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何大嬸給老何大叔帶了一手巾兜煮雞蛋，住了一夜，走了。
以後，老何家也不常回去。不過，好耍鬧的人常取笑老何家想他的新媳婦。
我們這群孩子可看不出老何家想媳婦，隻感到他比以前更和善了，更喜歡跟人逗趣了，隻是有一次聽他在磨房踩大羅時，唱曲子走了調：
老何家我中狀元名揚天下，
又趕馬又羅麵頭落白花，
你看我當磨倌威風多大，
想奴家思奴家不能還家歐……
最後一個字拉成個哭腔，很悲切的。大人們笑他：“魔症！”
過了一年，一個深秋的早上，大雁輩鳴著撥開迷蒙的晨光，向南飛去。皂角樹的葉子落了，幾個沒有打掉的皂角，在高高的樹枝上抖顫，發出沙沙的聲響。老何家的一個本家來找他，神情慌張地把他拉到皂角樹下，說了一陣。大人們在交頭接耳，壓低聲音，各個麵色神秘而緊張。一會，老何家跟著他的本家淒淒惶惶地走了。
“老何嬸子跑了。”這個消息一公布，整個村子都震動了。有幾天，人們田頭炕前議論的就隻這一件事。
“這下可把老何家坑苦了，兩石麥子，兩年的血汗錢嗬。”
“那女人，我早看出來了，是放認鷹 的，早晚要飛，早飛早心淨。”
“你心淨，老何家心裏可不知味呢！天下怎麼有這樣歹毒的女人。”
“唉，給老何家留個蛋也好呀！”
“啥，那種女臾會下蛋？白想！”
“我說那女臾也苦。論公道，咱老何家真不配人家。”
五天之後，老何家回來了。人整個兒蔫了。
他坐在磨房旁他的小屋裏，木然地望著一個包袱，不吃喝。
大人們不停地走過來勸他：
“何大哥，想開點，這種女人不是過日子的，早走早了。”
“他何叔，你可不敢把這事老擱在心裏嗬，身子要緊。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女人嘛，就那麼回事，再找要找個有根有底的，會燒灶暖炕就行啦。”
“老何，這女人是個拐錢的，不去想她！”
老何家怔怔地瞧瞧他帶回來的印花布包袱，慢聲說：“我看她不像那種人，家裏的東西一點沒少，她過門作的幾件衣服，都在這裏。”
村上幾個見多識廣的老太婆來了，後麵還跟著一個娃子。這娃子扛了一個用麥秸紮的同真人一般大小的草人。
“他何哥，你別愁，咱們想法子地女人召回來。”一位老太說。
“有沒有穿過的衣服？”另一位老太把一個粗瓷碗放到小桌上，碗裏盛滿清水，水中有三支明晃晃的納鞋大針。“有她的衣服？那好。你把衣服穿在麥秸人身上，這就是她了。每天日頭沒出來，你不用清水把針洗一洗，往她心口上紮。你這邊紮，她那邊痛，七七四十九天，好非回來不可。”
“這法子可靈驗了。”年歲最大一位老太開腔了，“五十我年前，我剛新媳婦那陣子，俺娘家村子裏也出了這種女人，後來就是用這辦法把她紮回來的。多少年後，她心口那一片還滿是針眼呢。”
三個見多識廣、慈悲為懷的老太婆親自動手解開包袱，拿出衣裳給麥秸人兒穿上，又囑咐一番，才舒口氣離去。
第二天一早，我們幾個孩子好奇地走進老何大叔的小屋，老何大叔木呆呆地坐著，三根大針仍在清水碗裏。
“沒有紮？”我看看那個穿套月白色的女人衣褲的麥秸人兒，怯怯地問。
“沒紮。”老何大叔撫摸著那個印花布包袱。
“你一紮，何大嬸真會疼的嗎？”我又問。
“會的。”老何大叔凝望著小窗口的一片白雲，眼圈紅了。
第三天，我同幾個小夥伴又到老何大叔的屋裏察看，麥秸人兒已被他拆了，那套月白布衣裳疊得板板正正地放在床頭。
老何大叔像一株枯子根的高梁稈，蔫得再也返不過來了。
沒出一個月，老何大叔默默地死了。
南山坡多了一堆黃土。有一天我同幾個孩子弄開小屋的銅鎖，拿出那套月白衣服，暗暗埋在那堆黃土的旁邊。
村裏人說老何家這一輩子活得不值，我不懂得其中的道理，可是每想起來，心裏總是哀哀的。
1985年8月14日 廣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