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律的這些話聽起來還算順耳，中國官員就好這一口兒，兩廣總督氣兒一順，在向皇上打報告下筆時的口氣也順了。可怎麼地也要向皇上說明這個夷目的“監督”頭銜吧，白豆腐也能說出血來呢，鄧廷楨在奏折中解釋，雖然不叫“大班”叫“監督”，但也是船務總管，他領有英國的公書文憑，專管商船事務，和原先大班的職責沒有什麼兩樣。
這樣的報告上了朝廷，道光果然沒有什麼反對意見，皇上的批複意見到了廣州，粵海關監督通過行商通知義律：“嗣後凡至省［廣州］照料事務，必須恪遵施諸大班之現行章程；應負責謹慎辦事，不得越分妄為；住澳住省［廣州］，一切循照舊章，不準逾期逗留。”［40］
義律仰頭大笑，手拿中國官府的紅牌，挺胸凸肚地進入廣州城，入住十三行。
義律沒有理由不為自己的機智得意，通過退一小步而進了一大步——巧妙地讓中國官方第一次承認了一個英國政府駐華官員的身份。他按捺著狂喜告訴巴麥尊：“在我們對華交往的曆史上，第一次相當正式地承認這個原則：即外國君主的一位官員（他的職責純粹是公務）駐在這個帝國的一座城市內。”［41］
義律得意得太早了。
他不斷地收到巴麥尊的訓令，要他在廣州拿出英國政府官員的身份來行事，不許凡事通過十三行行商而應該直接與兩廣總督打交道，不許用稟帖的形式而應該用平行的公文。義律遵照英國政府的意見，一次一次地努力試探，可無一不碰壁。
更讓他沮喪的是，中國官方隻讓他在廣州逗留三個星期，之後便命令他回澳門待著。在十三行坐著的板凳還沒焐熱，義律便無可奈何地降下他當初興高采烈升上去的英國旗，灰頭土臉地回到了澳門。
1839年（道光十九年）3月10日，離十三行不遠的天字碼頭一片喧鬧，皇帝新點的欽差大臣林則徐來了，一到廣州就刮起查禁鴉片煙的旋風。“風暴已改變方向，即將以最驚人的方式降臨到廣州的全體外國人士頭上。”［42］義律說。
林則徐身後站著皇上，這年4月號的《澳門月報》上說，“在他的任務範圍以內，他是皇帝的代理人”。［43］廣州口岸的所有外國人，無一不在密切地關注著這個欽差的一舉一動。
來廣州之前，林則徐曾就禁煙措施向道光提出了六條具體的建議，條條都針對著國內的鴉片販子和吸食者，他還不知道鴉片貿易摻和著英國政府的巨大殖民利益。到了廣州，突然從斜刺裏殺出了一彪人馬，橫在中國禁煙大軍麵前擺開了陣勢，林則徐定睛一看，竟然都是高鼻深目的西方人。他萬萬沒有想到，一項單純的中國內政事務一下演變成複雜的國際事件，演變成一部災難大片。
3月18日，林則徐發出最後通牒，三天之內交出全部鴉片。
三天期限轉眼就到了，3月21日一早，40個英國煙販召開緊急會議商量對策。他們壓根兒就沒打算交出鴉片，於是商量出一個又圓又滑的“理由”，說他們隻是受人之托的中間人，這些價值數百萬美元的鴉片不是他們的，那些委托人呢，遠在印度哪。
其中一個英國煙販還故意作出一臉委屈的表情：“我們總不能上交不屬於自己的東西吧！”
還有那個叫羅塞爾的，他的船這時就在廣州，船上明明裝有1400箱鴉片，他竟無賴地大聲宣稱，他本人一錢鴉片也沒有，“讓中國皇上追到天邊的［印度］孟買和加爾各答去吧！”
哈哈哈！煙販們一陣陣獰笑。
林則徐怒不可遏，聲言要采取強硬措施，並點名傳訊頭號煙販顛地。
3月24日，一條插著英國旗的小劃艇從澳門溯江而上，停在了十三行。英國政府官員——駐華商務總監督義律趕來了。
英國人軍陣鸞鈴響起，門旗開處簇擁出了手握令旗的義律，隻見他拍馬衝到兩軍陣前，林則徐率領的中國禁煙大軍對麵，現出了敵軍的主帥。
傍晚時分一上岸，義律就在十三行商館前升起英國國旗，在禁煙的風暴眼中升起英國國旗，義律是一種什麼心情？“我深知，一見到我們光榮的旗幟在那裏飄揚，就會產生一種受支持的感受，但隻有處於像我們這種鬱悶窘境中的人才能感受到。”［44］
鴉片之禍對中國毒之廣害之深，義律很清楚；客觀地說，義律本人也反對販賣鴉片。但中國人的苦痛與他無關，他隻關心大英帝國的利益，他也隻要大英帝國的利益。
國旗升起後義律幹的第一件事是什麼？“我采取的第一個步驟，是和我的同胞一起前往顛地先生的住宅；我用手臂摟住他，把他帶至這個大廳，由於上帝的仁慈，他仍繼續留在大廳內。”［45］這個大廳就是國旗下麵義律的辦公室。他以此舉向林則徐示威：他要和顛地一刻也不分離。
林則徐心似鐵，義律鐵了心。義律一上岸，林則徐馬上采取果斷措施，中國官兵層層包圍了十三行廣場，廣場岸邊的江麵上，中國船艇一條挨一條地排成了三道封鎖線，船艇上滿載著全副武裝的士兵。廣場上沒有了一個中國人，周圍的屋頂上也站滿了士兵，整個廣場又是鳴鑼又是吹號，氣氛十分緊張。
晚上9點，林則徐下令撤走十三行外國商館裏的所有中國買辦和仆役。這時，就連商館裏也沒了一個中國人。所有人員、食品和用水一律不許進出十三行。十三行成了一觸即炸的火藥桶。
多少年來見慣了中國官員對鴉片明禁暗縱的西方人，這回被林則徐的氣魄和意誌震懾住了。先前還向巴麥尊誇口的義律這才明白碰上了真對手。
他先向林則徐使點兒小手段。3月25日，他向鄧廷楨提出請求，希望給在廣州的英國人和英國船發出離境護照，軟話中還夾著硬氣：如果不發護照，他就“不得不被迫認定本國的人員和船隻已被強行扣留，就要作相應的行動”。［46］
林則徐聽出了義律話中的刀槍聲，但仍斬釘截鐵地表示，不繳煙，一切免談，繳了煙，不用你說也會發護照。而且，繳煙，嘉獎；抗拒，嚴懲。
3月27日，義律不得不向林則徐低頭。他向英國煙販們發出通告，以女王的名義要求英商繳出全部鴉片。義律向林則徐開出的清單，列有鴉片20,283箱，全部價值63,266英鎊。
陰險的義律，在此時就有意提升雙方對抗的性質，存了心思地把林則徐禁煙之舉與大英帝國的名譽和利益糾纏在一起，為下一步行動埋下伏筆。
5月24日，義律和留在廣州的英國商人一起離開十三行前往澳門。在廣州至澳門的途中，中國官員對英國人表示出足夠的友好，真誠地踐行了林則徐先前向英國人承諾的：隻要交出鴉片，中英貿易一切照常。
林則徐的誠意，中國人的誠意，英國人不領情；英國人要的不是誠意，要的是一個大中國市場，鴉片暢通無阻所有英國商品暢通無阻的大市場。
馬克思在評論鴉片戰爭時說得好：“在這場決鬥中，陳腐世界的代表是激於道義，而最現代的社會的代表卻是為了獲得賤買貴賣的特權——這真是任何詩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種奇異的對聯式悲歌。”［47］
義律把牙齒咬得格格響：好一個林則徐，你就等著吧！
後來的鴉片戰爭，屢戰屢敗的中國人也把牙齒咬得格格響：好一個義律，我們拿出五萬兩白銀，要的就是你的腦袋！
6. 南京的箭，廣州的靶
《南京條約》，中國人心中一道永遠灼痛的傷痕。
審視全文，名為“南京”的條約沒有一處提到南京，也沒有一處直接關係南京，卻是條條款款針對廣州，針對搖搖欲墜的十三行。
《南京條約》隻是一支箭，射的是廣州這個靶。箭是英國的箭，靶是中國的靶。
以打破廣州體製為直接目的的中英條約卻在南京簽訂，這個結局恐怕當時的中國人誰也沒料到。這是掌握了戰爭主動權的英國人有意造成的。
“英國可不會卷入一場沒有勝算的戰爭。”穩操勝券的英國人說，“隻需暫時攻下兩三個海港就足以讓中國政府領教亞當·斯密和我們其他經濟學家的最微妙的理論。”［48］
1836年（道光十六年）2月出版的《中國叢報》中，西方人公然地說：“把和外人互市的場所限定於一個這麼狹窄的地方，並使它受著這麼多的約束，如在廣州那樣，是一件憾事。”“我們不須大動海軍，也不須多費錢財；需要的不過是幾隻中等的和小型的軍艦，由一個誌堅心決的人率領著，並帶著一份擬就的、要清廷簽字的條約稿本，直接到北京去，通知清廷他不但負有全權去簽訂條約，而且非等他的使命完成時，決不離開北京。”［49］
英國人仗著堅船利炮首先打廣州，但賊眼溜溜的英國人卻遇上了最早睜眼看世界的一批中國人，以落後的武器裝備並以早已成城的眾誌粉碎了英國人的陰謀加陽謀。
原以為必勝的英國人在廣州敗了；敗了不要緊，中國其他地方的人還沒睜眼。果然，沒睜眼的中國人要麼英勇抵抗壯烈犧牲，要麼卷旗逃命，都脫不了一個“敗”字。
中國不是有個典故叫“胸有成竹”嗎，從洪任輝到馬戛爾尼，到馬禮遜、斯當東、阿美士德、胡夏米、義律……中國的“竹”早被看進英國人“胸”中去了。
鴉片戰爭一路打來，英國人凱歌高奏，可中國皇帝推三宕四地就是不肯俯就，胸有成竹的英國人輕而易舉地覷準了阿喀琉斯那致命的腳後跟，搭上箭，拽滿弓，颼地放出一支冷箭——掐住鎮江，截斷長江漕運的水路，那支冷箭不偏不倚正中腳後跟。
英國人的眼睛，毒啊！
英國人的冷箭，毒啊！
道光蔫了，談判的欽差大臣蔫了。
英國人再次從容地拉開滿月之弓，那支“南京”之箭搭上了弦，瞄準了廣州體製那紅紅的靶心：“當英國散商來到廣州的時候，他們發覺自己不得不服從於現有商業方麵、賦稅方麵以及準政治方麵的中國製度。”“這種製度是如此深刻地規定了‘舊’貿易，並且如此明顯地成為南京條約所企圖改變的東西”。［50］颼地又是一箭，英國人齊喝一聲“著”！
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那份早經英國鴉片商人和紡織工業主反複研究的中英條約稿本，那份由皇家海軍軍艦帶來的中英條約稿本，在停泊長江邊的“康華麗號”軍艦的談判桌上徐徐鋪開，大清國的欽差大臣，提起那支千斤重的毛筆，代表號稱威震四海的皇帝，簽字了。
如願以償的西方人誌得意滿：這條約是舊廣州的“喪鍾、裹屍布、掘墓鋤和墳墓”。［51］
《南京條約》議定，“自今以後，大皇帝恩準英國人民帶同所屬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五處港口，貿易通商無礙”。［52］
——一口通商打破了，這是85年前英國人洪任輝向乾隆挑戰時下的戰表，85年河東85年河西啊。從“恩準英國人民帶同家眷”這句話，我們還可以聯想到太多的故事：盼師夫人進廣州的風波，英國人到澳門壓冬，兩廣總督多次封艙……
《南京條約》議定，“凡有英商等赴各該口貿易者，勿論與何商交易，均聽其便”。
——由這一句讀出了英倫島上轟鳴的蒸汽機轉動聲，亞當·斯密鏗鏘的話語聲。十三行行商的壟斷被打破了。
《南京條約》議定，“大英國君主派設領事、管事等官住該五處城邑，專理商賈事宜”。
——英國將在開放通商的五個城市設立領事館，派駐的是英國政府的“官”。這讓人讀出了馬戛爾尼在熱河向乾隆的請求，讀出了首任駐華商務總監督律勞卑臨死前的仇怨。
《南京條約》議定，今後所有駐華英國官員“與大清大臣無論京內、京外者，有文書來往，用照會字樣”，“兩國屬員往來，必當平行照會。”
——這一款，讀出了多年來英國人被迫在中國官員麵前下跪，遞上稟帖時心中的不甘，讀出了對“夷”、“紅毛”等稱呼的恚恨。
《南京條約》議定，“大皇帝準將香港一島給予大英國君主暨嗣後世襲主位者常遠據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
——這一款，讀出了東印度公司早年對香港的垂涎三尺，讀出了義律霸占香港的叫囂。
《南京條約》議定，中國的戰爭賠款“四年共交銀二千一百萬元”。其中因“道光十九年二月間經將大英國領事官及民人等強留粵省，嚇以死罪，索出鴉片以為贖命，今大皇帝準以洋銀六百萬元償補原價”。
——廣州人為中國銷毀了害人的鴉片煙，廣州人為大清抵抗了入侵的強盜，反倒對大清有罪有過了，600萬元賠款一下子膨脹至2100萬元，而且70%由廣東人承擔。“這是中國半年的財政稅收”，連美國學者也驚呼，“這完全是一次［中國］外交上的慘敗。”［53］
提起那一紙把中國拋下苦難深淵的《南京條約》，後世的霍英東先生屈原式地怒向天問：“堂堂大清帝國，為什麼會給英國侵略者指著鼻子數落得無地自容！？”［54］
廣州製度之靶，稀裏嘩啦地倒了。
英國學者格林堡說：“南京條約改變了中華天朝和西方‘夷人’之間的關係”。［55］它不僅是中外關係上的一個大轉折，更是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直到1949年，這種不平等條約竟多達一千多個，割地一百多萬平方公裏，總計賠款達19億5千3百萬銀元。
“一部中國近代史，就是中國人在這一千多個不平等條約下受侵略、欺侮、淩辱、踐踏、宰割、歧視、挨打和蒙受奇恥大辱的曆史。這就是中國衰弱時，列強給我們的東西。百年來，以中國之大，曆史之悠久，文化之深厚，竟被擠到世界舞台的邊緣，受盡大小各國的欺侮，簡直是焦頭爛額。人類古今之恥，實以此為最。”［56］——霍英東先生椎心泣血。
相反地，英國人是吃飯也香做夢也甜。
聽說簽下了《南京條約》，巴麥尊在他的一封信裏說：“無疑，這一勢將成為人類文明進步上劃時代的大事情，必會給英國商界帶來最重大的利益。”［57］
《倫敦新聞畫報》更是狂熱地宣告：南京條約“確定了千百萬的賠款和源源不斷的新鮮的茶葉供應，刺激了我們的貿易，永久割讓給我們一座島嶼。總之，它讓戰爭到達頂點，讓我們獲得的比想要的還多，讓榮耀和利益不可阻擋地到來”。［58］
專製的那個“主義”窮途末路，資本的那個“主義”恃強淩弱，兩頭一夾攻，十三行隻有走背運了。
鴉片戰爭一打響，西方人便意外地發現，在十三行海皮上，幾百年來跟他們最熟絡的廣州人變了臉。
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2月27日，英軍攻破虎門，溯江而上直逼廣州，人們紛紛逃離出城。一位落在後麵的美國商人詹姆斯·萊恩寫道，這座城市“從來沒有這麼蕭條”。那些沒有逃走的人，臉上寫滿了仇恨，他們“對我們每個人怒目而視，那種眼光裏充滿了深深的憎恨，我從來沒有見到過”。［59］
美籍華人學者徐中約的記載是：“在贖城費全部付清後，英軍於1841年5月31日開始撤退；此時，由當地士紳組織的一萬名憤怒的廣州人在三元裏發動了一場突擊，令撤退中的英國人大吃一驚，但未對他們造成多大損傷。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將此事件看作是中國民族主義的第一次表現。”［60］
第二次鴉片戰爭，為了發泄對中國人的仇恨，1857年（鹹豐七年）12月28日清晨，英法戰艦對著廣州城狂轟濫炸，其中還夾有燃燒彈，原來的英國東印度公司商館也被英國炮彈擊中，24小時內死於炮火的廣州人有200個，廣州陷入一片火海。十三行廣場風狂火盛，紅焰騰騰，黑煙滾滾，外國商館中國商行全淹沒在炎炎烈烈的火海之中。火熄焰滅後，海皮上牆坍壁倒，一片焦黑。
長期生活和工作在廣州的美國人亨特，剛好是在這個時候最後離開十三行，他有一段文字，讀來讓我們廣州人直想掉眼淚——
“當我最後一次看到這個地點時，離我最初開始在這裏居住已近35年，這個地方簡直無法辨認了。這裏完全變成廢墟，甚至找不到兩塊迭在一起的石頭！”［61］
在懸崖邊上的十三行，被曆史的巨掌猛力一推，終於墜落無底深淵。
悲哉！廣州十三行！
嗚呼！大清帝國！
注釋
［1］［5］［6］［英］格林堡：《鴉片戰爭前中英通商史》，第49、161、179頁。
［2］［3］［4］［美］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四卷第179、180、181頁。
［7］唐文雅主編：《廣州十三行滄桑》，第274頁。
［8］章文欽：《廣東十三行與早期中西關係》，第355頁。
［9］［英］馬戛爾尼：《1793?乾隆英使覲見記》，第131頁。
［10］［14］［清］梁廷枏：《粵海關誌》，第523、567頁。
［11］［16］［20］［英］格林堡：《鴉片戰爭前中英通商史》，第161、163、196頁。
［12］梁嘉彬：《廣東十三行考》，第137頁。
［13］鄒牧侖：《乾坤再造——中國近代的現代化進程》，第28頁。
［15］［美］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四卷第256頁。
［17］《英國檔案有關鴉片戰爭資料選譯》，第59頁。
［18］蕭致治、楊衛東：《西風拂夕陽》，第459頁。
［19］［美］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一卷，第748頁。
［21］餘秋雨：《文化苦旅》，第145頁。
［22］王鐵崖編：《中外舊約章彙編》第一冊，第31頁。
［23］［法］白吉爾：《上海史：走向現代化之路》，第11頁。
［24］廣州地方誌編纂委員會辦公室、廣州海關誌編纂委員會編譯：《近代廣州口岸經濟社會概況》，第901頁。
［25］吳建雍：《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對外關係卷》，第68頁。
［26］［27］章文欽：《廣東十三行與早期中西關係》，第103、129頁。
［28］［美］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四卷第257頁。
［29］［清］梁廷枏：《粵海關誌》，第524頁。
［30］［美］特拉維斯·黑尼斯三世、弗蘭克·薩奈羅：《鴉片戰爭》，第27頁。
［31］［32］［34］［美］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一卷，第145、139、147頁。
［33］廣東省文史研究館：《鴉片戰爭與林則徐史料選譯》，第280頁。
［35］蕭致治、楊衛東：《西風拂夕陽》，第354頁。
［36］［美］亨特：《廣州“番鬼”錄》，第98頁。
［37］［美］特拉維斯·黑尼斯三世、弗蘭克·薩奈羅：《鴉片戰爭》，第142頁。
［38］梁嘉彬：《廣東十三行考》，第201頁。
［39］［40］［43］［46］［美］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一卷，第178、178、244、252頁。
［41］俞明主編：《〈南京條約〉與香港百年》，第15頁。
［42］［45］《英國檔案有關鴉片戰爭資料選譯》，第362、364頁。
［44］廣東省文史研究館：《鴉片戰爭與林則徐史料選譯》，第359頁。
［47］［德］卡爾·馬克思、弗裏德裏希·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716頁。
［48］［法］老尼克：《一個番鬼在大清國》，第51頁。
［49］唐文雅主編：《廣州十三行滄桑》，第95頁。
［50］［55］［57］［英］格林堡：《鴉片戰爭前中英通商史》，第38頁、序言第5頁、第195頁。
［51］［61］［美］亨特：《廣州“番鬼”錄》，第113、19頁。
［52］王鐵崖編：《中外舊約章彙編》第一冊，第31、32頁。
［53］［58］［59］［美］特拉維斯·黑尼斯三世、弗蘭克·薩奈羅：《鴉片戰爭》，第172、175、139頁。
［54］［56］《新華文摘》1996年第11期第12頁。
［60］［美］徐中約：《1600—2000中國的奮鬥》，第149頁。
水彩畫 約1838年
（上）廣州“麗章號”錫器店
（下）廣州“廣發號”瓷器店
稱茶 約19世紀的西方水彩畫
同文街上的帽店及其他中國店鋪 水彩畫 約1830年
製茶·炒茶 中國水彩畫 約1800年
中間戴紅帽者，應該是個商人。
絲商 水彩畫 1870-1890年 吳俊 繪
內地的絲行商人正在忙碌地進出貨物。
鳳樓遠眺圖 道光年間 曹史亭臨摹前人所作寶帶門外16鋪的寫
生畫
道光年間上海的繁榮景象。
1860年代的上海外灘 西方繪畫
上海的江海北關（照片）
英國首任駐華商務總監督 律勞卑爵士
版畫
油畫
律勞卑戰爭：強行闖關的兩艘英國軍艦炮轟虎門炮台。
義律畫像 版畫
鄧廷楨畫像 清代中國畫
廣州閱兵圖 中國油畫 18世紀晚期
欽差大臣在廣州越秀山下閱兵的壯觀場麵，山上有城牆，還有廣州標誌性建築鎮海樓（五層樓）。
《南京條約》雙方代表舊影
中國和英國代表在英國軍艦上簽約。
版畫
廣東人奮力反擊西方侵略者。
油畫 善官 繪
1857年，十三行第二次大火；珠江江麵上有中國帆船和西方輪船，右前側是築於江心海珠石上的海珠炮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