所周知他人品的瑕疵不足以垂範後世，也愧對先儒訓誡。，也擁有儒者發展儒學兼並（或雜糅）百家、與時俱進的發展模式。康氏巨大的思想成就由近年來在國內的研究和出版為佐證李劍萍著《康有為教育思想研究》，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蕭公權（1897—1981）著《康有為思想研究》，新星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劉琅編《精讀康有為》，鷺江出版社2007年8月版；馬洪林等編《康有為文化千言》，花城出版社2008年8月出版；851萬字的巨獻《康有為全集》經過嚴格勘校，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陸續出版，其他出版社出版的文集單行本、選本更多；馬洪林著《康有為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8月出版。關於康有為的研究論文也在1986年以後越來越多了，達數百篇。散見於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相關內容難以統計。在海外，尤其日本和韓國對康氏也有很多研究。。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起，國內開始對康有為有更多的肯定性研究，在那時候之前，確切說有三十年了，我看到近代史上保守派和革命派的論戰資料，以及初中曆史教科書的內容概述，認為從學理和曆史的對照上是矛盾的，對批判保守派的觀點就頗感不公平，因為革命的後果被康有為言中了，教材不顧事實，而是按照所謂的“曆史邏輯”在評判。三十年淤積在我內心的想法因為學養和研讀重點的限製，僅僅停留在口頭跟友人討論，不曾筆談，今急就粗淺一說。
一、作為大儒者康有為及其權變
中國曆史上那些大儒，從孔子開始，無不是被總結為：他們利用有用的前人的思想成果，吸取同時代的精華，累積起新智慧成為大儒。孔子綜合了春秋之前的文化成就，在與時代碰撞中形成思想。孟子繼承前儒並進一步吸取他那個時代的精華思想而成就自己。荀子亦然如此成為儒的集大成者。漢代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而實質上也大量吸取了百家學說的知識，融會貫通起來，才被百家接受成為碩儒。宋儒在批判佛道思想中，也獲得了他們的理論成果和思辨方法。由此，康有為生活在近現代中國，西方文化在他青年時代已經進入香港、上海等口岸，他有所接收和效仿也是儒者發展儒學的規律，無可厚非，也不能因此就認為他已經不是儒者了。康有為的理想和政治主張主要在他撰寫的《大同書》中得到體現。在他的《大同書》中，有人認為是雜糅了中外空想社會主義的理想，涉及儒、道、佛、耶、伊教等。而這種雜糅也是儒學的創新發展的必然路線，其核心還是人類早期理想的社會的展開，也沒有離開儒學的大同思想——天下為公。不管康有為如何被西方知識所豐富，他骨子裏隻能是儒家。
康有為承接了宋儒的風格。在漢儒漢代儒學中後期分裂為古文經學和今文經學後，今文經學式微，考據學發展起來，清代考據學稱謂漢學是古文經學的複興。和宋儒繼承上，康有為是接著宋儒的，再上說就是今文經學，他也著述有《春秋董氏學》。事實上，康有為早年師從其祖父康讚修，康讚修是宋明理學信仰者。康有為19歲時又拜廣州有名的學者朱次琦為師，朱次琦也是宋明理學信仰者，因此，康有為從青少年時代在宋明理學的影響下，形成了自己的難移的宋儒的思想內核，也就是形成了他的思維習慣，進而鄙棄所謂漢學家的煩瑣考據，根據需要可以對照經典“微言大義”，企圖開辟新的學以致用的道路。雖然後來他也不讚成宋儒，但是早年形成的思想方法和方式是難以改變的，這也是他的改製理論很容易被創造出來的原因。
康有為主張變法，權變思想正是儒者積極入世所必需的基礎理論準備。曆史上的儒者，凡有所成就的無不是善於臨機“權變”者。他們在大框架、大原則、長遠計劃等不變的前提下，在操作層麵根據需要而隨機應變。為了變法獲得理論上的支撐，需要先聖的支持，他就寫出了《新學偽經考》、《孔子改製考》。康有為的權變似乎跟學生梁啟超的不同，他有更多的堅持，尤其是在思想上持久的堅守，而不像梁啟超那樣的多變——立場的多變。孔子當年放言：“道之不行，乘桴浮於海。”康有為則麵對變法行不通的局麵，需要保國保種就說：“中國人滿久矣，美及澳洲皆禁吾民往，又亂離迫至，遍考大地，可以殖吾民者，惟巴西經緯度與吾近，地域數千裏，亞馬孫河貫之，肥饒衍沃，人民八百萬，若遷吾民往，可以為新中國。”康有為：《康南海自編年譜·戊戌變法》（四）。這種流亡海外，守成文化不失為效仿孔子的理想行為。也是一種空想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