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璞說：“蓋先生（指朱次琦）學說，直追晚明，不落乾嘉諸儒之下，巍然自成其九江學派者也。”許衍董總編：《廣東文征續編》（第2冊），香港：廣東文征編印委員會，1987年版，第526頁。這裏明確肯定了九江學派的存在，它由朱次琦及其弟子和再傳弟子所組成。朱次琦高弟有梁耀樞、康有為、羅傳瑞、梁慶桂、梁鸞瑲、淩鶴書、簡朝亮、梁金韜等。有學者說：“九江之學，又有康簡兩支。”許衍董總編：《廣東文征續編》（第1冊），香港：廣東文征編印委員會，1986年版，第433頁。即是說，九江學派分化出兩係：康有為為一係，簡朝亮另為一係。而簡又文認為，朱九江門下，有出類拔萃之弟子三人：一為於其早年（30歲）時委贄門下，服膺《春秋》攘夷之義與“禮運大同”之說，而倡導民族革命之太平天國天王洪秀全；次為光緒戊戌主持維新變法運動，其後提倡保皇，讚助複辟，畢生以發揮“大同”學說為職誌之康有為；有終身淡薄榮利，皓首窮經，行誼繼程朱之後，學術在漢宋之間的簡朝亮許衍董總編：《廣東文征續編》（第3冊），香港：廣東文征編印委員會，1986年版，第567頁。。這實際上將九江學派分成了三係。
三、東塾學派與九江學派之異同
東塾學派與九江學派雖然都形成於西學東漸的近代，但仍以弘揚儒學為宗旨，因而治學都離不開儒家經典。本文以兩派的開創者為代表，將他們的經學研究作一比較，以尋找兩者治經的異同。
從共同點來說，第一，兩派都提倡經世致用的學風。陳澧說：“惟求有益於身、有用於世、有功於古人、有裨於後人，此之謂經學也。有益有用者，不可不知；其不甚有益有用者，姑置之；其不可知者，闕之。此之謂經學也。”黃國聲主編：《陳澧集》（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79頁。朱次琦也說：“通經將以致用也，不可以執一也，不可以嗜璅也。學之而無用者，非通經也。”廣東省南海市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南海文史資料》（第27輯），1995年版，第97頁。他們都反對做無用的學問，都強調把治經與致用結合起來。第二，兩派都反對門戶之見。陳澧說：“竊冀後之君子，祛門戶之偏見”黃國聲主編：《陳澧集》（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15頁。。故孫璞認為，陳澧之學，“以通經致用為主，調和漢宋之學”許衍董總編：《廣東文征續編》（第2冊），香港：廣東文征編印委員會，1987年版，第527頁。。朱次琦也說：“果其修行讀書，蘄之於古之實學，無漢學無宋學也。”《清史稿·儒林一》。做學問要做有用之學問，不必區分漢學和宋學。梁啟超認為，陳澧和朱次琦治學“大旨”皆歸於“溝通漢宋”，究其根源，大概都是受“阮（元）先生之教”的影響。《梁啟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274頁。
從不同點來說，第一，東塾學派偏向於學術，九江學派偏向於經世。陳澧說：“至於治法，亦不敢妄談。非無意於天下事也，以為政治由於人才，人才由於學術。”黃國聲主編：《陳澧集》（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75頁。陳澧覺得自己僅是一個學者，不熟悉政治，因而不能妄談政治。但他又認為，通過學術來培養人才，以為國家所用，從這個意義上說，學術起著服務於政治的作用。吳道鎔指出：“東塾著書，言學不言政。出其門者多樸學及淹雅之士。”許衍董總編：《廣東文征續編》（第1冊），香港：廣東文征編印委員會，1986年版，第101頁。這就是說，由於陳澧隻講學術，不直接講政治，所以他的許多弟子也受其影響而專注學術，成為經學名家。朱次琦則有著強烈的濟世意識。他說：“天於兆民之中，獨畀一二人才。蓋兆民苦樂，皆寄之矣。……吉凶與民同患，聖者出之安，賢者體之勉，當官舉其事，下士盡其心。”簡朝亮：《朱九江先生年譜》，《朱九江先生集》卷首。而且，他曾將自己的經世意識付諸實踐，在任山西襄陵知縣期間樹有政績，邑人頌為“賢令”。故康有為稱他“以經世救民為歸”康有為：《朱九江先生佚文序》，《朱九江先生集》卷10。。吳道鎔也說：“九江則以儒術為循吏，學在經世。”許衍董總編：《廣東文征續編》（第1冊），香港：廣東文征編印委員會，1986年版，第101頁。朱次琦的經世精神，在康有為、梁金韜、羅傳瑞等弟子中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康有為後來投身於維新變法運動，並反對當時空疏無用的學風，在某種程度上受到朱次琦的影響。故梁啟超說：“（康有為）理學政學之基，皆得諸九江。”中國史學會主編：《戊戌變法》（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8頁。
第二，東塾學派偏向於漢學，九江學派偏向於宋學。梁啟超指出：“兩先生製行皆極峻潔，而東塾特善考證，學風大類皖南及維、揚，九江言理學及經世之務，學風微近浙東。”《梁啟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274頁。“皖南及維、揚”主要是乾嘉考據學派，追求實事求是的學風。“浙東”主要是功利學派，追求經世致用的學風。錢穆先生說：“東塾之旨，在融朱子於康成；九江之論，在納康成於朱子。”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下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710頁。這種評價是有道理的。陳澧之學，納宋學於漢學之中，以訓詁求微言大義。他說：“餘不講理學，但欲讀經而求其義理。”同上書，第683頁。這是將宋學的“義理”納入漢學之中。他還指出：“故餘說鄭學則發明漢學之善，說朱學則發明宋學之善，道並行而不相悖也。”同上書，第684頁。他將朱熹視為漢學的同路人，而將陸王心學視為漢學的死敵，指出“排陸王而尊朱子者，恐陸王之學將複作也。”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下冊，北京：商務印書館，第684頁。這是要將陸王心學置於萬劫不複的境地。朱次琦納漢學於宋學之中，注重明道濟世。梁啟超說：“九江之理學，以程朱為主，而間采陸王”中國史學會主編：《戊戌變法》（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9頁。；“朱先生講陸、王學於舉世不講之日”劉夢溪主編：《中國現代學術經典·梁啟超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14頁。。這說明，朱次琦雖然崇尚程朱理學，但仍將陸王心學納入其教學範圍，並對陸王心學采取兼容的態度。而且他高度稱讚朱熹理學在塑造道德人格方麵的貢獻，指出“會同六經、權衡四書，使孔子之道大著於天下，宋末以來，殺身成仁之士，遠軼前古，皆朱子之力也”廣東省南海市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南海文史資料》（第27輯），1995年版，第9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