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晚清以來江浙學者對陳澧的認知
——從譚獻到王元化
李緒柏
（中山大學）一
“論中國近代學術史者一般認為，在清代末期，廣東的學術有卓越的成就。”陳之邁：《陳蘭甫先生的家風》，許衍董總編纂：《廣東文征續編》第4冊，1988年版，第396頁。而陳澧是其中最傑出的代表，字蘭甫，號東塾，學者稱東塾先生。他是著名學者、教育家和校勘家，學問精博，著述宏富，尤以《東塾讀書記》久負盛名，享譽海內。
長期以來，由於曆史的原因，中原各省對廣東存有偏見，以為文化落後不足道。在許多論述晚清學術的著述中，對於陳澧，或完全不提，或語焉不詳，以致許多年輕學子至今不知陳澧為何許人。江浙為學術重心，人文鼎盛，底蘊深厚，能左右領導學術潮流，能否得到江浙主流學界的認同，獲得積極評價，對於邊遠地區來說，自然非同小可。有鑒於此，本文通過爬梳整理若幹資料，以敘晚清以來江浙學者對陳澧的認知過程，或許可折射出陳澧及以他為代表的廣東學術文化的實際地位，以期引起有關專家學者的關注。
二
清末民初江浙主流學界，當以俞樾、孫詒讓、黃以周、譚獻、章太炎、劉師培等人為首。俞、孫、黃三人時代比陳澧稍晚，但在著述中基本未提及過陳澧。第一位注意並推重陳澧者，乃譚獻。
譚獻，號複堂，浙江仁和人。同治舉人，官安徽歙縣等地知縣。譚獻學問淵博，好讀書，觀其日記，幾無日不讀書，無書不評隲，非淺學者流可比。光緒十六年（1890），張之洞聘主湖北經心書院。在武昌，與陳澧弟子梁鼎芬來往密切，關係融洽。也正是在武昌前後，譚獻得以接觸陳澧著述，他在日記中寫道：
張藹卿農部貽予陳蘭甫《東塾讀書記》。讀之，頗通漢宋之郵也，學術倚伏之理，至今日必有此家數，蓋源流將自分而合矣……至於其辭大醇，傾群言之瀝液，溫如有餘，非叫呶以揭櫫者也。譚獻：《複堂日記》第357頁。李德龍主編：《曆代日記叢抄》第63冊。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年版。
譚獻對陳澧是深為仰慕欽服的，這在日記中一再流露無遺：“廿七日。閱陳蘭甫先生《東塾文集》六卷一過。先生文儲絜抱樸，不事深言棘句，亦無門戶之習，誠心而言，融洽漢宋，深入理要，兼通治術。別集得此，誠與鄙人疇昔之言有實用者，若合符契矣。”“四月四日。閱《東塾文集》。經師通貫，足名其家。”“浴佛日。閱《東塾讀書記》卒業。從充實入精微，吾師乎？”譚獻：《複堂日記續錄》第250、264、296頁。李德龍主編：《曆代日記叢抄》第64冊。
譚獻早年草擬了一個《師儒表》，分“絕學”、“名家”、“大儒”、“通儒”、“舊學”、“經師”、“文儒”、“校讎名家”、“輿地名家”、“小學名家”、“提倡學者”等十一類，每類選若幹人物為代表。這其實是以人物表的形式來論述概括清代學術的一個大綱，是一部具體而微的清代學術史，可惜未能深化完成。他自知不免疏漏，故慎重聲明：“一時之見，未為論定，錄存日記備忘。”譚獻：《複堂日記》第122頁。李德龍主編：《曆代日記叢抄》第63冊。到了晚年，譚獻對《師儒表》作了某些修改補充，在“通儒”中增加了劉融齋先生、陳蘭甫先生，並注雲：“上二家後補。”譚獻：《複堂日記類抄》第495頁。李德龍主編：《曆代日記叢抄》第63冊。譚獻所列“通儒”包括胡石莊、李申耆、黃梨洲、全祖望、顧亭林、包慎伯、張稷若等人。從學術史角度，將陳澧列入清代大宗儒師之列，並推崇為“通儒”者，譚獻是第一人。惜這個《師儒表》當時未能刊布，故知之者稀。
譚獻之後，首先公開從學術史角度論及陳澧者，當屬章太炎，名炳麟，號太炎。浙江餘杭人。著名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學者。光緒三十年（1904）章太炎重訂本《訄書·清儒》篇刊行，文中對陳澧有一個基本的論述評價，他說：
晚有番禺陳澧，當惠、戴學衰，今文家又守章句，不調洽於他書，始鳩合漢、宋，為諸《通義》及《讀書記》，以鄭玄、朱熹遺說最多，故棄其大體絕異者，獨取小小翕盍，以為比類。此猶揃豪於千馬，必有其分刌色理同者。澧既善附會，諸顯貴務名者多張之。弟子稍尚記誦，以言談剿說取人。仲長子曰：“天下學士有三奸焉。實不知，詳不言，一也；竊他人之說，以成己說，二也；受無名者，移知者，三也。”（見《意林》五引《昌言》）。章太炎：《訄書初刻本重定本》，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161—162頁。錢鍾書主編：《中國近代學術名著叢書》。
近人周予同一再指出，章太炎的《清儒》實為近代論清學史的首出名篇，“它是清代學術的概論。”周予同：《中國經學史講義》，朱維錚編：《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增定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36頁。章太炎在清學史中給予陳澧一定地位，這是值得肯定的。但玩其文意，主要是批評陳澧在漢宋調和方麵於鄭玄、朱子棄大取小，雖不失擊中陳澧的軟肋，但通篇以抨擊貶斥為主，且語氣尖酸刻薄，涉及人身攻擊，有失學者風度。究其原因，除了章太炎習慣上以東南文物淵藪自居，瞧不起嶺外人士外，另一方麵，似乎也和他在重訂《訄書》時政治立場由“革政”轉向“革命”，由尊清轉向反清，即逐漸走向革命有關。
章太炎曾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應張之洞聘至武昌，與陳澧弟子梁鼎芬有一段過節。由於兩人政見分歧尖銳，甚至傳聞有梁鼎芬杖股、驅逐章太炎之舉。劉禹生撰、錢實甫點校：《世載堂雜憶》，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127頁。二人結怨甚深，以致其後章太炎有《與梁鼎芬絕交書》朱維錚、薑義華編注：《章太炎選集》（注釋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5頁。。故在重定《訄書》時，猶有餘怨，意氣所至，不免遷怒於曾被清廷表彰賜以“五品卿銜”的梁師陳澧。
近人多推崇章太炎《訄書》，尤其重視他對學術史的論述如“原學”第一到“學隱”第十三諸篇。但章氏所論多為粗線條的宏觀概括，不能深入細致，遇到具體人物事件，往往語焉不詳，難免主觀失誤。他自己也說：“舊著《訄書》，多未盡理，欲定名為《檢論》，多所更張。”章炳麟：《太炎先生自訂年譜·附太炎先生自述學術次第》第81頁。《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68輯。可見思緒仍處於遊移之中。晚年章太炎在《檢論》中重寫此段，雖然基本主旨未變，但刪去了“澧既善附會”一句，改寫為“晚有番禺陳澧，善治聲律、《切韻》，為一家言。”“澧亦絜行，善教授，諸顯貴務名者多張之。”《章太炎全集》（三），《檢論》卷4，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77頁。態度明顯趨於和緩，對陳澧人品加以讚揚肯定，無疑平允得多了。
與章太炎齊名的劉師培，字申叔，號左盦，江蘇儀征人。三世傳經，學有淵源，早年即名滿天下。所著《經學教科書》，因過於簡單，且未完成，雖敘及清代，書中並未提及陳澧。而在幾篇關於清代學術史的文章中，對陳澧則有所論列評價。《南北考證學不同論》中說：“嶺南之士，列阮氏門籍者，雖有侯康、曾釗、林伯桐，然以番禺陳澧為最著。澧學鉤通漢宋，以為漢儒不廢義理，宋儒兼精考據；惟掇引類似之言，曲加附和，究其意旨，仍與摭拾之學相同；然抉擇至精，便於學童……而陳澧、朱次琦，各以其學授鄉裏，弟子鹹數十人，至今未絕。此嶺南學派之大略也。”劉師培：《劉師培辛亥前文選》，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398頁。錢鍾書主編：《中國近代學術名著叢書》。《清儒得失論》也雲：“澧學鉤通漢宋，掇引類似之言，曲相附和……朱、陳稍近名，各以其學授鄉裏，然束身自好，不愧一鄉之善士。惟學術既近於模棱，故從其學者，大抵以執中為媚世。自清廷賜澧京卿銜，而其學益日顯。”劉師培：《劉師培辛亥前文選》，第173頁。
章太炎、劉師培為清末民初江浙學者翹楚。時人謂劉師培“其學術途徑與太炎同，其早歲排滿，旨亦與太炎符合，故章、劉交甚篤。”左舜生：《關於劉師培》，《萬竹樓隨筆》第204頁，《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5輯。二人所論大同小異，不足為奇。章、劉二人主要問題，在未認真細致閱讀陳澧著作，且又帶有某些先入成見，自我高置，不肯虛心，故輕蔑貶低陳澧，以為不足道。
需要指出的是，章太炎早年曾師從譚獻，後來對此卻力為隱瞞，遭人詬病。1931年錫山徐彥寬輯刊《念劬廬叢刊》，收有《複堂日記補錄》、《複堂日記續錄》等，錢基博撰跋，文中說章太炎“自命其學出德清俞樾曲園，然文章之稱晉宋，問學之究流別，其意則本諸複堂者為多。餘誦複堂書，其轍跡固有可尋者，而記於章氏，前後六見。”錢基博特地從譚獻著述日記中找出六條證據，說明章太炎早年曾師從問學於譚獻，如“首署夫子，自稱受業”等等，而這些後來在《太炎文錄》中卻“遍檢不得影跡。”譚獻死後，章太炎在《與人論國學書》中徑以“鄉先生”稱之。對此，錢基博怒斥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