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康有為《春秋董氏學》的實用特質及其廣東色彩
李宗桂
(中山大學哲學係中山大學文化研究所)康有為作為晚清公羊學大師、著名的思想家、維新變法的實踐家，有其係統的理論。這個理論，就是春秋公羊學理論。而構成其公羊學理論體係的，主要是《新學偽經考》、《孔子改製考》、《春秋董氏學》和《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等著作。
發人深省的是，在國內，從1949年以後，《春秋董氏學》的研究在很長時間沒有受到重視。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之前，甚至沒有出版。與此形成對照的是，《新學偽經考》、《孔子改製考》卻早在五十年代就已經被整理出版。《新學偽經考》由北京中華書局出版於1953年3月，到1988年，已經是第三次印刷；《孔子改製考》也由北京中華書局出版，首版是1958年9月，到1988年，也已第2次印刷。《春秋董氏學》則遲至1990年7月才出版，與前兩書的出版，整整隔了三個年代！至於研究方麵，關於《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製考》的成果，數量甚豐；而關於《春秋董氏學》的，則少之又少。頗為有趣的是，台灣有的學者對於康有為公羊學理論體係的論說，也把《春秋董氏學》排除在外。台灣學者丁亞傑先生在其《清末民初公羊學研究——皮錫瑞、廖平、康有為》一書中認為，康有為《春秋》學架構由《新學偽經考》、《孔子改製考》、《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構成，這個架構的核心是孔子。詳見該書第144頁，台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出版，2002年3月。
其實，《春秋董氏學》在康有為公羊學理論體係中具有重要地位。康有為尊孔子為教主，奉董仲舒為儒宗（而且是兩漢四百年的階段性教主），極為推崇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他在《春秋董氏學》中認為，孔子之道在《六經》，《六經》統一於《春秋》，《春秋》之義在《公羊》，而“欲學《公羊》者，舍董生安歸？”董仲舒“明於《春秋》，為群儒宗也”。掌握《春秋》大義、孔子之道的正確路徑，應當是：“因董子以通《公羊》，因《公羊》以通《春秋》，因《春秋》以通《六經》，而窺孔子之道。”康有為：《春秋董氏學·自序》，樓宇烈整理，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7月版，第1—2頁。他認為，《春秋繁露》所表達的微言大義，“是皆孔子口說之所傳”，因此，他根據自己的需要，把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的主要內容，按照專題摘錄彙編，以為闡發《春秋公羊學》的微言大義，論證孔子改製理論，進而為自己托古改製思想作論證。
鑒於《春秋董氏學》在康有為公羊學體係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兩岸過去在相當程度上對於該書意義的忽視，故本文嚐試對《春秋董氏學》的若幹問題，作一初步探討，供方家指教。
一、《春秋董氏學》的結構
《春秋董氏學》除“自序”外，正文共八卷，分別為：《春秋旨第一》，《春秋例第二》，《春秋禮第三》，《春秋口說第四》，《春秋改製第五》，《春秋微言大義第六》（上、下），《傳經表第七》，《董子經說第八》。這八卷中，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各卷，都是康有為摘編董仲舒《春秋繁露》的內容，按照每卷的主題，加上小標題，適當加注按語，闡發他所認為的《春秋》大義。卷七是康有為弟子王覺任根據康有為《公羊》學術觀和傳承觀編製的“傳經表”，卷八是康有為對董仲舒《春秋繁露》若幹內容與《六經》和《論語》等經典關係的點撥（指明出處），以及“訓詁附”。卷一、卷二、卷三、卷四、卷五、卷六，在卷首都有導言，而且在諸多條目下有按語；卷七在卷首有導言，但作為正文的整個“傳經表”內容沒有按語；卷八沒有前麵七卷那樣的卷首導言，而且按語極為簡單，僅僅是對所編列的《春秋繁露》若幹內容出處的點明而已。因此，整部《春秋董氏學》的重點，是在前六卷。
從結構的構思來看，康有為是頗費心思的。卷一談《春秋》的宗旨，卷二談《春秋》的範例（事例），卷三談《春秋》的禮義，這些都是有現存的文獻做依據的。卷四，談所謂“口說”，亦即沒有經典文獻依據，但卻認為是真正的孔子精神、真正的春秋大義的內容。大概由於是“口說”，本卷和一、二、三、五、六卷不同，沒有小標題。由於沒有小標題，在表象上似乎與卷七（“傳經表”）和卷八（“董子經說”）相同，實則在內容和性質上有根本不同。這個不同，就是該卷（“口說”）是康有為公羊學思想的重要體現，有很多按語，很多“創見”。卷五談改製，卷六談微言大義。顯然，由宗旨、事例、禮義，到“口說”（實是對《春秋》公羊學的微言大義的闡發），進而“改製”，最後以“微言大義”收束思想論述部分。繼而，開列“傳經表”以凸現董仲舒公羊學的傳承譜係，實際上也是增強該書的權威性；最後，點明《春秋繁露》裏麵引證、援用的若幹文獻，是出自《六經》某部分，或者出自儒家某部其他經典，不僅彰顯了董仲舒《春秋》公羊學的經典權威性，同時也展示了康有為自身的博學和論學的有據。整個思路，具有明顯的邏輯性，可謂層層遞進，環環相扣。
在各卷總目之下，康有為編有細目。如果以每個細目為一條，則全書總共有187條（“口說第四”、“傳經表第七”、“董子經說第八”，沒有細目，亦即不分條），康有為寫有159條按語。不包括《春秋微言大義卷六下》“夷狄”細目下康有為弟子徐勤所寫的17條按語。其中，卷一《春秋旨》4條，卷二《春秋例》8條，卷三《春秋禮》11條，卷四《春秋口說》45條，卷五《春秋改製》10條，卷六《春秋微言大義》74條（其中上部25條，下部49條），卷七《傳經表》不分條，隻有卷首導言，沒有按語；卷八《董子經說》7條，卷首沒有按語，隻有極為簡略的點明《春秋繁露》某些內容所取《六經》之義或與《六經》及儒家其他經典相關的引文出處，以及附錄的《訓詁附》（董仲舒《春秋繁露》中對某些概念名詞的解釋）。顯然，從這樣一種闡釋結構和詳略比例來看，康有為關注的重點在於《春秋口說》和《春秋微言大義》。這兩個部分的按語條目數量，加起來一共119條，約占全書康有為所寫159條按語總數的75%。可見，康有為的用心和思考重心在哪裏，已經不言而喻。
二、《春秋董氏學》的內容和主題
康有為《春秋董氏學》的主體內容，毫無疑問是闡發董仲舒《公羊春秋》思想。我們透過該書《自序》和各卷卷首的導言及正文相關內容，可以窺見一斑。
在《自序》中，康有為直截了當地說：“孔子之道何在？在《六經》。”“《春秋》三傳何從乎？從公羊氏。……惟《公羊》詳素王改製之義，故《春秋》之傳在《公羊》也”。“欲學《公羊》者，舍董生安歸？”康有為：《春秋董氏學》，樓宇烈整理，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7月版，第1頁。康有為還說：（董仲舒）“明於《春秋》，為群儒宗也。……若微董生，安從複窺孔子之大道哉！”同上書，第2頁。董仲舒《春秋繁露》所表達的微言大義，連孟荀這樣的大賢人，都沒有把握，而“董生道不高於孟、荀，何以得此？然則，是皆孔子口說之所傳，而非董子之為之也”。因此，應當“因董子以通《公羊》，因《公羊》以通《春秋》，因《春秋》以通《六經》，而窺孔子之道。”康有為：《春秋董氏學》，樓宇烈整理，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7月版，第2頁。康有為的意思很明白，孔子之道在《六經》，《六經》統一於《春秋》，《春秋》要義在《公羊》，《公羊》之傳在仲舒，因此，把握董仲舒的《公羊》學，就可通《春秋》達《六經》而得孔子之道，明白素王改製之義。應該說，這篇《自序》所反映的思想，是該書的總綱。在總綱的引導下，其後各卷各自從不同層麵進行闡發。
在卷一《春秋旨》的導言中，康有為說：“《春秋》所重在義，不在文與事也”。“《春秋》言微，與他經殊絕，非有師師口說之傳，不可得而知也。今師說之傳，隻有董何二家。……今專繹董子之說，以求《春秋》之義。”同上書，第1頁。這部分是說，《春秋》重義，而此義又是口耳相傳，得其要義者，隻有董仲舒何休二人，所以他專門抽繹出董仲舒的公羊學說，演繹其義，以尋求《春秋》的真髓。康有為的用心，顯然在於不受經典文句的拘束，給自己提供一個自由解釋的開放性空間。在本卷中，他突出了奉天、親德親親、敬賢重民、常變、合群、《春秋》總義等問題。
在卷二《春秋例》的導言中，康有為認為，學習《春秋》的人，如果不懂得“托王改製”、五始、三世、內外、詳略、無通辭而從變等精神，“則《春秋》等於斷爛朝報，不可讀也。”而“言《春秋》以董子為宗，則學《春秋》例亦以董子為宗。董子之於《春秋》例，亦如歐幾裏得於幾何也。”同上書，第26頁。這是說，體現《春秋》大義的事例（範例），必須通過公羊學宗師董仲舒的思想，才能真正領會。為了樹立董仲舒的宗師形象，確立其公羊學地位，康有為甚至把董仲舒比作幾何方麵的歐幾裏得，真是把董仲舒推尊到了極點。這種做法的用心，當然是在於宣傳自己的公羊學思想，為變法改製提供理論論證。在正文中，康有為對五始、緣魯以言王義、三世、內外、貴賤、屈伸詳略、常變、《春秋》無通辭、詭名詭實避文（《春秋》重義而不重經文）等層麵的問題，闡發了自己的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