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康有為儒學國教化策略探析
許明珠
（台灣台東專科學校）一、前言
自清朝末年，西方列強入侵中國，在政治、經濟、軍事、教育、文化等層麵對中國社會起了空前未有的大震蕩，智士能人莫不力思保種強國、救亡圖存之策。而這種救中國的意識的出現，從鴉片戰爭（1840—1842）戰敗之後，在一連串內憂外患，迫使清朝政府與在野知識分子意識到必須有所作為才能改變中國的困境。甘懷真：《中國通史》：“曆史學家多以中英鴉片戰爭（1840—1842）為近代中國的開端。……但這場在東南沿海所發生的戰役，其實並沒有真正驚動中國的統治階層，當時能夠體會‘大變局’的人少之又少。必須等到公元1860元，英法聯軍攻入北京，鹹豐皇帝倉皇辭京，天子禦花園圓明園遭搶掠焚毀後，中國知識分子再一次麵臨‘靖康恥’，才思有所改革。”（台北：三民書局1995年版，第207頁。）在那個紛擾的時代，中國第一次看向西方，試著接納，甚至學習西方人的思想、價值觀和科學成果。
先是鹹豐十一年（1861），清朝政府進行洋務運動，希望能夠“師夷長技以製夷”，開設礦業、工廠，建設鐵路、架設電報網，培訓技術人才，引入西方科技。及至1894年發生甲午戰爭（1894—1895），中國被日本打敗，當時遠東最具規模的北洋水師竟然全軍覆沒。朝野震動可想而知，這表示洋務運動不足以自強，於是出現了變法維新，改革政體的主張。時稱戊戌變法。
戊戌變法所包含的層麵，不止限於政治體製，更擴及教育，當時改革派都非常強調國家要富強，必得廣開民智，因此，除了廣設學堂之外，尚須重新規劃學製、教育內容。但究竟什麼才是國民應該接受的教育，改革派、守舊派就有不同的態度，傳統士人必讀的四書五經開始有了不同的定位。在這新舊交替、眾聲喧嘩的時代，康有為（1858—1927）提出的儒學國教化，可視為掘地而起的創見，值得一談。為使儒學國教化，康有為提出不同於傳統的做法，例如組織教會、以孔子紀年、春秋三世說等等，改舊為新，激發吾人對儒學外王事業的想象。對此，梁啟超曾譽之為“孔教之馬丁路得”梁啟超：《康南海傳》，蔣貴麟主編《康南海先生遺著彙刊》第22冊，台北：宏業書局1976年版，第16頁。。
康有為成立孔教會，雖然未能真的成為國教，無法得知成效如何，但是去考察他的理念是否可行，並檢討其失敗的原因，這個問題至今仍具意義，因為儒家思想作為中國文化傳統的主流，其社會主導性之抑揚，本來就值得觀察。其次，一名儒學實踐者，他的理想始終不離依“仁”而推，致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語括之，即內聖外王。如果我們把“外王”界定為：儒者所建構、實踐，並且儒家精神、理念蘊含其中的政治活動、社會活動，那麼康有為試將儒學國教化，無疑是一外王事業：救民族文化之危亡，以應西方文明強勢入侵。他的立意與用心是可感佩的，值得吾人進一步探究。不僅如此，近代儒學在中國也脫離被汙名化、被誤解的命運，重新受到重視，慢慢地發揮它的政治影響力。在這個時間點上，儒者可以做些什麼，以達宣揚教化，扶植人心的理想呢？以康有為國教化一端為鑒，或可供予吾人些許啟發。
必須說明的是，現存康有為的奏議文稿，或為偽作、或經他人篡改，許多文稿，並非原貌或如其所標日期可參見黃彰健編：《康有為戊戌真奏議》，台北：“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1974年版。。本文所引用材料，不特意區分所謂真正原作，或後來偽作。在儒教國教化此一議題上，皆將之一體視為康有為的想法、理念，除非前後期想法彼此衝突，才稍加辨正，說明前後期主張的差異及此差異之意義。
二、孔教理念之形成
戊戌變法以前，孔教僅限輿論鼓吹，未有實質作為，光緒二十三年（1897），創“兩粵廣仁善堂聖學會”，“廣先聖孔子之教”見康有為：《兩廣仁善堂聖學會緣起》，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編《康有為全集（二）》，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68頁。此會有“庚子拜經”的規定：“每逢庚子日大會，會中士夫衿帶陳經行禮，誦經一章，以昭尊敬。”，來年，在京創“保國會”，其宗旨之一是“保聖教”見康有為：《保國會章程》第5條，《萬木草堂遺稿外編（上）》，台北：成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472頁。又，第7條“本會同誌講求保國、保種、保教之事以為論議宗旨。”，但這都沒有真的形成國教的體係，光緒帝未詔準其議。真正開始形成宗教社會組織，形成社會議論，是在辛亥革命（1911）之後，尤其受到袁世凱鼓勵1913年6月22日，袁世凱發布《尊孔令》。次年9月又頒發《祭孔令》，並進行中華民國首次“官祭孔子”活動。1913年9月20日，袁世凱又頒《整飭倫常令》，提倡“禮教”，他說：“中華立國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為人道之大經。政體雖更，民彝無改”。，各地紛紛設立各種不同名目的孔教組織，如孔教會（上海）、孔道會（濟南）、孔社（北京）、宗聖會（太原）、尊崇孔道會（揚州）、尊孔文社（青島）等，才真正形成孔教化的一股社會力量。其中以康有為為首的孔教會，最具影響力。
早先康有為的思想已有濃厚的尊孔傾向，如其早期撰寫的重要著作《教學通義》汪榮祖考其為1886年作，時康有為29歲，參見汪榮祖《康有為》，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8年版，第161頁。中（時29歲），先是批評當時政治不安乃起於教育功能不彰，教育功能不彰，乃起於“不師古”康有為：《教學通義》：“今天下治之不舉，由教學之不修也。今天下學士如林，教官塞廷，教學惡為不修？患其不師古也。”《康有為全集（一）》，第19頁。，進而認為應效法先聖先賢，依古創建製度，曰：
上推唐、虞，中述周、孔，下稱朱子，明教學之分，別師儒官學之條，舉六藝之意，統而貫之，條而理之，反古複始，創法立製。康有為：《教學通義》，《康有為全集（一）》，第19頁。
從“反古複始，創法立製”已可見變法思想的端兆。其後尊孔、變法思想逐漸成熟。康有為自述光緒十二年（1886）已開始著手撰寫《孔子改製考》，至光緒二十三年（1896）冬刊刻（次年問世），在這段時間中，神化孔子，視孔子為改製之先知的想法慢慢發展，吾人從《孔子改製考》正式出版之前的手稿可見一斑。如光緒十九年（1893），《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一文，已藉《論語》達巷黨人之語，對孔子大加稱頌，更將孔子配天：
時人知聖，以大稱聖人焉。夫孔子之聖，惟天惟大，黨人歎曰：大哉！其知聖矣。且自一大為天，而配天者孔子乎？然吾謂天可退於孔子，孔子可進而為天。康有為：《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康有為全集（二）》，第5頁。
春秋時人已有知孔子偉大者，頌曰“大哉！”，進而引申曰“一大為天”，孔子之偉大甚至可進而為天。直至光緒二十一年（1895），上清光緒帝第二書，則已可見藉政治力量宣教的想法：
今宜亟立道學一科，其有講學大儒，發明孔子之道者，不論資格，並加征禮，量授國子之官，或備學政之選。其舉人願入道學科者，得為州、縣教官。其諸生願入道學科者，為講學生，皆分到鄉落，講明孔子之道，厚籌經費，且令各堂助之。並令鄉落淫祠，悉改為孔子廟，其各善堂、會館俱令獨祀孔子，庶以化導愚民，扶聖教而塞異端。康有為：《上清帝第二書》，《康有為全集（二）》，第43頁。
其提出的“立道學一科”，乃為“發明孔子之道”，授予官職，舉人、諸生等入道學科者，將分發各縣各鄉講學，並給予獎勵。除此之外，並令鄉間淫祠，全改為孔子廟，獨祀孔子。可知此時孔教的想法已粗具規模，但未有“孔教”之名。
於光緒二十三年（1897）出版，震動學界的《孔子改製考》則出現神化孔子的跡象，直言孔子為黑帝所降生：
天既哀大地生人之多艱，黑帝乃降精而救民患，為神明，為聖王，為萬世作師，為萬民作保，為大地教主。……合鬼神山川，公侯庶人，昆蟲草木一統於其教。康有為：《孔子改製考序》，收於《康南海文集》，林慶彰編《民國文集叢刊第一編》，台中：文聽閣圖書2008年版，第34冊，第465—466頁。
孔子為黑帝所降生而為神明、聖王、教主……大凡鬼神山川、公侯庶人、昆蟲草木，皆受統於其教，皆受其保護。孔子的形象開始增添了不少神秘性。同時出版的《春秋董氏學》（1897）亦有孔子配天、新作聖王之說：
孔子係萬物而統之元，以立其一，又散元以為天地、陰陽、五行與人，以之共十，而後萬物生焉，此孔子大道之統也。康有為：《春秋董氏學·春秋微言大義第六上·十端》，第125頁。
兩書所依據的文獻不同，但是對孔子的神性解釋，則是一致的，主要強調孔子能化養萬物，但《孔子改製考》序文說明孔子由黑帝降生而來，《春秋董氏學》序文則賦予孔子創生萬物的能力。發展至此，孔子被形塑為一教之主的背景，已經經營得差不多了，接下來就是將之教會化。
三、孔教國教化因緣
以上是康有為孔教理念形成的大致過程，接下來有幾個問題必須說明，為什麼國教非得是孔教？如果外國人接受天主教的陶冶而能成大國，中國人為什麼不照做呢？康有為又基於什麼理由，認為孔教非得國教化不可？
對這幾個問題，康有為也有過思考。之所以主張以儒學為宗、尊孔子為教主，而非釋、道或天主教，理由有三，一是中國早就以孔子為聖，奉孔子為教主可動人於仁慈忠信，二是耶教所說的博愛雖有補益於人心，卻是儒教早就有的訓示，依儒教施民就不會產生文化移植的困難，正如汪榮祖所魂：“國教必有其國家性格與意義。”汪榮祖：《康有為論》，台北：東大出版社1998年版，第114頁。非儒教不能當。三，儒教可調整道德風氣。
關於第一點，康有為曰：
吾國自有教主，春秋作自先聖，何不直祀孔子，同奉教主，不更足以感動人之仁慈忠信哉？康有為：《請尊孔聖為國教立教部教會以孔子紀年而廢淫祀折》，蔣貴麟主編《康南海先生遺著彙刊》第12冊，第29頁。
又，孔教為中國傳統，可順民情：
耶教以天為父，令人人有四海兄弟之愛心。比其於歐美與及非亞之間，其補益於人心不鮮。但施之中國，則一切之說，皆我舊教之所有。孔教言天至詳，言遷善改過魂明，無不備矣。又有佛教補之。民情不順，豈能強施？康有為：《意大利遊記》（1904）。
耶教雖美，卻未超越孔子訓誨，與其令百姓適應新教，不如推廣舊教。
再次，道德敗喪，孔教可調整道德人心：
然近日風俗人心之壞，更宜講求挽救之方。蓋風俗弊壞，由於無教。康有為：《上清帝第二書》，《康有為全集》（二），第43頁。
昔之士大夫無政無學，然或謹守自好，或以詩文金石古董為娛樂，今則消晝夜於麻雀，合官僚以狎邪，耳不聞道德之經，口不講政治之學，情類乞丐，行同劫盜，惟有歐衣西食，免冠馬車，以為歐美在茲矣。此複安得謂之國乎？豈非無教為之乎？故今欲救人心，美風俗，惟有亟定國教而已。欲定國教惟有尊孔而已。康有為：《以孔教為國教配天議》，收於《康南海文集》，林慶彰編《民國文集叢刊第一編》，第34冊，第442頁。
他在《孔教會序》裏也提及，要救中國，道德物質尤過政治。世風所以日下，是因為沒有道德規範（教）來引導，人心須要孔道救治。當時的官僚腐敗，又欣羨洋俗，社會失序，應該立定國教，重整風俗。值得注意的是，康有為的批評不完全隻是私德問題，還包括“歐衣西食，免冠馬車”等西風的模仿，此亦失序之一端，其所謂救人心，實包涵救民族自信。
從以上三點，選擇儒學立教固然是響應傳統以更新貌，但卻仍可以嗅出建教之思維，似是對比於耶教而來。康有為孔教主張無法避免予人這種觀感，不僅是他的孔教組織是對照耶教教會組織架構，孔教的創建，也是受耶教刺激，才會有國教化的積極作為。
清朝末年，西方列強多為耶教國家，傳教活動極為踴躍，對中國社會、宗教形成極大的撼動。不僅是傳教士傳教之熱烈，對部分地區產生文化衝擊；傳教士亦積極參與中國的政治事務，例如在上海成立的“廣學會”（1877—），除出版基督教基礎教義、宣揚西方文化的書刊外，亦聲稱鼓吹中國自強。其所發刊物《大同報》以官方為主要訂閱對象，廣學會贈書亦以士紳為主要對象。“出版量雖不多，但對中國確有不少的影響，由該會兩度高潮時期邰可以說明，一為戊戌變法，一為拳亂後的政革，廢除八股，建立新學製，皆為廣學會諸君子所鼓吹。辛亥革命成功，廣學會又自我增加一項成就，謂有助於推翻延緩改革的滿洲政府，建立民國。最後一項成就，不能說完全沒有根據……”參考王樹槐《清季的廣學會》，《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33—88），台北：中華文化複興運動委員會主編，1986年版，第79—80頁。中國官員與士人麵對文化巨變很難不產生危機意識，進而追問：中國也能有足以與之抗衡的宗教勢力嗎？康有為認為孔教國教化或能當之，可惜不受重視，沉痛呼道：
“六經”為有用之書，孔子為經世之學，鮮有負荷宣揚，於是外夷邪教，得起而煽惑吾民。直省之間，拜堂棋布，而吾每縣僅有孔子一廟，豈不可痛哉！康有為：《上清帝第二書》，《康有為全集》（二），第43頁。
什麼是“國教化”？國教化係指由國家確立以某宗教之精神為國家立國之精神，意味著該宗教在政治上獲得更多的肯定與支持，相對的，該宗教亦通常負有宣揚國家政治理念的任務。例如泰國以佛教為國教、伊朗以伊斯蘭教為國教，許多歐洲國家，如英國以基督教為國教。
總結康有為孔教國教化的理由有幾點：
（一）非合眾聚講不能得力：
吾舉國皆在孔子教中，何待設教會？……非合眾聚講，不能得力。康有為：《請商定教案法律厘正科舉文體折》，清華大學曆史係編《戊戌變法文獻資料係目》，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717頁。
正如康有為所說，中國百姓早在孔子教價值體係之中，實無須別設教會，但是要真正形成具體的宗教力量與耶教相抗，則須聚眾宣講，才能見到成效。
（二）耶教進入中國，對中國的存亡造成威脅，孔教國教化可與耶教會形成對口單位，避免政治風險。曰：
泰西以兵力通商、即以兵力傳教，其尊教甚至，其傳教甚勇。其始欲以教易人之民，其後以爭教取人之國。同上書，第716—717頁。
康有為在《請商定教案法律厘正科舉文體折》此折與《推行新政，請禦門誓眾，開製度局以統籌大局》一折並呈交總理衙門，後折側重變法，而《請商定教案法律厘正科舉文體折》則偏重變法的基礎：立教。參見《戊戌變法文獻資料係目》，第714—716頁。（1898）一文中，提到同治以來諸多教案，引起不少紛擾，天朝割地喪權，尊嚴盡失。康有為認為孔教教會的建立，足可形成相當的組織，與西方教會互訂教律，讓宗教問題，由宗教團體自行解決，不必再牽動朝廷。康有為曰：“有定律，則既塞彼保護之口，而可免割賞之重，不致一案而天下憂亡焉。然定律之事，則又非國家之所能為也。蓋吾國勢既弱，故彼得猖獗，若吾國與彼國交，彼仍挾國力而來，律亦安所用之？……今若定律，必先去其國力、乃可免其要挾，莫若直與其教會交，吾亦設一教會以當之，與定和約，與定教律。”（《戊戌變法文獻資料係目》，第717頁。）
（三）立國教可收速效：
康有為《中華救國論》雲：
夫人能宏道，非道宏人，今若上之政府舉之，收效可速。康有為：《中華救國論》，蔣貴麟主編《康南海先生遺著彙刊》第15冊，台北：宏業書局1976年版，第58—59頁。（此為壬子1912年作）。
孔教不同於其他宗教，沒有種種神跡去吸引信眾，借政治力量是最快達到普及化的方式。
（四）宗教乃保國之要道：
其於《孔教會序》提到宗教乃為人心、風俗之所歸，此功用非政治運作可及，宗教之於國家，猶如皮之於毛，拋棄孔教，恐怕有亡國之危康有為《孔教會序》曰：“皮之不存，毛將焉傅，今欲存中國，先救人心。善風俗，拒詖行，放淫詞，存道揆法守者，舍孔教末由已。”（收於《康南海文集》，林慶彰編《民國文集叢刊第一編》，第34冊，第435頁。），曰：
中國立國數千年，禮儀綱紀，雲為得失，皆奉孔子之經。若一棄之……恐教亡而國從之。康有為：《孔教會序其一》，《康南海文集》，蔣貴麟主編《康南海先生遺著彙刊》第19冊，第52頁。又見《孔教會章程》《萬木草堂遺稿外編》，上冊，第477頁。
這四點理由背後，其實為一“國魂”的概念所統攝。什麼是國魂呢？他說：
凡為國者，必有以自立地，其自立之道，自其政治、教化、風俗深入其人民之心，化成其神思，融洽其肌膚，鑄冶其群俗，久而固結，習而相忘，謂之國魂。……人失魂乎，非狂則死，國失魂乎，非狂則亡。康有為：《中國顛危誤在全法歐美而盡棄國粹說》，收於《康南海文集》，林慶彰編《民國文集叢刊第一編》，第34冊，第117頁。
換句話說，一個國家、社群自有一在天地間自處的自我認知方式、對群體的認同感，久而久之習焉不察，“化成其神思，融洽其肌膚，鑄冶其群俗，久而固結，習而相忘”，是故自有一獨特的精神麵貌。一國若失此精神麵貌，則失其魂，接而必亡。至於什麼是中國的國魂？其實就是孔教精神。康有為曰：
今中國人所自以為中國者，豈徒謂禹域之山川，羲軒之遺冑哉？豈非以中國有數千年之文明教化，有無量數之聖哲精英，融之化之，孕之育之，可歌可泣，可樂可觀，此乃中國之魂而令人纏綿愛慕於中國者哉。有此纏綿愛慕之心，而後與中國結不解之緣，而後與中國死生存亡焉。康有為：《孔教會序其一》，《康南海文集》，蔣貴麟主編《康南海先生遺著彙刊》第19冊，台北：宏業書局1976年版，第52—53頁。又見《孔教會章程》《萬木草堂遺稿外編》，上冊，第477頁。
中國人之所以自以為中國人，並不是所在地理位置與血統，而是中國兩千多年來同為先賢先聖智慧所浸染，同時又反過來纏綿愛慕之。因此才形成中國文明與孔教不容分割的極深切的聯係，故又曰：
中國一切文明，皆與孔教相係相因，若孔教可棄也，則一切文明隨之而盡也，則一切種族隨之所滅也。康有為：《孔教會序》，收於《康南海文集》，林慶彰編《民國文集叢刊第一編》，第34冊，第432頁。
是以雖言保存孔教、發揚孔教，實是為了保種強國。換句話說，中國的國魂當由孔教來守護，他感歎道：
各國皆有教，而我獨無教之國；各國皆有奉教信教之人，堅持其門戶而日光大之。康有為：《孔教會章程》，《萬木草堂遺稿外編》，上冊，第478頁。
就好像猶太人兩千年來顛沛流離而能不至於滅種，就是宗教守護著國魂，他說：“猶太人流離異國，猶保其教，至今兩千年，教存而人種得以持存。”同上，第477頁。。又說國家的盛衰亦與宗教之盛衰有關，“政令徒範其外，教化則入其中，故凡天下國之盛衰，必視其教之隆否。”康有為：《請商定教案法律厘正科舉文體折》，清華大學曆史係編《戊戌變法文獻資料係目》，第718頁。，若無宗教，“則民如標枝，人如野鹿”同上，第719頁。。雖然儒教為中國文化之根本，這個觀點早就普遍存在中國士人心中，但是將此文化根本改造成具體的宗教組織來運作，康有為是第一人。同時代的社會學家杜爾凱姆（EDurkheim,1857—1917）就認為宗教有一最重要的社會性功能：集體意識的形成。“宗教不僅使人感到社會實體的存在，更主要的是，它是將個人附屬於社會的紐帶，它不斷地創造並再創造著集體，因此也就維持了社會生活。”戴康生、彭耀編：《宗教社會學》，第38頁。又杜爾凱姆（塗爾幹）《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真正的宗教信仰總是一個特定集體的共同信仰，這個集體宣稱效忠於這些信仰並履行與其有關的各種儀式。這些信仰不僅逐一為這個集體的全體成員所接受，而且這些信仰是屬於這個群體的東西，這些信仰使這個集體團結一致。”（台北：桂冠出版社1992年版，第45頁。）康有為以保教即保國，這是極富創見的豪舉（可不可行是另一回事）。
四、孔教製度化過程與設計
（一）神化孔子
康有為曰：“孔子為創教之聖。”康有為：《與朱一新論學書牘》（1891年）：“故仆之急急以強國為事者，亦以衛教也，沮格而歸，屏絕雜書，日夜窮孔子之學，乃得非常異義，而後知孔子為創教之聖，立人倫，創井田，發三發，明文質，道堯舜，演陰陽，精微深博，無所不包。仆今發明之，使孔子之道有不藉國力而可傳者，但能發敷教之義，宣揚布擭，可使混一地球。”（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編《康有為全集》第1冊，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325頁。）其尊孔思想、視儒學為一宗教的觀點，早在戊戌變法之前已有，曰“今天下之教多矣，於中國有孔教，二帝、三皇所傳之教也”（1886），原隻是尊之、敬之，後立孔教，又將孔子神化，以孔子為教主。
康有為神化孔子以立教，前文已略敘及如孔子乃黑帝降生，又有創生萬物的能力等，此處補述一點觀察。前文所引《孔子改製考》、《春秋董氏學》乃戊戌時作品，在這之後，他對孔子的神性，轉而淡化，以下《請尊孔聖為國教立教部教會以孔子紀年而廢淫祠折》中，轉口說孔子“不假神教”：
竊考孔子實為中國之教主，而非謂學行高深之聖者也，昔周末大亂，諸子並興，皆創新教，孔子應天受命，以主人倫，集成三代之文，選定六經之義，其詩書禮樂，因藉先王之舊而正定之，其易以通陰陽，春秋以張三世，繼周改製，號為素王，蒼帝降精，實為敎主。……夫大地教主未有不托神道，以令人尊信者，時地為之，若不假神道而能為教主者，惟有孔子真文明世之教主，大地所無也。康有為《請尊孔聖為國教立教部教會以孔子紀年而廢淫祠折》，黃彰健編《康有為戊戌真奏議》，第466—46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