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春秋董氏學》的基本思想，說到底，就是要把孔子塑造為教主，把董仲舒塑造為儒宗（階段性教主——兩漢教主），把《六經》要義歸結到《公羊》，把《公羊》大義的把握和傳承歸結到董仲舒，而《公羊》的微言大義是應天改製，孔子的神聖使命是托古改製，董仲舒繼承弘揚了《公羊》和孔子的思想，因此，應當把董子的《公羊》學說發揚光大，用於變法維新的實踐。
四、《春秋董氏學》的“廣東色彩”
康有為作為廣東南海人，長期浸潤於嶺南文化，其行事作文，都不可避免地帶有廣東特色。
梁啟超在《康有為傳》中，對於粵人在中國全國範圍的地位和影響，有簡明的論述，並透過這種論述而揭示了康有為在嶺南以及全國的地位。他指出：“吾粵之在中國，為邊徼地，五嶺障之，文化常後於中原；故黃河流域、揚子江流域之地，開化既久，人物屢起，而吾粵無聞焉。數千年無論學術事功，皆未曾有一人出，能動全國之關係者。……微乎眇哉，粵人之在中國也！然則其關係之所及最大而最遠者，固不得不自先生始。”《康南海自編年譜（外二種）》，樓宇烈整理，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9月版，第239—240頁。這當然是對康有為的高度肯定。值得注意的是，梁啟超還指出，康有為為人做事，頗為自信，不為外力所屈，“不肯遷就主義以徇事物，而每鎔取事物以佐其主義，常有《六經》皆我注腳，群山皆其仆從之概。”同上書，第268頁。從康有為的一生特別是其《公羊》經學思想看來，應當說，這是很準確的。根據梁啟超所談這兩點，我們可以說，康有為是廣東人中的傑出者，也是其代表者。其真正最有廣東人特色的，便是“《六經》皆我注腳”的風範。這種風範的本質，便是務實精神，是不拘一格，為我所用。
關於嶺南文化的特質，學術界有過研討，見仁見智，難以統一。但比較一致的意見，是認為嶺南文化具有“務實”的特征。從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關於廣東文化北伐論、廣東文化沙漠論、珠江文明優於長江文明黃河文明論的論爭，到這兩年廣東全省開展的“廣東人精神”討論，以及深圳的“深圳精神”、廣州的“廣州人精神”、佛山的“佛山人文精神”等等的討論，都有一個相對比較一致的看法，那就是廣東人比較實際。去年經過民間、學術界和官方互動，初步形成的關於“廣東人精神”的共識性概括是：“敢為人先、務實進取、開放兼容、敬業奉獻”。參見李宗桂：A．“廣東人精神”漫談，廣州：《粵海風》2003年第3期；B．廣東建設文化大省的若幹思考，廣州：學術研究2003年第6期；C．“廣州人精神”的文化學闡釋，廣州：《廣州日報》2003年9月15日。——需要說明的是，我說康有為《春秋董氏學》具有廣東人精神特質中的“務實”特質，或者說是具有嶺南文化的“別具一格，為我所用”的特征，是從“廣東人精神”和嶺南文化的總體上而言的，而不是包羅萬有地涵攝所有廣東人物和社會現象。從嚴格的邏輯和縝密的曆史事實來看，任何一個論斷或命題，都可能舉出個別事實或人物的反證。當然，對於廣東人的“務實”的內涵，不同的人有不同理解。平實地說，務實，就是沒有框框，講求實際，怎麼有利怎麼幹。這和“《六經》皆我注腳”在思想實質上是一樣的。康有為《春秋董氏學》一書，顯然具有這個特點。
《春秋董氏學》的寫作，和《孔子改製考》一樣，1894年開始於廣西桂林，1896年完成於廣州萬木草堂講學期間，1897年出版於上海。此書的整個寫作過程，始於嶺南，終於嶺南。應當說，反映了相當的地域特征。特別重要的是，康有為此書的內容和寫作方法，以及其所要達到的目的，具有明顯的“實際”意味。其實，從清代中期到清末，注解董仲舒《春秋繁露》的，並不止於康有為一人。有影響的就有淩曙的《春秋繁露注》、魏源的《董子春秋發微》、蘇輿的《春秋繁露義證》，以及康有為的這部《春秋董氏學》。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康有為的這部書。而這部書之所以影響巨大，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於他的“實際”特征。
關於華夷之辨，康有為總體上是反對狹隘的華夏中心主義的。但是，在《孔子改製考·敘》裏麵，他痛批各種他認為的非聖無法的現象，其中說：漢代劉歆作偽作亂之後，“我華我夏，雜以魏、晉、隋、唐佛老、詞章之學，亂以氐、羌、突厥、契丹、蒙古之風，非惟不識太平，並求漢人撥亂之義亦乖刺而不可得，而中國之民遂二千年被暴主、夷狄之酷政。耗矣，哀哉！”康有為：《孔子改製考》，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9月第1版，第2頁。這是典型的嚴夷夏之防、攘夷的言論。有趣的是，他在《春秋董氏學》一書中，說的卻是另外一番意思。在該書卷六《春秋微言大義》之“夷狄”條下麵，在摘引董仲舒《春秋繁露·竹林》之“《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為禮。……《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後，其按語批評孫明複、胡安國之流不懂《春秋》無通辭之義，“以為《春秋》之旨最嚴華夷之限，於是尊己則曰神明之俗，薄人則曰禽獸之類；苗猺狪獞之民則外視之，邊鄙遼遠之地則忍而割棄之。嗚呼！背《春秋》之義以自隘其道，孔教之不廣，生民之塗炭，豈非諸儒之罪耶！”康有為：《春秋董氏學》，樓宇烈整理，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7月版，第203頁。這裏的觀點，顯然和前述《孔子改製考》的觀點相反。可是，這裏的觀點的申述者（按語的撰寫者），不是康有為，而是康有為的弟子徐勤！整部《春秋董氏學》的按語，不是康有為自己撰寫，僅僅是這裏的“夷狄”條！難道真的是無獨有偶？我的看法是，這剛好反映了康有為的“實際”！既然《春秋》無通辭，從變從義而移，當然康有為自己也可以根據需要“從變從義而移”了！
康有為反複摘引並評說董仲舒的“《詩》無達詁，《易》無達占，《春秋》無通辭”，“《春秋》無通辭之義，《公》、《穀》二傳未有明文，惟董子發明之”。——同上書，第203頁。固然有解說董仲舒公羊學的成分在內，但更為重要的，是為自己的自由詮釋提供論證根據。反正《六經》皆我注腳啊！
“天子不臣母後之黨”，這是康有為在《春秋董氏學》卷一《春秋旨》“天子諸侯等級”條下所摘錄的《春秋繁露》之《王道》篇的內容。此處他未加按語。但康有為實際上是有選擇地摘錄的，查董仲舒原文，該句其後還有：“親近以來遠，未有不先進而致遠者也。”這裏的“天子不臣母後之黨”，本意是指天子不把母親和王後的親族當作臣子看待。但康有為在這裏未加按語而又不引全，究竟是何居心，不便揣測，隻能說其中有微言大義罷了。結合當時的時局看，康有為這樣選編，顯然是很“實際”的啊！
總的看來，康有為的《春秋董氏學》，無論從思維方式、價值取向，還是寫作風格，確實反映了今文經學的特征，同時也反映出它的廣東特色。因此，我們在研究廣東經學的時候，應當適度關注這個比較有影響的、也是比較獨特的地域文化現象，從而更好地把握清代廣東學者的經學研究，進而更好地把握廣東經學與常州經學、湖湘經學等不同地域經學的不同特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