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也給我一種壓抑，一種悲哀。一個討飯的老人，嗚嗚地吹著一根粗竹筒，雪夜在村中徘徊。雞叫頭遍時，那揪心的嗚嗚聲停止了。第二天我去上學，看到同學們圍著一堆雪，吵嚷著。老人僵直地躺在路邊，白雪覆蓋在他那皺烈的臉上，覆蓋在光滑的竹筒上。又一個雪夜，幾聲淒厲的槍聲，死寂的山村騷動了一陣，黑蛋的哥哥被抓了壯丁……
我的許多黯淡的記憶，都是同潔白的雪聯在一起的。但雪，也給予我許多幻想。
剛念小學三年級的時候，我連著寫了幾篇日記，記的都是雪。一篇寫教室門前的積雪；
一篇寫積雪融化後變成的水潭；一篇寫小潭被陽光蒸發，地麵又成了黃土“……水潭到哪裏去了？它被太陽拉到了天上。天那麼高，我們怎能把水潭找回來泥！”級任老師在這幾篇日記後麵批了許多字，還把我叫去，稱讚這幾篇日記寫得好。老師的話傳到了祖母耳中，對孫兒們一向嚴厲的祖母，那幾天竟然對我露出了慈祥的笑容，還拿我向客人們誇耀。雪激起了我當發明家、科學家的細想，幻想著將來有一天能用雪造泉、造鹽，造抵抗日本鬼子的炸藥。……我同大人們爭論，大人們嘲笑我。我往往一人跑到寨外，向茫茫的雪原深處跑去，直到我忽然感到熟悉的景物消失了，我才從一個幻想的世界醒過來，急忙尋覓著我那已經變淺的腳印，在迷漫的雪花中，向淒清的村中走去……
我留在村外雪地上的腳印，早已沒有了。但每當看到雪，我就想起那腳印，想起那離開近四十年的村莊。
雖然，如今我走進村子，連一個人也不會認識我；雖然鄉親們根本不會想到異鄉會有一個眷戀著他們的人，但我確實常常想起他們，我總想多知道一些他們的生活景況，總希望他們的生活好起來。
這一夜，舅媽的親戚給我講了許多家鄉兩年來的近事，也許了許多留存在我記憶中的地方和故事。“嘟嘟流”還在不停地流。那所辦在廟裏的中學擴大了，成為全縣的重點中學。杜康村的杜康酒，總是供不應求……
“唉，這兩年，鄉親們的日子總算好起來啦！”他歎口氣，欣喜地說。
“去年分配咋樣？聽說麥子分到二百多，可真？”我有點緊張地問。
“咋不真！”他說，“去年咱們每人平均分了二千五百多斤紅薯，二百六十八斤小麥！”
“真的？這數字沒有虛吧？”
“虛個啥？這數字就像銅錢摔在石板上，硬碰硬地丁當響，能有虛？”
“分二百多斤小麥。去年在泰山碰到個家鄉人，他這麼說，我還不大信……”我的喉嚨咽著了，我感到眼睛熱辣辣的，淚水湧出了眼角。
我知道，這兩年隨著黨的農業政策的步步落實，全國農民的生活就像廣東音樂《步步高》一樣，一年一個樣。像廣東這樣原本比較富裕的省份人，人均分配一千兒八百元的生產隊、生產大隊有的是，就連魯西南那樣曆史上的窮地方，銀行裏千字號、萬字號的存戶，也不稀罕。比起富裕的地方，每人平均分配二百六十八斤小麥，提起來似乎叫人臉紅，可是這個數字卻使我在這個雪夜裏，止不住激情的熱淚。
雪不停息地落著。襯著街燈的光，滿天雪花像一張斜紋簾子一樣，掛在窗口。
我想起1974年春天，在隴海線上的夜車裏，我同一位海軍戰士麵對麵坐著。他來自我的家鄉。我向他問起家鄉的收成與分配。
“麥子嘛，每人隻分了六斤小麥。”他說。
“六斤？”我詫異地問。
“六斤。”小站的燈光掠過了他的臉。年輕的臉上露出苦笑，他的聲音簡直使人覺得有點冷酷，“不過，秋收分了千把斤紅薯。有紅薯啃，還死不了人。”
“隻有六斤麥子……”我沉思著喃喃說。
“就這還天天大批“唯生產力論”呢！”車輪卷著年輕同鄉憤怒的聲音滾動著，幾年來一直在我心上滾動著……
二百六十八斤小麥，不算多，但卻是六斤的許許多多倍。
有了這場春雪，今年的小麥收成一定會更好。
我睡著了，緩緩飄落的雪花慢慢把我的夢覆蓋起來。我感到雪是暖的。我像青翠的小麥苗一樣，正在做著一個美麗的夢……
第二天清早，路旁梧桐樹的枝幹上積滿了雪，遠處的青霧變成了銀色的閃光；望著好閃光，我知道春天真地來了。
1982年10月廣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