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魏、晉、南北朝時期羅浮道教的興盛
第二章
魏、晉、南北朝時期羅浮道教的興盛魏晉之際，諸侯混戰，社會動蕩，民不聊生。民間宗教的活動泛濫。除中原八州的太平道，巴蜀漢中的五鬥米道外，緣自民間巫祝活動的民間道教相繼出現。如西晉武帝時巴蜀地區的天師道教；江南地區的太平道支派於君道、帛家道和五鬥米道支派李家道、清水道、杜子赤道團等。這些民間道教團體組織鬆散，迷信色彩太濃，葛洪在《抱樸子·道意篇》中一針見血地指出：“諸妖道百餘種，皆煞生血食。”除了這些形形色色的民間道教之外，眾多的道家術士繼承秦漢以來的黃老神仙方家的傳統學說，以造灶設鼎、服餌仙丹的方法，追求長生不死，形成了“神仙道教”，又稱“丹鼎派”。
第一節奠定羅浮道教地位的葛洪
葛洪是魏晉道教丹鼎派的最傑出代表和集大成者，是丹鼎道派最傑出的理論家和實踐家。
葛洪，字稚川，自號抱樸子。公元283年生於今江蘇省句容縣，公元363年(一說343年)卒於廣東博羅縣羅浮山。他出生在官宦名門世家，自小飽讀詩書。其重祖葛玄，字孝先，丹陽句容人（祖籍山東琅琊）。這是道教天師道發源和流傳甚廣的地區。葛玄久慕長生不死之道，因此遁跡靈嶽，當時，有司想薦他為官，他堅辭不受，說：“疏食被褐，枕石漱流，吾所願也，豈能以此易彼哉！”乃入天台（山）、赤城（山），上羅浮，“遇蘇元朗，（一雲左慈）授以金丹之旨。於羅浮飛雲頂煉丹得仙道（見陳璉《羅浮誌》卷四·葛仙翁）。譚嗣先的《太極葛仙翁》記道：“（葛玄）精思念道，服食丹，能絕穀，連年不饑……恒周旋括蒼、南嶽、羅浮，弟子有五百餘人。”（見《道藏》第6冊），足見他在羅浮山活動的頻繁和影響之大。後人尊其為道教四大天師之一的葛天師，稱其為“葛仙公”，又稱“太極左仙公”。葛洪《抱撲子·金丹》記道：“昔左元放（即左慈）於天柱山中精恩，而神人授之《金丹仙經》……元放以授餘從祖（即葛玄），從祖以授鄭君（指鄭隱）。”則左慈亦是葛玄之師了，而葛玄之徒就是鄭隱。
葛洪拜葛玄之徒鄭隱為師，得授《太清丹經》、《九鼎丹經》、《金液丹經》和《枕中五行記》等道家經典。從此，葛洪就在浩如煙海的典籍之中，專注黃白之術，熱衷於收集丹經仙方，為追求長生不死的金丹大法付出了終生的理論探索和親自踐行的努力。
太安中（公元302-303年），石冰作亂。吳興太守檄洪為都尉，討破之。（洪）遷伏波將軍。葛洪後應故人廣州刺史稽含之邀，於光熙元年（公元306年）赴廣州，準備就任參軍之職。不料稽含遇害，葛洪無奈羈留在嶺南多年，四外遍訪名山，尋覓丹砂，構築丹灶，修道煉丹。其足跡散見於各地方誌書之中。《輿地記勝》記道：“葛洪於南雄玲瓏岩煉丹。”《南雄府誌》也記道：“始興南去十裏許，有世傳葛洪煉丹之所，至今丹灶杆岩內仍存。”而英德名勝南山潛靈洞有鐫自北宋崇寧二年（公元1103年）十一月初的“葛稚川丹灶”摩崖石刻。南山側有丹灶亭，“晉葛洪煉丹之所也，丹未成，為人所觸，乃棄去。”“今驟雨有物自泥土中流出，如細岩，色如丹砂。”（見《輿地紀勝》卷九五）。而肇慶府有葛仙園，在州東百三十裏社山絕頂，相傳為葛洪煉丹之所（見《廣東通誌初稿》卷五·古跡）。《廣西通誌》也有：“肇慶懷集有道士岩，又名六龍洞。為葛稚川采丹砂處。”
00廣西勾漏山脈周圍的北流、容縣、貴縣等地的葛洪遺跡很多。在勾漏山寶圭洞，“故老相傳雲葛仙翁嚐於此山修煉，丹灶石盒在焉”。而貴縣南山七星岩，乃“葛仙翁煉丹處”，“故老相傳葛仙翁煉丹於南山石室，有丹井、丹灶及禮星壇猶存。”
為尋覓煉丹所用的丹砂，葛洪二十四歲時，在光熙元年（公元306年）南下廣州，逗留在嶺南，其足跡走遍南粵大地，甚至遠赴扶南（即越南南部及柬埔寨地區）。東晉鹹和丁亥年（公元327年），他第一次上羅浮山建茅庵，采仙藥。
鹹和庚寅年（公元330年），“晉王念先朝之滯賞，洪隨例就彼；詔書賜關中侯。食句容之邑二百戶”（《抱樸子外篇·自敘》）。但葛洪心係丹鼎道業，無心仕途。他“聞交趾出丹砂，求為勾漏令。帝以洪（資曆）高不許。洪曰：‘非欲為榮，以有丹耳。’帝從之。洪遂將子侄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煉丹。”（《晉書·葛洪傳》）葛洪拋棄關中侯爵位，“登羅浮創都虛、孤青、白鶴、酥醪東西南北四庵，為往來偃息之地，采靈芝神藥以養異丹。”（霍《衝虛觀記》）。
葛洪於鹹和癸巳年（公元333年）與妻鮑潛光帶領子侄徒兒第二次上羅浮。在鄧嶽的資助下，他先後在羅浮四麓建了東、南、西、北四庵，在羅浮定居十餘年。誌書稱其“在山積年，悠閑養生，著述不輟”。葛洪在羅浮山上所建的四庵，奠定了羅浮道教的基本格局。
羅浮道教宮觀集群延續至今，其源頭就是葛洪之四庵。稱葛洪為羅浮道教乃至嶺南道教的實際創始人，是當之無愧的。魏晉道教丹鼎派在羅浮衍生不息，一直延綿了一千多年。葛洪是羅浮道教的靈魂和精神支柱。後人在羅浮山衝虛觀建葛仙祠以祀，千年香火不斷。
建武元年（公元317年），時年三十五歲的葛洪寫成了《抱樸子》這部鴻篇巨著。他在《抱樸子·自序》中，坦述了編著此書的目的：“餘少欲學道，誌遊遐外。昔以少逸，因旅南行。初為觀交嶺而已。有緣之便，遂到扶南。考覽奇書，既不少矣！率多隱語，難可卒解。自非至精，不能尋究；自非篤勤，不能悉見也。道士淵博洽聞者寡，而意斷妄說者眾。至於時有好事，欲有所修為，倉卒不知所從。而意之所疑，又無可谘問。今為此書，粗舉長生之理，其至妙者，不能宣之於翰墨。”葛洪憑《抱樸子》一書，奠定了他在中國道教史上最傑出理論家的地位。
《抱樸子》一書，據明人陳璉《羅浮山誌》載：“葛洪所著曰內篇、外篇，凡一百一十六篇。自號抱樸子，因以名書。”此書現存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
葛洪終生“著述不輟”。除《抱樸子》外，他在醫藥、文學甚至軍事方麵，都有不少述著。在醫藥養生方麵，有《金匱藥方》一百卷、《玉函煎方》五卷、《太清神仙服食經》五卷、《服食方》四卷和《肘後要急方》三卷。他在《肘後要急方》的序中說：“省仲景、元年、劉戴秘要、金匱、綠秩、黃素方，近將千卷。患其混雜繁重，有求難得，故周流華夏九州之中，收拾奇異，捃拾遺逸，選而集之。便種類殊，分緩急易簡，凡為百卷。名曰《玉函》……餘今采其要約，以為《肘後救卒》（即《肘後要急方》）三卷。率為易得之藥。其不獲已須買之者，亦皆賤價草石，所在皆有。兼之以炙。炙但言其分寸，不名孔穴。凡人覽之，可了其用。”在文學方麵，有《神仙傳》十卷、《西京雜記》和《漢武內傳》。對這些小說，魯迅先生曾給予高度評價。他在《中國小說史略》一書中說：“若論文學，則此在古小說中，故亦意緒秀異，文筆可觀者也。”
據《羅浮山誌》載：“葛洪仙去，遺衣化蝶。”明代惠州三大尚書之一的楊起元就曾賦詩讚道：“名山深處蝶紛飛，粉翅香須繞翠微。葉底蘧蘧莊叟夢，風前點點葛仙衣。偏乘靈氣穿岩徑，不逐遊人出洞扉。盡日更無塵俗戀，琪花瑤竹自相依。”
葛洪在羅浮的遺跡，至今仍有丹灶、長生井、洗藥池、衣冠塚等。這些遺跡，一直成為後人景仰、膜拜和吟詠的勝地。明代的張錦就有一篇《丹灶銘》為時人傳誦。銘曰：“堅如石，赤如日。灶雖存，火已息。民鮮知，爭餌食。豈泥丸，生羽翼。各自有，不愛惜。至哉仙翁，萬古無極。”宋代博羅知縣鄭階更賦詩讚道：“靈跡曾傳葛稚川，至今丹灶尚依然。誰雲碧海三山島，別是朱明一洞天。龍出玉京成往事，鶴歸華表是何年。塵埃多歎空回首，到得仙山自有緣。”唐人任藩也有《葛仙井》一詩以詠之：“古井碧沉沉，分明見百尋。味甘傳邑內，脈冷應山心。圓入月輪靜，直涵峰影深。自從仙去後，汲引到如今。”宋代大詩人蘇東坡更是久仰葛洪仙名，神交已久。他在詩中直言：“東坡之師抱樸老，真契久已交前生。”被貶惠州時，南下之舟剛至清遠峽，他便大疾呼道：“恰從神武來弘景，便向羅浮覓稚川。”元代大畫家王蒙更揮筆描繪了一幅《葛稚川移居圖》，再現了葛洪攜妻率子，行進在羅浮翠穀靈岩、蒼鬆秀竹之間的動人情景，充滿了返璞歸真的靈氣。宋人唐庚更有《葛稚川讚》曰：“江左日漏，無複德輝。翔而不集，翩然南飛。鄧嶽細貌，處仲餘黨。豈有識知，亦複瞻仰。吾緣內丹，遂居羅浮。豈以嶽故，而議去留。內就者大，寧恤其小。吾與嶽遊，如狎鷗鳥。”清人丘逢甲的《洗藥池》詩即詠道：“仙人洗藥池，時聞藥香發。洗藥仙人去不返，古池冷浸梅花月。”清人江逢辰的《葛仙衣冠塚》一詩，更融入葛洪遺衣化蝶的神奇傳說。詩曰：“何代葬神仙，朱明洞裏邊。遺衣化蝴蝶，五色似霞鮮。”在衝虛觀葛仙祠的廊柱上，一副清代石刻聯更言簡意賅地表達了人們對葛仙的無限敬仰。聯曰：“鄒魯亦海濱，庵結南北東西，尚想衣冠晉代；神仙兼吏治，學紹人天師種，鹹歸造化爐中。”衝虛觀內的葛仙祠有一副清代木刻楹聯，聯曰：“神仙忠孝有完人，抱樸存真，功侔雨地參天，不盡飛裾成蝶化；道術儒修無二致，丸泥濟世，澤衍藥池丹灶，可徒遺履認鳧蹤。”聯中所詠，正是葛洪“遺衣化蝶”和鮑靚“履化雙燕”的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