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康有為的春秋公羊學研究管窺
平飛
（南昌航空大學中國哲學研究所中山大學文化研究所）康有為（1858—1927），原名祖詒，字廣廈，又字長素，號更甡、西樵山人、遊存叟、天遊化人，廣東南海人，人稱“康南海”，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宗教家、書學理論家。在春秋學史上，康有為更是一位公羊學家，其與春秋公羊學血脈相連，其狂者個性神接公羊精神，其求學問道堅挺公羊硬核，其考證創作深明公羊要旨，其義理經世極通公羊邏輯。
一、狂者個性神接公羊精神
康有為是一個很有個性的人物。盡管康有為具有相當的保守性、折中性，或者說在某些問題上甚至表現出十足的狷者、中庸品性，但最引人注目的還是他的狂者個性。
光緒二年丙子，19歲的康有為就充分顯示了他的狂者胸次，“以聖賢為必可期，以群書為30歲前必可盡讀，以一身為必能有立，以天下為必可為。”“謝絕科舉之文，士芥富貴之事，超然立於群倫之表，與古賢豪君子為群”。康有為：《我史》（《康南海自編年譜》），收入劉夢溪主編：《中國現代學術經典·康有為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818頁。光緒二十年甲午，37歲的康有為在京師，“有貴人問曰：‘國朝可百年乎？’吾答之以‘禍在眉睫，何言百年？’貴人甚謬之。”他還直指當時“政俗之汙壞，官方之紊亂”。康有為：《我史》，第837頁。狂者往往剛健有為、誌向高遠、抱負宏偉、勇於批評，敢言眾人不能言。
光緒四年戊寅秋冬，21歲的康有為“四庫要書大義，略知其概，以日埋故紙堆中，汩其靈明，漸厭之。日有新思，思考據家著書滿家，如戴東原，究複何用？因棄之。而私心好求安身立命之所，忽絕學捐書，閉戶謝友朋，靜坐養心。同學大怪之，以先生尚躬行，惡禪學，無有為之者。靜坐時，忽見天地萬物皆我一體，大放光明，自以為聖人，而欣喜而笑。忽思蒼生困苦，則悶然而哭。忽思有親不事，何學為？則即束裝歸廬先墓上。同門見歌哭無常，以為狂而有心疾矣”。同上書，第818頁。狂者往往銳意進取、超越自我、率性而為、特立獨行，敢做眾人不能做。
光緒十四年戊子，31歲的康有為“順天試已列第三名，以吾經策環偉，場中多能識之。侍郎孫詒經曰，此卷當是康某，大學士徐桐銜吾前書，乃謂‘如此狂生不可中！’抑置副榜，房官王學士錫藩爭之，徐更怒，抑置譽錄第一。”同上書，第830頁。光緒二十年甲午，37歲的康有為給事中餘晉珊參劾：“惑世誣民，非聖無法，同少正卯，聖世不容，請焚《新學偽經考》，而禁粵士從學”。同上書，第836頁。光緒二十四年戊戌，41歲的康有為麵對戊戌變法失敗的追殺曾說：“是役也，身冒十一死，思以救中國，而竟不死，豈非天哉！事後追思，無一生理，吾先出上海辦報，則上海掩捕立死。皇上無明詔、密詔之敦促，遲遲出京必死。榮祿早發一日，無論在京在途必死。無黃仲韜之告，宿天津必死。從仲韜之言，出煙台亦必死。搭招商局之海晏船，英人欲救無從，必死。是日無重慶之輪開，或稍遲數時行，追及必死。飛鷹快船不因煤乏還，必死。萊青道非因有事往膠州，則在煙台必死。上海道不托英人搜，則英領事不知，無從救，必死。英人不救亦必死。凡此十一死，得救其一二，亦無所濟，而曲線巧奇，曲曲生之，留言身以有待其茲，中國不亡，而大道未絕耶？”康有為：《我史》，第877頁。狂者往往鋒芒常露、引人注目、但遭人貶斥謀殺能大膽正視，敢忍眾人不能忍。
狂者的最大短處就是主觀與武斷。康有為的主觀與武斷深為學生梁啟超所洞察：“有為之為人也，萬事純任主觀，自信力極強，而持之極毅。其對於客觀的事實，或竟蔑視，或必欲強之以從我，其在事業上也有然，其在學問上也亦然；其所以自成家數、崛起一時者以此，其所以不能立健實之基礎亦在此；讀《新學偽經考》而可見也。”“《偽經考》之著，二人者多所參與，亦時時病其師之武斷，然卒莫能奪也。實則此書大體皆精當，其可議處乃在小節目。乃至謂《史記》、《楚辭》經劉歆羼入者數十條，出土之鍾鼎彝器，皆劉歆私鑄埋藏以欺後世。此實為事理之萬不可通者，而有為必力持之。實則其主張之要點，並不必借重於此等枝詞強辯而始成立，而有為以好博好異之故，往往不惜抹殺證據或曲解證據，以犯科學家之大忌，此其所短也。”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8頁。康有為的最大短處也正是他的最大長處，因為狂者有理想、有熱誠、有膽氣、有事業、有創造精神：“若其理想之宏遠照千載，其熱誠之深厚貫匕劄，其膽氣之雄偉橫一世，則並時之人，未見其比也。先生在今日，誠為舉國之所妒視。若夫他日有著二十世紀新中國史者，吾知其開卷第一頁，必稱述先生之精神事業，以為社會原動力之所自始。”梁啟超：《南海康先生傳》，《梁啟超全集》（第2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82頁。康有為自成家數、崛起一時在相當程度上靠的就是他的狂者個性。
康有為的狂者個性與公羊精神若合符節。公羊精神突出表現為公羊家熱衷闡發“非常異義可怪之論”，樂意進行反思批判，大膽倡導製義立法，積極主張權變發展，始終堅持經世致用且非常注重創造詮釋。真正堅守公羊家法的公羊家們一方麵把孔子當作批判家、政治家、實踐家、立法家、改革家，另一方麵自覺不自覺地效法孔子，自己也做批判家、政治家、實踐家、立法家、改革家。拙著《經典解釋與文化創新：〈公羊傳〉“以義解經”探微》（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58頁）的第2章的第2節與第3節對公羊精神作了一定的分析，可參閱。略觀康有為智不危身，非常智慧地敢言眾人不能言、敢做眾人不能做、敢忍眾人不能忍，與公羊家董仲舒如出一轍。其對孔子改製立法的堅信、三世曆史發展的信仰、大同烏托邦理想的渴望，貫注的就是公羊家麵向未來、銳意進取的精神。康有為選擇春秋公羊學作為其思想硬核的偶然事件中暗含著某種必然的因素，其中之一就是狂者個性與公羊精神的神接。
二、求學問道堅挺公羊硬核
具有狂者個性的康有為在求學問道上也顯示出狂者胸次。他主張求學問道當“合經子之奧言，探儒佛之微旨，參中西之新理，窮天人之賾變，搜合諸教，披析大地，剖析今故，窮察後來，自生生之源，人群之合，諸天之界，眾星之世，生生色色之故，大小長短之度，有定無定之理，形魂現示之變，安身立命，六通四辟浩然自得”。康有為：《我史》，第825頁。30歲時編《人類公理》，“推孔子據亂、升平、太平之理，以論地球。……創地球公議院，合公士以談合國之公理，養公兵以去不會之國，以為合地球之計。”為了求道、明理、為仁、致用，康有為主張學不分中西，貫串古今，因而涉及的思想學說包羅萬象，比較複雜。
就西學言，光緒五年己卯，22歲的康有為“得《西國近事彙編》、李圭《環遊地球新錄》及西書數種覽之。薄遊香港，覽西人宮室之環麗、道路之整潔、巡捕之嚴密，乃始知西人治國有法度，不得以古舊之夷狄視之。乃複讀《海國圖誌》、《瀛寰誌略》等書，購地球圖，漸收西學之書，為講西學之基矣”。康有為：《我史》，第821—822頁。光緒八年壬午，25歲的康有為“道經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術之有本。舟車行路，大購西書以歸講求焉。十一月還家，自是大講西學，始盡釋故見。”同上書，第820頁。光緒九年癸未，26歲的康有為“購《萬國公報》，大攻西學書，聲、光、化、電、重學及各國史誌，諸人遊記，皆涉焉。”同上書，第823頁。值得注意的是，康有為29歲時，“中國西書太少，傅蘭雅所譯西書，皆兵醫不切之學，其政書其要，西學頗多新理，皆中國所無，宜開局譯之，為最要事”。同上書，第826頁。盡管開局譯書未成，但康有為一直繼續積極收集西學著作，而且不僅學西學，講西學，還撰寫西學著作，如《日本變政考》、《波蘭分滅記》、《法國變政考》、《德國變政考》、《英國變政考》等。這為維新變法提供了可貴的西方經驗。光緒二十四年戊戌，41歲的康有為還主張“西學則人專一門”，以新定科舉事。總起來說，康有為除了對西方的自然科學知識感興趣外，對西方的人權、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立憲等重要政治理念以及各國變政經驗更是頗為珍視。可以說，西學是他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他維新變法的直接理論基礎。這正如毛澤東所說：“自從1840年鴉片戰爭失敗那時起，先進的中國人，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洪秀全、康有為、嚴複和孫中山，代表了中國共產黨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物。”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1469頁。康有為之所以被稱為資產階級維新派的領袖人物，是與其對西學的攝取以及世界眼光視野和兼收並蓄精神分不開的。
就中學言，同治二年癸亥，6歲的康有為“從番禺簡侶琴先生鳳儀讀《大學》、《中庸》、《論語》，並朱注《孝經》。”康有為：《我史》，第814頁。從此開始，正式接受傳統教育。光緒二年丙子，19歲的康有為從學粵儒朱九江先生，學其“主濟人經世，不為無用之空談高論”；學其四行五學，“四行者：敦行孝弟，崇尚名節，變化氣質，檢攝威儀。五學則經學、文學、掌故之學、性理之學、詞章之學也”；學其“動止有法，進退有度，強記博聞，每議一事，論一學，貫串今故，能舉其詞，發先聖大道之本，舉修己愛人之義，掃去漢宋之門戶，而歸宗於孔子”。同上書，第818頁。光緒七年辛巳，24歲的康有為“日讀唐宋史為課，補溫北魏宋齊梁書，兼涉叢書傳記經解。讀宋儒之書，若《正誼堂集》、《朱子全集》尤多。苦身力行，以明儒吳康齋之堅苦為法，以白沙之瀟灑自命，以亭林之經濟為學。”康有為：《我史》，第822頁。康有為研究中學的突出特點是博聞強記，貫串今古，講求經世致用，其核心理念是尊孔，歸宗於孔子。
在中學當中，孔子《春秋》受到康有為的特別青睞，康有為對春秋公羊學情有獨鍾。光緒六年庚辰，23歲的康有為“治經及公羊學，著《何氏糾謬》，專攻何劭公者。既而自悟其非，焚去。”同上。從此以後，康有為不僅很少懷疑批判公羊學，而且推崇到幾乎言必稱公羊的地步。光緒十六年庚寅，33歲的康有為拜會經今文學家廖平，了解到《今古學考》，初步確定了經今文學的基本立場，他告訴弟子陳千秋“以孔子改製之意，仁道合群之原，破棄考據舊學之無用”，“以堯舜三代之文明，皆孔子所托”，“以諸天之界，諸星之界，大地之界，人身之界，血輪之界，各有國土、人民、物類、政教、禮樂、文章”，“以大地界中三世，後此大同之世，複有三統”，康有為：《我史》，第831頁。而且還著述《王製義證》，印證公羊義理。光緒十七年辛卯，34歲的康有為在陳千秋、梁啟超的幫助下刻成《新學偽經考》，認為古文經是劉歆偽造的偽經，劉歆“飾經佐篡”，是新莽的新臣，古文經學當稱“新學”。這從消極的意義上確立經今文學家尤其是公羊學家的立場。光緒十八年壬辰，35歲的康有為選同學高才編纂《孔子改製考》，“以孔子所製之禮與三代舊製不同，更與劉歆偽禮相反，古今混淆，莫得折衷，考者甚難，乃刺取古今禮說，立例以括之：一，孔子定說，以《春秋》公羊、董氏《繁露》、《禮王製》、《論語》、《孟子》、《荀子》為主。次三統說，孔子每立一製，皆有三統，若建子建寅建醜，尚白尚黑尚赤，雞鳴平旦日午為朔，托之夏殷周者，製雖異而同為孔子之正說，皆可從也。三曰存舊。周初遺製，諸國舊俗，皆雜見於諸子，而管子最多，劉歆所采以為禮者，然可以考舊製，故次焉。四曰辟偽。劉歆偽撰《周禮》、《左傳》及諸古文經之說，向來竄亂於諸經中者，辭而辟之。五曰傳謬。自劉歆以後，諸儒展轉附會訛傳者”。同上書，第833頁。這從積極的意義上確立經今文學家尤其是公羊學家的立場。光緒十九年癸巳，36歲的康有為欲撰《三世演孔圖》，未成，著《孟子為公羊學考》、《論語為公羊學考》，力圖將《孟子》《論語》公羊化，以公羊義統攝諸經。光緒二十年甲午，37歲的康有為著《春秋董氏學》及《孔子改製考》，進一步直指公羊學權威董仲舒及其公羊學。光緒二十二年丙申，39歲的康有為講學於萬木草堂，續成《孔子改製考》、《春秋董氏學》，在《孔子改製考》中，認為“六經”皆為孔子托古改製而親作，試圖把孔子塑造成進行維新變法的先驅，爭取民主人權的鬥士，同時運用公羊家通三統、張三世理論來闡明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有序進化的公羊家曆史哲學。光緒二十三年丁酉，40歲的康有為編成《春秋考義》、《春秋考文》，繼續考究《春秋》奧義。光緒二十六年辛醜，44歲的康有為撰寫《中庸注》、《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孟子微》，並在《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中指出：“孔子之道，其本在仁，其理在公，其法在平，其製在文，其體在各明名分，其用在與時進化。夫主乎太平，則人人有自立之權；主乎文明，則事事去野蠻之陋；主乎公，則人人有大同之義；主乎仁，則物物有得所之安；主乎各明權限，則人人不相侵；主乎與時進化，則變通盡利。故其科指明，在張三世，其三世所立，身行乎據亂，故條理較多；而心寫乎太平，乃意思所注。雖權實異法，實因時推遷，故曰孔子聖之時者也。若其廣張萬法，不持乎一德，不限乎一國，不成乎一世，蓋浹乎天人矣。”康有為：《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上），蔣貴麟編：《康南海先生遺著備刊》，台北：宏業書局（影印本）1987年版，第7頁。其對孔子的近代化與美化由此可見一斑。光緒二十七年壬寅，45歲的康有為撰成《論語注》、《大學注》、《禮運注》、《孟子微》、《大同書》，“三注”“一微”成為康有為運用公羊學創造詮釋經典的典範，而“一書”成為康有為的真正“創作”，具有“大地震”的作用。
孔子《春秋》以及公羊學在康有為的思想中占據核心地位，貫穿在他大半生的思想和行動中，可以說是其整個思想的一個硬核。
三、考證創作深明公羊要旨
康有為的春秋公羊學研究一方麵通過考證在一破一立中進行，《新學偽經考》通過證偽《左傳》而為公羊學張目，《孔子改製考》通過證實孔子為王改製作《春秋》而為公羊學奠基；另一方麵通過倒退式還原考察直指公羊學本身，力圖還原孔子《春秋》真精神，《春秋董氏學》直麵公羊學大師董仲舒，盡力彰顯其公羊學理論及其特質以及言說方式，《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直麵公羊學源頭《春秋》與《公羊傳》，盡力闡發公羊學大義以及原史《春秋》與孔子《春秋》的區別，特標孔子筆削《春秋》的製作意圖和價值命意；又一方麵通過注解並公羊化其他經典，試圖以公羊義統攝其他經典，凸顯春秋公羊學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實現其與其他經典思想的疏通結合，《孟子為公羊學考》、《論語為公羊學考》、《論語注》、《中庸注》、《孟子微》、《大學注》、《禮運注》等著作都在公羊學的思維框架中運作，賦予了公羊意蘊；再一方麵是本著公羊學的製義傳道、改製立法精神以及烏托邦情結，一直在構建一個具有烏托邦色彩的大同理想，並渴望未來在此理想的指引下實際地解除人類苦難，實現社會理想，而當前主要通過維新變法改良來解決升平世小康社會的問題。
（一）“一偽一真”兩大學術事件
康有為的春秋公羊學研究始於對“劉歆佐篡作偽經”與“孔子改製作真經”兩大學術事件的考證，兩個考證基本確立了康有為的學術信仰。
1．《新學偽經考》
該書共14考，依次為《秦焚六經未嚐亡缺考》、《〈史記〉經說足證偽經考》、《〈漢書·藝文誌〉辨偽》（上、下）、《〈漢書·河間獻王魯共王傳〉辨偽》、《〈漢書·儒林傳〉辨偽》、《〈漢書·劉歆王莽傳〉辨偽》、《〈漢書〉憤攻偽經考》、《偽經傳於通學，成於鄭玄考》、《〈後漢書·儒林傳〉糾謬》、《〈經典釋文〉糾謬》、《〈隋書·經籍誌〉糾謬》、《偽經傳授表》（上、下）、《〈書序〉辨偽》附《〈尚書〉篇目異同真偽表》、《劉向經說足證偽經考》。稍微具有一點經史知識的人，從這個考證篇目上就可以大致窺測出基本要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