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卷三《春秋禮》的導言中，康有為說，“《春秋》為改製之書……而禮尤其改製之著者。”“孔子之文傳於仲舒，孔子之禮亦在仲舒”。“董子，盡聞三統，盡得文質變通之故，可以待後王而致太平。”董仲舒的禮學，“為《春秋》之大宗，今學之正傳”。因此，康有為采摘《春秋繁露》關於禮的論說，“以備欲通孔子之禮者考焉。”康有為：《春秋董氏學》，樓宇烈整理，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7月版，第40頁。這裏是進一步強調《春秋》的要義是改製，而禮是改製的重點。怎樣改，改什麼，可以董仲舒的見解為依據，進而通達孔子之禮。在這個指導思想下，康有為分別以改元、授時、三正、爵國、度製、田賦、宮室（及明堂）、樂律、學校、選舉、封禪、宗廟、刑罰為細目，摘編了《春秋繁露》關於禮的內容，並肯定了其中的價值。
在卷四《春秋口說》的導言中，康有為認為，“《春秋》之義，不在經文，而在口說”，“董子為《春秋》宗，所發新王改製之非常異義，及諸微言大義，皆出經文外，又出《公羊》外。然而，以孟荀命世亞聖，猶未傳之，而董子乃知之”。“公羊家早出於戰國，猶有避諱，不敢宣露，至董子乃敢盡發之”。因此，他“擇錄董子之傳口說者，以著微言之不絕焉。”這是強調《春秋》之義在口說，董仲舒盡得口說之真傳，因而必須認真學習並倚重董仲舒的公羊春秋學說，這其實也是康有為從新的角度肯定自己變法改製主張的曆史合理性。在這卷中，康有為的按語特別多，重點在於通過對別的文獻的比對，論說董仲舒《春秋繁露》中不見於經典的部分，是得孔子口說之真傳。他對於《春秋繁露》中“出《公羊》外”的內容，特別注意論證其依據所在。不是“與《穀梁》同”，“與漢儒同”，“與劉向同”，就是“與何注同”，甚至是“與何注同，經、傳無義，知為口說”。
在卷五《〈春秋〉改製》的導言中，康有為痛批劉歆作偽，對經典濫施刀斧，導致“微言盡滅”。他還批評朱熹不懂改製之義，因而覺得“《春秋》不可解”。他強調，“《春秋》專為改製而作，……董子之說發明此義。”這是明確從改製的角度解說《春秋》，並強調董仲舒公羊學的意義。在康有為看來，《春秋》改製，其要義在於孔子是代天發意，君主是受命而王，《春秋》應天作新王，故而王魯親周故宋，文質互嬗（“天下之道，文質盡之”），王者改製須通三統之義、行三統之製。說來說去，都是為了應天改製。
在卷六《〈春秋〉微言大義》的導言中，康有為指出，有人困惑於孔子及其七十（賢人）弟子去世後，微言絕，大義乖，其實是不對的，微言大義傳給了弟子和後學。弟子後學成千上萬，“傳其口說，誦其大義”，使其廣泛流傳。到了漢初，仍有老師教授傳播，而“薈萃其全者，莫如《春秋》家，明於《春秋》者，莫如董子”。康有為：《春秋董氏學》，樓宇烈整理，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7月版，第123頁。董子學說裏麵，元氣陰陽之本，天人性命之故，三統三綱之義，仁義中和之德，治化養生之法，“皆窮極元始，探本混茫”。因此，孔子微言大義的本源次第，“籍是可窺見之”。而董仲舒之所以能夠精於《春秋》，原因在於“孔子口口相傳”。這種口口相傳，就是孔子微言大義之所寄托。本卷分為上、下兩部，內容多，篇幅長，充分顯示出康有為對抉發微言大義的高度重視。他從功用主義立場出發，歸納了元、陰陽、陰陽五行、氣化、天地人、天、本天、法天、事天、畏天、知天、人為天類、命、天命、性、性善、因性、性情、仁、仁愛、《六經》重仁、仁義、義、義利、智、仁智、禮、正、中和、名分、統、綱統、三綱、忠孝、男女、君、君臣、王道、君道、養生、夷狄等《春秋繁露》中的思想，借題發揮，闡釋了自己的公羊學思想。
在卷七《傳經表》的導言中，康有為又有新的闡發。他認為，後世之所以道術不明，統緒不著，都是韓愈粗疏滅裂之罪導致的。韓愈罪行的重要表現，是把儒家道統的開展，看成孟子之後不得傳，從而把集孔門微言大義之大成的董仲舒排斥在外！康有為指斥這是“何其妄也！”康有為引用曆史事實，說明董仲舒的偉大：“劉向以為伊呂無以加，《論衡》所謂孔子之文傳於仲舒，《春秋緯》謂亂我書者，董仲舒。亂者，治也。《天人策》言：道出於天，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朱子極推其醇粹，而韓愈乃不知之，而敢斷然謂孟子死後而不傳。”他總結說：“孔子之大道在《春秋》，兩漢之治以《春秋》。自君臣士大夫，政事法律言議，皆以《公羊》為法，至今律猶從之。”康有為：《春秋董氏學》，樓宇烈整理，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7月版，第208頁。朱熹是元明以來的教主，相對而言，“自武章，終後漢，四百年治術言議，皆出於董子，蓋董子為教主也。二子（指董仲舒和朱熹——引者注）之盛，雖孟荀莫得比隆。”“董子之精深博大，得孔子大教之本，絕諸子之學，為傳道之宗，蓋自孔子之後一人哉！”同上書，第209頁。整個“傳經表”，其立足點和旨趣，是光大董仲舒為宗師的公羊學派。
從上述基本內容可以看出，康有為這部《春秋董氏學》的價值主題，是要樹孔子為總教主，樹董仲舒為儒宗（同時也是階段性教主——兩漢教主），認《公羊春秋》為聖經，定托古（孔）改製為正宗教義，凸現董仲舒公羊學的價值，從而為自己的變法維新（改製）主張立論。
三、《春秋董氏學》與維新變法
就康有為思想體係而言，特別是就其托古改製的理論而言，《春秋董氏學》不是孤立的，而是與康有為其他變法改製的著作相互聯係，構成一體。
前文談到，康有為公羊學理論體係主要由《新學偽經考》、《孔子改製考》、《春秋董氏學》和《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等著作構成。其實，《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的影響和價值，遠遠比不上前三書。《新學偽經考》出版最早，於1891年就已出版。《孔子改製考》和《春秋董氏學》兩書，基本上是同時開始寫作、同時完成、同時出版的。據康有為自編年譜的記載，1894年11月到12月間，康有為寓居廣西桂林40天，“桂林山水極佳，山居舟行，著《春秋董氏學》及《孔子改製考》”。《康南海自編年譜（外二種）》，樓宇烈整理，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9月版，第25頁。1896年，康有為講學於廣州萬木草堂，“續成《孔子改製考》、《春秋董氏學》、《春秋學》”，同上書，第31頁。1897年冬天，“幼博（康廣仁——引者注）在上海大同譯書局刻《孔子改製考》，《春秋董氏學》，《日本書目誌》成”。同上書，第36頁。他寫作並出版這兩部著作的時期，正是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戰敗，清政府喪權辱國、割地賠款的民族災難極為深重的時期。康有為領導了著名的“公車上書”，要求清朝政府拒和、遷都、變法，表現出正義的知識分子的愛國良知。在這種情況下，康有為所撰寫的《春秋董氏學》和《孔子改製考》，其直接的目的和意義，當然在於變法維新，拯救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這從兩書的內容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新學偽經考》是采用以破為主的方式，通過對傳統經典真偽的考辨，力辟劉歆等人作偽經、亂聖製、篡孔統的“新學”，為其春秋公羊學的推行開辟道路；《孔子改製考》是采用以立為主的方式，通過對上古秦漢創教改製等事件，以及漢武帝及其後的儒教一統的考證，正麵闡發其變法改製理論。《春秋董氏學》和《孔子改製考》一樣，也是采用以立為主的方式，通過對董仲舒《春秋繁露》摘引彙編，分別加以按語，正麵闡釋其孔子改製、《公羊》大義的理論觀點。因此，《新學偽經考》是破，是反，《孔子改製考》和《春秋董氏學》是立，是正。一破一立，一反一正，相反相成，都是康有為變法改製理論的思想武器，都是為了改變新莽以後“削移孔子之經而為周公，降孔子之聖王而為先師，《公羊》之學廢，改製之義湮，三世之說微，太平之治，大同之樂，暗而不明，鬱而不發”的狀況。康有為：《孔子改製考》，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9月第1版，第2頁。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時期，康有為還撰寫了著名的《大同書》。盡管《大同書》的寫作開始於1884年，但發表時間卻晚在1913年，但我們從其中與《春秋董氏學》和《孔子改製考》兩書寫作出版的時間的交叉，以及與1891年出版《新學偽經考》的情況結合起來考察，就不難發現，《春秋董氏學》的寫作和出版，並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而是康有為變法維新救中國思想體係的有機組成之一。
康有為變法維新理論的核心內容或者說重心所在，是“三世說”。他在其《春秋董氏學》卷二《春秋例》的“三世”條加注按語說：“三世為孔子非常大義，托之《春秋》以明之。所傳聞世為據亂，所聞世托升平，所見世托太平。亂世者，文教未明也；升平者，漸有文教小康也；太平者，大同之世，遠近大小如一，文教全備也。”同上書，第28—29頁。康有為這個“三世說”，源自《公羊春秋》。具體說來，是源自董仲舒、何休的《公羊》“三世說”，特別是董仲舒的“三世說”。公羊家以孔子誕生為基準，把《春秋》242年間的十二世分為“三世”，即孔子所傳聞世、孔子所聞世、孔子所見世。所傳聞世包括隱、桓、莊、閔、僖五世，所聞世包括文、宣、成、襄四世，所見世包括昭、定、哀三世。所傳聞世是“據亂世”，所聞世是“升平世”，所見世是“太平世”。其實，康有為的這個“三世說”，如果從更為廣闊的事業考察，並不僅僅源自《公羊》“三世說”，它還與《禮記·禮運》的大同小康學說、《易經》的窮變會通說和西方進化論學說有關，是幾者的綜合，是他變法改製思想的集中體現。這個“三世”學說，在他的很多著作裏都有論述，有時顯得紛繁複雜。台灣學者丁亞傑先生對此有比較細致的討論，可以參考，詳見氏著之《清末民初公羊學研究——皮錫瑞、廖平、康有為》一書第6章（“三世理想”）第3節（“康有為理想世界”）之“三世模式”，台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2002年3月出版，第302—314頁。而且，在戊戌變法前後，康有為對於“三世”的闡釋有所不同。戊戌變法之前，康有為認為據亂世是君主專製社會，即中國古代封建社會；升平世為君主立憲社會，即英國、日本那樣的資本主義社會；太平世為民主共和社會，即美國、法國那樣的資本主義社會。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有為將其“三世說”做了修正，把據亂世界定為封建專製社會，把升平世規定為資本主義社會（無論是君主立憲還是民主共和），把太平世闡釋為大同理想社會，這在其《大同書》裏有詳細論述。但就“三世說”的基本思想而言，不外是一個主張變革、認為社會是不斷進步、由亂到治、由小康到大同的逐漸演進的過程的理論。而《春秋董氏學》裏麵的“三世說”，由“文教未明”的亂世到“漸有文教小康”的升平，再到“文教全備”的大同的過程，應當是康有為“三世說”的思想主軸。梁啟超在其《康有為傳》裏曾說：“先生（指康有為——引者注）獨發明《春秋》‘三世’之義，以為文明世界，在於他日，日進而日盛。蓋中國有創意言進化學者，以此為嚆矢焉。”《康南海自編年譜（外二種）》，樓宇烈整理，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9月版，第253頁。梁啟超的說法，揭示了康有為“三世說”的本質，是公允之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