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論東塾學派與九江學派之異同
程潮
（廣州大學公共管理學院中山大學文化研究所）梁啟超曾指出：“鹹同之間，粵中有兩大師，其一番禺陳東塾先生，其一南海朱九江先生也。”《梁啟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274頁。陳澧和朱次琦不僅以個人的學術成就而知名，而且還各自形成了自己的學派。孫璞指出：“鹹同以還，朱九江傳其九江學派而外，則為陳澧傳東塾派。”許衍董總編：《廣東文征續編》（第2冊），香港：廣東文征編印委員會，1987年版，第527頁。盧湘父也說：“宜夫論者謂廣東近代學術，以陳東塾朱九江為兩大派。”許衍董總編：《廣東文征續編》（第1冊），香港：廣東文征編印委員會，1986年版，第433頁。這就是說，陳澧和朱次琦分別開創了東塾學派和九江學派。
一、東塾學派
陳澧（1810—1882），字蘭甫，又作蘭浦，學者稱東塾先生。道光十四年（1834）選學海堂專課肄業生。二十年（1840）補為學海堂學長，前後數十年。二十一年（1841）謁阮元於揚州。二十九年（1849）為河源縣訓導，與來粵的魏源訂交。鹹豐十年（1860）主講東莞龍溪書院。同治六年（1867）為菊坡精舍山長。著有《聲律通考》、《切韻考》、《漢儒通義》、《東塾讀書記》、《東塾集》、《東塾雜俎》等。
陳澧的經學觀念主要體現在：第一，有宗主亦有不同。陳澧用“有宗主亦有不同”來表達“鄭氏家法”的特點。他認為，“何邵公（休）墨守之學，有宗主而無不同。許叔重（慎）異義之學，有不同而無宗主。惟鄭氏家法，兼其所長無偏無弊也”黃國聲主編：《陳澧集》（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65頁。。他主張“學問貴有師承而不可有門戶”，後來陳壽昌對此解釋說：“有師承”，即“有宗主”；“不可有門戶”，即“有不同”陳澧：《陳蘭甫先生澧遺稿》，《嶺南學報》1932年第3期，第203頁。。陳澧還指出：“所謂經學者，非謂解先儒所不解也。先儒所解我知其說，先儒諸家所解不同，我知其是非。先儒諸家各有是各有非，我擇一家為主而輔以諸家，此之謂經學。”黃國聲主編：《陳澧集》（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82頁。無論“有宗主”還是“有不同”，都是以實事求是、明辨是非為目的。第二，注疏和經文相結合。他說：“讀注疏既明其說，複讀經文者，經學也。不複讀經文者，非經學也”陳澧：《陳蘭甫先生澧遺稿》，《嶺南學報》1932年第3期，第188頁。；又說：“必讀經乃謂之經學，以疏解注，以注解經，既解而讀之思之，此經學也。不以疏解注，是讀疏非讀注也，不以注解經，是讀注非讀經怨也。嗟乎！天下豈易有經學哉！”同上書，第190頁。經學的目標是解經，注疏都是解經的工具。隻重視注疏而忽視解經，則非經學。第三，考據與義理相結合。一方麵，訓詁要以義理為歸宿。隻講訓詁考據而不求義理，做人辦事，全無長進，則與不讀書者等同上書，第185頁。；另一方麵，義理又要通過訓詁來彰顯。他說：“微言大義，必從讀書考古而得。”同上書，第190頁。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讚同“訓詁明而後義理可明”陳澧：《陳蘭甫先生澧遺稿》，《嶺南學報》1932年第3期，第184頁。之說。他認為，漢儒說經，“釋訓詁、明義理，無所偏尚”黃國聲主編：《陳澧集》（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15頁。。他對宋學獨尊朱子，指出《學思錄》的大指之一就是“明朱子之為漢學”楊壽昌編：《陳蘭甫先生澧遺稿》，《嶺南學報》1931年第2期，第165，168頁。。理想的治經方法是將漢唐注疏與宋儒義理結合起來。故他說：“由漢唐注疏以明義理，而有益有用；……由宋儒義理歸於讀書，而有本有原。”楊壽昌編：《陳蘭甫先生澧遺稿》，《嶺南學報》1932年第3期，第182頁。
早在菊坡精舍成立前，特別是在任學海堂學長期間，在陳澧身邊就有一批堅定的追隨者。在這些追隨者中，既有關係密切的學友，如鄒伯奇等，又有多渠道從學於他的弟子，如虞必芳、胡錫燕、趙齊嬰、桂文燦、陶福祥、陳伯陶等。同治六年（1867），他轉入由鹽運使方浚頤創設的菊坡精舍任山長。他利用自己作為菊坡精舍掌門人的身份，按照學海堂的辦學宗旨來推行自己的理念，創建獨立的學派，培養了林國賡、蘇梯雲、廖廷相、楊裕芬、陳慶修、劉昌齡、梁鼎芬、溫仲和、範公詒、漆葆熙、王國瑞、黎永椿、馬貞榆、饒軫、陳樹鏞等一大批經學人才。
二、九江學派
朱次琦（1807—1881年），字子襄，號稚圭，南海人。道光十四年（1834年）選學海堂專課肄業生，以疾辭不赴。二十二年（1842年）在南海九江南沙陳氏賓館授徒。二十七年（1847年）會試賜“同進士出身”，簽發山西，以知縣用。鹹豐二年（1852年）任襄陵代理知縣。三年（1853年）辭官。六年（1856年）在南海縣學尊經閣授徒。八年（1858年）講學於九江禮山草堂，學者稱九江先生，尊為“後朱夫子”。
朱次琦無論在教學中，還是在著述中，都貫徹了“舍漢釋宋”或“不分漢宋”的學術宗旨。在教學上，他對他的弟子們說：“吾今為二三子告，蘄至於古之實學而已矣。學孔子之學，無漢學無宋學也，修身讀書，此其實也，二三子其誌於斯乎？”廣東省南海市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南海文史資料》（第27輯），1995年版，第92頁。他要求其弟子跳出“漢學”或“宋學”之門戶，學習“孔子之學”。在學術上，他認為朱熹之學與漢學不是對立的，“朱子又即漢學而稽之者也”同上。。他曾欲仿黃宗羲《明儒學案》輯一書，以彰明本朝的“一代儒宗”，但不欲像江藩的《師承記》那樣，分“漢學”與“宋學”，“見聞隘陋”朱次琦：《又答王菉友書》，《朱九江先生集》卷7。。對於漢學的考據之風，他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指出：“彼考據者，不宋學而漢學矣，而獵瑣文、蠹大誼，叢脞無用，漢學之長，有如是哉？”廣東省南海市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南海文史資料》（第27輯），1995年版，第92頁。他特別點名批評紀昀和阮元：“紀文達，漢學之前茅也；阮文達，漢學之後勁也。百年以來，聰明魁異之士，多錮於斯矣。烏呼！此天下所以罕人才也”同上書，第95頁。。紀昀和阮元作為朝廷高官，帶頭崇尚漢學考據之風，上行下效，造成整個社會都被考據之風所籠罩。由於以漢學課士，結果把讀書人都引向繁瑣的訓詁考據之中，使他們脫離實際，做無用的學問。故他將紀昀和阮元視為造成人才匱乏的罪魁禍首。他雖承認阮元輯刻的《皇清經解》有裨於“經”，但又指斥其對“宋學”存門戶之見。而他對《皇清經解》的批評，就是要人們重新回到顧炎武的“經學即理學”和經世致用的學風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