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曆史已經選擇了革命，我們反思智者的灼見的時候，也必須站在革命的立場上，把革命的成果堅持下來。
三、康有為作為儒者的保守
儒學之祖孔子的思想和作風基本是保守的，這在曆史上和今天成為多數學人的共識。雖然康有為把孔子打扮成改製的先驅，但歸根到底是康氏“權變”的需要，從而背棄了真實的孔子。真實的孔子假如活在近代，置身於內憂外患之中，看到西方的製度狀況，也一樣會力主“改製”，他會更加接近康有為做法而不是革命者的做法，更不是封建頑固派的做法。董仲舒、二程、朱熹都是保守的變革者。這就是儒者特有的保守。
康有為晚年維護辮子軍的保皇情結是在儒家“君臣之義”文化核心中承繼的。康有為在堅持君權不變的原則下，建議君主立憲，挑戰封建專製製度。雖然他在辛亥革命後還為他的君主立憲辯解說：“是名皇帝，實非皇帝。”君主的權限由憲法規定，“憲法全由資政院起草決議，則全由民權共和至明”，憲法是“一國最上法、最高權”。這就不同於他在戊戌變法時期所提倡的君主立憲，也是內容的變化，仍然是權變，是要抓住最後的救命稻草，完成自己相對保守的“保皇”忠君的理念，讓“人君與千百萬國民和為一體”。
開啟民智的教育運動推進社會變革是漸變，遠遠慢於暴風疾雨式革命帶來的社會教育。從康有為的連續編寫《俄彼得變政考》、《法蘭西革命記》、《突厥削弱記》、《波蘭分滅記》、《日本變政考》以及後來的編寫的《法國創興沿革》、《歐洲十一國遊記》、《法蘭西革命史》都是站在革命要流血而改良是最佳途徑的角度為出發點。康有為早期關注法國革命是警示皇帝不能逼迫民眾革命，後期寫作法國革命史是說明革命的血腥。有人認為革命運動愚昧了人民群眾，而史實告訴我們，法國經曆了革命的洗禮，美國經曆的獨立革命和內戰的洗禮，都比變革的國家英國、俄國、日本、德意誌更多地推進了民主的進程，快速地教育了民眾。由此可見康有為的頑固堅持和保守。當然，在後現代視野中，人們更加宣揚“生命權”的時候，似乎變革比流血的革命更符合倫理道德和人性的要求。但如果站在有多少人沒有獲得“天賦權力”的理想看，革命運動也有它自身的優勢。
康有為主張的君主立憲製等對於封建專製而言無疑是一次曆史性的超越，但局限於他那個時代，他的保守就像孔子的保守一樣被時代所不容。康有為的很多智慧隨著他的君主立憲的失敗而淡出人們的視野。然而，時代所不容的也是“後時代”可以改造並服務於後世社會的，猶如“否定之否定”原理講的螺旋式上升重複點，波浪式前進相似峰穀，台階式發展平台。孔子的儒學內容在孔子之後影響著古代中國的文化史和製度史進程，而康有為的保守在一個守成的穩定社會有很多智慧可以進行現代的解讀、改造和利用，其文化史意義和製度史意義不應否定。
結語
康有為作為儒者無可爭議，但作為那個時代巨人，近年也有文章給出特殊的答案，像江中孝《關於康有為和戊戌維新的指導思想問題》一文就認為康有為在革新派裏或者在守舊派裏，其影響都極有限，遠遠不及譚嗣同。台灣學者高陽在《兩朝帝師翁同龢》一書裏說：當時康有為地位很低，在《自編年譜》裏就常“信口開河”，大撒其謊，令人失笑。變法失敗後，康有為卻逃到海外，以“衣帶詔”等事欺世而盜名，以盜名而斂財，斂了很多財。這就令這位儒者，可以在學術上是大儒，而不是內聖外王的“真儒”、“純儒”，他的學術是在“立德”、“立功”失敗後我姑且認為是對“立言”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