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尊其生而畔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無知也，是奸人之道而背畔之心也。於戲！師弟徒以死生，勢能施於問學。不圖逢蒙，乃在大儒，白圭之玷，吾於章君無取爾。無錫錢基博。錢基博：《跋記》，見譚獻：《複堂日記續錄》第312—317頁。李德龍主編：《曆代日記叢抄》第64冊。
按逢蒙，古之善射者。相傳學射於後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勝己，於是殺羿。錢基博以逢蒙比之章太炎，或許太過太重。但背叛師門，心術不正，章太炎難辭其咎。
三
錢基博，字子泉，別號潛廬，江蘇無錫人。著名古文學家、文史專家和教育家。正因為仔細閱讀過譚獻的著作日記，受其影響啟迪，所以錢基博是民國江浙學者中稱頌讚譽陳澧的突出人物。所撰《古籍舉要》，開篇即雲：“長夏無事，課從子鍾漢讀番禺陳澧蘭甫《東塾讀書記》，時有申論，隨記成冊。其中有相發者，有相難者。”錢基博：《古籍舉要序》，上海，世界書局1933年版，第1頁。而且他“自署其著書之室曰‘後東塾’，蓋讀陳澧《東塾讀書記》之作，而以明竊比之意。”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附：《錢基博自傳》，第5頁。《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83輯。《古籍舉要》初名《後東塾讀書記》，推尊之意，不言而喻。
錢氏在《古籍舉要》中對陳澧力為推崇，稱譽俯拾即是。如：“閱《東塾讀書記》第二卷《論語》，提要鉤玄，觀於會通；不為漢儒訓詁瑣細之談；亦不作宋學心性杳冥之論……大處落墨，小處著想，亦平實，亦閎通，異於章句小儒。”錢基博：《古籍舉要》，第5頁。不一而足。而且在敘及晚清學術流派時，認為乾嘉漢學極熾而弊，物極必反，窮而思通，於是有西漢今文之學興，這就是常州學派。一衍為王闓運、廖平，以《公羊》言禮製；又一衍為康有為、梁啟超，以《春秋》言經世。此外，“其又一派，則兼綜漢宋，不為墨守；以為清學出朱子之道問學以上窺許鄭；又謂漢儒亦明義理；力祛漢宋門戶之見。於是南海朱次琦子襄及陳澧開宗於粵。義烏朱一新鼎甫定海黃以周玄同桴應於浙，前唱後喁，蔚成學風。二者之為學不同，而要歸於救漢學之碎則一。”錢基博：《古籍舉要序》，第1—2頁。錢基博對陳澧漢宋調和論的推尊與章太炎、劉師培迥異。而且他還首次將陳澧、朱次琦、朱一新、黃以周四人名為“兼綜漢宋派”的創始者，並認為此派對晚清學術有重要的影響，所謂“蔚成學風”。
錢基博還似乎特別欣賞朱一新及所著《無邪堂答問》一書，其實這也是直接受譚獻的影響而來。譚獻在日記中寫道：“廿三日。閱朱氏《無邪堂答問》，精理名言，持之有故，此有用之書，頗思一一標識之。”“廿三日。又閱《無邪堂答問》。精純粹審，言外有無窮之慨，足以信今傳後。”譚獻：《複堂日記續錄》第285—286頁、289頁。李德龍主編：《曆代日記叢抄》第64冊。朱一新，字鼎甫，浙江義烏人。他是晚清兼綜漢宋派的重量級人物，錢基博最早公開表彰宣揚朱一新，認為他是清學的結局者，並對後世學者不重視朱一新大為不解。
有趣的是，錢基博曾將陳澧、朱一新二人及其著述作過一番比較，他說：“儻學者先讀陳《記》（指陳澧《東塾讀書記》）以端其向，繼之《答問》（指朱一新《無邪堂答問》）以博其趣，庶於學問有從入之途，不為拘虛門戶之見。”他的兒子錢鍾書插話說：“《答問》與陳《記》同一兼綜漢宋；若論識議閎通，文筆犀利，則陳《記》遠不如《答問》！”錢基博答雲：
不然，陳君經生，樸實說理，學以淑身。朱生烈士，慷慨陳議，誌在匡國。《答問》文筆議論，遠勝陳君，信如所論。然《答問》之體，適會多途，皆朱生當日應機作教，事無常準，《詩》、《書》互錯綜，經史相紛紜，義既不定於一方，學故難求其條貫；又其言皆有為而發，非於晚清學風史實，爛熟心胸，未易曉其端緒；不如陳君《讀書記》之部居別白，牖啟途轍，論議盡欠雄駿，開示彌徵平實。錢基博：《古籍舉要序》，第3頁。
意即二人各有千秋，陳澧終略勝一籌。錢基博自言其論學“務為浩博無涯涘，詁經譚史，旁涉百家，抉摘利病，發其閫奧。”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附：《錢基博自傳》，第3頁。《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83輯。行文汪洋恣肆，繁征博引，有學者稱他“有很深的詞章家的習氣”。由於《古籍舉要》終非學術史專著，讀者有限，影響也有限。但受錢基博的啟發，繼起者錢穆，情況就大不一樣了。
錢穆，字賓四。江蘇無錫人，現代曆史學家、教育家，學界尊之為“一代宗師”。錢穆受錢基博的影響十分明顯，台灣學者鄭吉雄指出：錢穆撰寫《國學概論》時，尚未注意陳澧，《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有《陳蘭甫》一章，殆受錢基博之影響。而《陳蘭甫》章附以朱一新，也與錢基博之論述若合符節。\[台灣］張素卿：《經及其解釋—陳澧的經學觀》，《中國哲學》第24輯，第678頁，2002年4月。錢穆著述風行天下，《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為治清代學術史者必讀經典，影響之巨，可想而知。
《陳蘭甫》一章，分“傳略”、“著書大要”、“東塾遺稿”、“東塾論漢學流弊”、“東塾所欲提倡之新學風”諸節。而重心所在，即暢論陳澧的漢宋調和思想。錢穆似乎特別欣賞陳澧的漢宋調和主張，他將之概括解讀為“東塾所欲提倡之新學風”，並予以高度讚揚：“故知東塾之在當時，實目擊漢學家種種流弊，而有誌於提倡一種新學風以為挽救者也。”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676頁。這和錢基博推崇褒揚一致，而與章太炎、劉師培詆毀貶斥決然不同。
錢穆為曆史專家，故他所論列，不僅周詳備至，且精細入微，鞭辟入裏，深得陳澧本旨，言人所未見，發人所未發。所據文獻資料，除陳澧已刊刻行世著述外，還特別注意新發現的東塾遺稿。認為陳澧畢生精力所寄，可以代表其論學全部意旨者，當為《東塾讀書記》（初名《學思錄》），而未刊之遺稿更能顯現其暢論精神，“且其暢言當時學風流弊，尤為考論乾嘉以下漢學所以窮而必變之絕好材料。”同上書，第666—667頁。而其對陳澧推崇之高，在所有江浙學者中，更是十分罕見突出，前所未有，他說：
觀其《學思錄》要旨，真所謂“基址頗大，田地頗寬”矣。此等氣象，與東吳惠氏之專言漢學者不同；與高郵王氏之專事訓詁者亦不同；與休寧戴氏之別辟新說以求推倒前人如《孟子字義疏證》之所為者又不同；與當時經學家之各為經籍作新注疏，句句而求，字字而解，而陷於屑碎不務得其大義者複不同；與同時及其後起之所謂“公羊”經文學派，專講微言大義，而發為非常可怪之奇義者更不同。而讀東塾之書者，皆確然認其為一經師，終不得擯而不預之經學家之列也。凡東塾所欲提倡之新學風，大率如是，是其用心至苦，而成就亦至卓矣……此餘於東塾之一編，所尤拳拳深致其向往之意也。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689—690頁。
與章太炎是“有學問的革命家”不同，錢穆屬於“象牙塔內學者”，就學術論學術，他確實認真讀過陳澧之書，故能精深入微，把握體會陳澧之用心旨趣。如龔自珍著有《五經大義終始論》，錢穆寫道：“陳蘭甫評此文雲：‘孔子至聖，但為《易傳》，七十子以下至漢之大儒所著者，《禮記》、《春秋傳》、《書大傳》、《詩傳》、《外傳》，從無極五經之義以著論者。但觀此題，即知其人之無學問，直狂妄而已！’陳氏論學與龔不同，然若使乾嘉諸老見之，恐亦首肯此說。”同上書，第609頁。此為陳澧讀《定庵初集》中的眉批評語，錢穆不知由何途徑得觀，可見其讀書巨細不遺。對於像陳澧這樣一位重要的學術人物，三言兩語、輕描淡寫、語焉不詳是不能解決問題的，也是不負責任的。錢穆辟專章以論陳澧，僅此而言，他是迄今為止最為全麵、詳盡、客觀從學術史的角度評介陳澧學術地位的第一人。
四
1949年以後，國內學術界由於各種原因，對陳澧處於不論不議之列。最能說明問題的，是時至今日，國內還未召開過一次關於陳澧的學術討論會。對陳澧這樣一位重要的學者來說，顯然極不相稱。此外，國內高校中隻有上海的周予同教授於1959年起在複旦大學曆史係開設了“獨一無二”的一門《中國經學史》課程，時間也不長，1966年“文革”爆發被迫中止。周予同的經學史研究，明顯受章太炎影響。據其講義，第七章《清學》，專講乾嘉學派（吳派、皖派）和常州學派。第八章《康有為與章太炎》，隻有康有為的經說和章太炎的經學成就二節。講義中提及陳澧的，僅僅是第五章《經學的學派》中的一句話：“另有調和漢學、宋學的，參見陳澧《東塾讀書記》。”周予同：《中國經學史講義》，朱維錚編：《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增定本），第900—911、85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