噢，上帝！胡夏米雙手捫胸，極力抑製心髒的呯呯跳動：這塊風水寶地，英國人豈可錯過！
“阿美士德號”返回廣東後，胡夏米——這時又應該叫林賽了——向東印度公司打了一份詳盡的《“阿美士德號”貨船來華航行報告書》。第二年，林賽就在英國迫不及待地將這份報告正式出版了，第一次向西方世界展示了上海港誘人的風采。林賽說，上海事實上已成為長江的海口和東亞主要的商業中心，它的國內貿易遠在廣州之上。
那時如果有人告訴他，上海又叫“小廣州”，他一定連聲叫NO，NO！
鴉片戰爭中國戰敗，中英《南京條約》議定開放五口通商，條約是這樣寫的：“自今以後，大皇帝恩準英國人民帶同所屬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五處港口，貿易通商無礙。”［22］
這五個港口的排名，頭一個的廣州是省會城市，又是中國港口的大哥大；接著的福州廈門寧波，都是著名的大城市和港口；隻有那個小不點兒的縣城“小廣州”，怯生生地跟在幾個兄長的後麵。正如法國人白吉爾說的，“乍一看，上海是五個開放口岸中最微小最不起眼的地方。”［23］
英國人執意開放上海，顯然有林賽考察的影響，但起決定作用的還是查頓。
十三行上最大的或者說是中國最大的外國洋行怡和行的老板，大鴉片煙販查頓，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回倫敦成了國會議員。長期違禁與中國內地商人交往，這個對“北方”門兒清的老手，知道了上海的價值，預測到上海的未來，他極力提醒英國人不能忽視上海。
《南京條約》簽訂前後的那些年月裏，大廣州和小廣州千絲萬縷地牽連著。
條約一訂，英國人再也不像胡夏米那樣偷偷摸摸，而是堂而皇之地在上海登陸了，時間是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11月8日，領頭的是英國首任駐上海領事巴富爾上尉。
第二天，巴富爾正式進城。進城的英國人要住宿要辦公，於是向上海地方官員提出要租房子。上海官員正對英國人沒好氣。這兒沒房子！他們一口回絕。
這時，一個衣著光鮮的有錢人，操著廣東口音對巴富爾說他願意租出他的房子。這是一座大院，在上海縣城東西大街新衙巷，裏麵的房子還行，大小52間。這一天，巴富爾就在這家住下了。這兒也就暫時做了英國領事館，雙方議定每年房租400元。
這人姓顧，是個廣東商人，香港開埠後跑到了香港做生意，後來看中了開放的上海，又跑到上海來發展。富有國際貿易經驗的廣東人，在上海抓住了最先與英國人打交道的機會。
還有兩個重要因素影響了廣州與上海。一是輪船的廣泛使用，輪船擺脫了風力的局限，這讓廣州喪失了在帆船時代的航運優勢。二是1869年（同治八年）蘇伊士運河的開通，原來從倫敦繞好望角到印度孟買的航路有10,800海裏，改道為穿越蘇伊士運河後，使航程縮小至6300海裏，少了42%。西方船隻來往東方更方便更頻繁了。
總之，一口通商結束後，西方人紛紛衝到上海搶灘登陸。廣州最大的三家外資洋行，英國的怡和行、寶順行，美國的旗昌行，都在上海占據一席之地。
英國人的預想成了現實。
剛開放五口通商時，十三行改做茶行，廣州經黃埔港進出的茶葉仍為各港口之最，很快就在1850年（道光三十年）左右被上海超過。據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的《澳門月報》報道，開埠後的上海，到港的外國船隻達1600艘，由長江各支流開到上海的內河船隻達5400艘。豬籠入水［廣州方言，形容處境好，樣樣順利，左右逢源］的上海一躍而為中國外貿第一大港，在中國進出口貿易中占到半數以上。
小廣州變成了大上海，大上海吸引了大廣州。
與上海的硬件神速提升相比，上海的軟件，即上海人對外貿的熟稔卻一時神不起來；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人的素質是神不來的。上海一下成為一個巨大的人才窪地。
人才的高地在廣州，廣東人捧了N個百年的外貿飯碗，一個富有涉外經驗的頭腦活泛的商人群體早在廣東樹起來了。
雖然廣州仍是一個國際大碼頭，就像英國人說的：“廣州的地理位置，珠江三角洲肥沃的土地，商人們的進取心以及全省人民普遍所具有的勤勞與聰明才智，所有這一切將永遠會使本地區成為中國最重要、最繁榮的城市之一。”［24］可更燦爛的前景在上海，人不能在一棵樹上吊死，廣東人才紛紛向那個窪地奔瀉。
開埠不久的上海灘，買辦通事掮客中有一半是廣東人，甚至有人說占了2/3以上。像美國的旗昌洋行在上海籌建輪船公司，50萬元的資本總額中，十三行商人伍氏竟占了30萬。上海灘很快湧現出一批廣東籍的大資本家，如徐潤、鄭觀應、唐廷樞等。
廣州的海皮，中國近代買辦階級的胚胎，正如吳建雍先生說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十三行的後期曆史預示了中國封建商業資本向買辦資本的轉化之路。”［25］
就這樣，廣東商人參與了上海史的編寫，特別是有一個人，不提他就說不清那時的上海。
記得那個外號叫賣雞爽的吳天垣嗎？廣州同順行行商；他有個哥哥吳天顯，又叫吳健彰，早年是十三行英商的買辦。
一看開埠不久的上海那勢頭，吳健彰二話不說結束了在十三行的生意，帶著所有身家到了上海。
當時壟斷上海對外貿易的外國商行，怡和行、寶順行、旗昌行，都是從廣州過去的。吳健彰一邊利用這些舊關係和洋人打得火熱，茶葉貿易、鴉片走私、軍火買賣，無所不為，成了上海最早的買辦商人，是上海的廣東幫商人的頭麵人物；另一邊花重金撈了個不大不小的官銜。
來自廣州十三行的吳健彰熟悉外語精通夷務，在上海灘真是個難得的人才，一旦進入官場，很快受到了朝廷重用，得到了上海道兼江海關監督的實職。一個廣東商人，竟然集上海地區財、政、軍大權於一身。
法國人對他有過兩麵的評價，一說他“代表了中國官吏的形象：狡黠、奸詐、愚昧無知、粗暴、貪婪，對下屬凶狠，隻怕懼北京朝廷”，又說他“才思敏捷，他後來表現出來的性格和脾氣，使他在自己的圈子裏成為一個引人注目的人物”。［26］
鎮壓太平天國，鎮壓上海小刀會起義，吳健彰都是得力幹將。小刀會曾擒獲過他，可又巧了，那小刀會頭領是廣東香山人劉麗川。同為香山人的吳健彰巧妙地利用了同鄉與舊交之誼保住了性命，之後又被美國人救出，藏在了英國的寶順行裏。
吳健彰在上海還有兩大“政績”，對近代中國的影響極大。
政績之一是出賣海關主權。江海關關長吳健彰，竟然與英國美國領事精誠合作，在上海首創由洋人操縱的近代海關稅務司，換句話說，就是由外國人管著中國的海關。這種半殖民地的海關製度，很快推廣到了全國。
政績之二是出賣領土主權。英美法三國在上海分別有三片居留地，他們要將居留地變為租界，國中之國。吳健彰成了一頭磨坊裏的驢子，乖巧地聽從洋人的吆喝，於是將居留地的行政權拱手讓出，這就有了上海的租界。
胳膊肘兒往外拐的吳健彰在中國近代史上留下了不可洗刷的罵名。
後來，吳健彰被人參劾而革職，1859年（鹹豐九年）返回廣東，寄居澳門。
賣雞爽的哥哥早已蓋棺，章文欽先生送給他一個定論：“吳健彰是近代中國第一個從買辦商人轉化而來的買辦官僚。”［27］
不管怎麼說，上海像吹氣球似的迅速脹大，不過幾十年便成為僅次於倫敦、紐約、東京、柏林的世界第五大城市。當年乳臭未幹的黃口小兒茁壯地長成一條鐵塔似的壯漢，昔日的諢名兒“小廣州”早已扔進了太平洋，它的大名叫“上海”，當當響，錚錚亮，西方冒險家的樂園，中國海岸耀眼的東方明珠。
回想當初胡夏米的預言，不能不感歎，英國人的眼睛，犀利啊！
4. 我是一個官，來自蘇格蘭
得為這個人謅幾句打油詩——
我是一個官，來自蘇格蘭；
打敗了法國侵略者，倨傲耍刁蠻。
十三行海皮上來了一個英國“官”。之所以要強調“官”，是因為過去來的英國人，哪怕是東印度公司大班，也都是“民”不是“官”。而後來的一連串風波，根子也在這個“官”字上。
1834年（道光十四年）4月東印度公司剛撤走，7月25日，這個40多歲的英國官員就帶著妻子孩子，還有副手、秘書、翻譯、會計、船務總管、牧師等，住進了英國商館。不幸的是，這個叫律勞卑的英國人長相實在讓人不敢恭維，又高又瘦，還一腦袋的紅頭發，正合了中國人對英國人的蔑稱“紅毛”。
本來，律勞卑正是中國政府和中國商人需要的人。
1830年（道光十年）有消息傳來，廣州的英國東印度公司將要解散，十三行商人馬上覺得事情不妙。
廣州外貿中是英國一家獨大，英國貿易中又是以公司為壟斷，公司有大班駐廣州，抓住了大班，就是牽住了牛鼻子，所以英國商人有組織也有紀律；多年來已形成了一種貿易秩序，大家都按部就班地做買賣。公司一散，來的都是桀驁不馴的散商，正如馬士說的“每年有五十到六十艘船從英倫和印度駛來，配備數千名凶惡而頑梗的水手”，［28］群龍而無首，這種無組織無紀律的局麵如何應付！
直接與洋人打交道的廣州行商最先預見到了麻煩，立即報告粵海關監督中祥，中祥反過來哂笑行商：這麼多年了，英國在廣州有公司有大班，從來沒聽說過要解散的事兒，該不是外國商人耍什麼花招，散布謠言嚇人吧，怎麼能信呢；要不，你們叫英國大班寫信回國，確認一下虛實吧。
可風聲是越來越緊，由不得廣東官員不信。那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叫英國方麵指定一個負總責的能管住那幫散商的人不就得了，廣東官員依然漫不經心。
道光也是這個意思：“即飭洋商令該夷商寄信回國，另派曉事大班前來管理貿易事宜，以符舊製。”［29］
說者無心，聽者有意，恰恰是中國政府的這項命令，讓蓄謀已久的英國人抓住了一個大漏洞，他們抓緊醞釀一個以“官”代“民”的計劃。
美國不是有“官”長駐廣州嗎？不錯，從1786年（乾隆五十一年）開始，美國就向廣州派出領事了，但這個領事隻管商人商務，這個職位大多都由商人兼任。其他一些西方國家駐廣州的領事也如此。中國政府從不承認這些領事是“官”，中國官員也從不同這些領事打交道。
此時的英國正巴不得派人來呢，中國方麵一發話，英國就派了，律勞卑就來了，他的職務是英國國王委任的“管理英國臣民對華貿易的總監督”，又稱“駐華商務總監督”，國王的這一委任令於1833年（道光十三年）12月10日由英國樞密院公布。
這個頭銜的關鍵在於，它是一個官銜；這和“民”銜的東印度公司特派委員會主席也即大班，有著根本的區別。國王同時還任命了律勞卑的一幹下屬人員，其中一個是船務總管義律，後來廣州一連串事件中的主角。
後世的美國研究者說，“第一位駐華貿易總監之職落到了律勞卑勳爵身上，這真是一件不幸的事。”［30］律勞卑出身顯赫，家庭與王室沾著親，祖上多是海軍將領、政治家及學者。律勞卑很有學問，不但是研究《聖經》的專家，還對數學有濃厚的興趣。隻是，律勞卑本人是海軍上校，參加過抗擊法國侵略軍的特拉法爾加戰役，過去的經曆都在軍隊，對東方一無所知，對貿易一無所知。
退役後繼承了蘇格蘭爵位的律勞卑，隻憑著對大英帝國的一片忠心，到中國來為沒有了東印度公司的英國商人們保駕護航，為大英帝國的自由貿易披荊斬棘。律勞卑是一個野心勃勃的人，作為英國的第一個駐華官員，他感到榮耀，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他決心到廣州幹出點名堂來。
總之，這次英國派出律勞卑有著非同以往的意義，它對中英關係是一大提升，從私營企業的民間貿易關係推進到中英政府之間的官方關係。
中國這一頭，從行商到粵海關和兩廣總督再到皇帝，都不知道那個遙遠的大不列顛島出了蒸汽機和《國富論》，不知道公司解散的真正原因，不知道散商為什麼能贏了公司，不知道英國資本家們把廣州製度恨得牙癢癢的，更不知道幾年後正麵襲擊廣州的台風在曼徹斯特開始生成，所以也就不知道這“總監督”與“大班”的天淵之別。他們隻求廣州市麵一仍其舊，隻求日子還像原來那樣一天一天地過下去。
隻是，這個世界變了，不以中國人的意誌為轉移地變了。
和所有的洋人一樣，律勞卑也是先到的澳門。按規定，外國人必須領有中國政府發的紅牌（進廣州的入境證件）才能進入廣州；然而律勞卑自認為他是個官兒，徑直就從澳門到了十三行。
這下讓廣東官員警惕起來。兩廣總督通過行商向他發出一道命令，“這次夷目擅自來廣州一舉，實為曆來所未有。他擅自前來既然成了一個新的問題，則他必須遵命留居澳門，直待將此事請求北京，並奉到上諭後，再定行止。”［31］
律勞卑不但不理睬中國方麵的一再警告，跟著還有驚人之舉。
離開英國前的1834年（道光十三年）1月25日，外交大臣巴麥尊給了他訓令，其中有一段後來惹出是非的話，馬士說，“但隻是在僅僅十多個字的一小段辭句中，巴麥尊子爵放進了燃燒炸藥的信管，那就是：‘閣下到廣州後應立即以公函通知總督’。”［32］
律勞卑忠實地執行了政府的指令，8月9日他在廣州寫信給巴麥尊：“我最大的目的是，打開和維持與總督直接的個人通信，……而不是把我自己交給那些行商擺布。”［33］
正為了顯示自己的英王代表身份，律勞卑不按舊規，沒有經過行商而是直接把通知自己到任的信件遞給兩廣總督盧坤，而且那還是一封公函不是稟帖。他派出秘書在廣州城外等了三個小時，始終無人接收他的信件。
如果用今天的足球比賽打比方，這律勞卑一上場就是一個犯規的球員，不是用腳踢球，而是要用上帝之手把球打入球門。
這個英國人想必是瘋了！中國裁判立即黃牌伺候。
在中國官員看來，夷終究是夷，大班也好監督也好，不管安個什麼名頭，你不過一個夷目，“夷”在“華”前，隻有按“華”的老規矩辦事的分兒。還想和中國官員麵對麵打交道，還想說什麼對等？你也不照照鏡子，看看你的鼻涕會不會往上流！
英國官員和中國官員僵住了。
這可難死了夾縫中的十三行商人，也忙壞了十三行商人。
行商們一趟趟往英國商館跑，首先要求律勞卑將交給兩廣總督的公函改為“稟帖”，並無比耐心地向那腦袋不開竅的洋人進行啟蒙教育：公函是平行公文，稟帖才是上行公文。
我堂堂大英帝國國王派出的官員憑什麼就得“稟帖”，幾個十三行的生意人也配來和我說三道四，靠邊站著去！
這頭是顢頇的廣東官府威逼，那頭是蠻橫的律勞卑頑拒，“行商的處境，可說是前有猛虎，後臨深淵，困難萬分。”［34］
律勞卑不是孤軍作戰，在廣州和澳門期間，他和英國商人保持著密切聯係，最親密的是在廣州最有影響的查頓，他還曾寄居在查頓的家中。一看律勞卑和廣東官府幹上了，查頓一邊高興得手舞足蹈，一邊不斷地攛掇律勞卑。查頓唯恐天下不亂，亂子鬧得越大越能激起英國國內的反彈，最好是能對華動武。
但律勞卑的副手，長期旅居廣州的原東印度公司大班德庇時，極不讚成這種強硬態度。律勞卑聽著就不順耳：嘁，你們東印度，就是對中國人太軟弱了！
兩廣總督自有道理：中國官場紀律森嚴，大臣不能直接交通外國人。你說你律勞卑一個卑賤的夷人，怎能壞了天朝規矩！再說，外洋貨物又不是中國所必需，中國人哪稀罕洋人的什麼外貿！中國的茶葉和大黃，才是英國人一日不可缺的，你英國人能把中國怎的？惹急了老子，停掉了茶葉和大黃的出口，叫你衝著老子喊爹喊娘！
雙方想的說的做的，都越來越遠，也越來越硬。看看不是個事兒，兩廣總督盧坤似足球賽的裁判，唰地亮出紅牌，下令律勞卑離開廣州。律勞卑置若罔聞，氣焰囂張，就是不肯退場。
麵對律勞卑的無法無天，盧坤忍無可忍，雙方徹底撕破了臉皮，盧坤祭出了封艙斷食的法寶，律勞卑一抹臉，露出了殖民主義者的凶相，下令英國軍艦闖入虎門，開進黃埔。律勞卑還貼出了布告：誇耀英國“有勇猛兵卒，集成大軍，所攻皆勝；亦有水師大船，內有帶至百二十門大炮者，巡奕各洋，並中華之人所未敢駛到各海，亦無不到。……”［35］
對這場“律勞卑戰爭”，局外人美國人說話了：“律勞卑勳爵閣下不答應以行商來做與總督往來的媒介，而這卻是當時中外關係中，唯一可以行得通的方式。總督不能置未廢除的製度於不顧，也不能與任何外國代表作私人的接觸。如果要這樣做，必須由帝國政府特別授權。因此，全部的麻煩都是由於女王陛下的代表［律勞卑］堅持要求總督做他所不能答應的事而引起的，這樣自然便引出了這場‘律勞卑戰爭’，或如當地人所稱的‘律勞卑的失敗’。同時還造成整個對外貿易從9月2日到9月24日完全停頓，這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完全是一場不合理的沒有宣戰的戰爭。”［36］
這是1840年（道光二十年）中英鴉片戰爭的預兆。
這是1840年（道光二十年）中英鴉片戰爭的預演。
5. 五萬兩白銀一顆腦袋
懸賞一個人的腦袋，5萬兩白銀。5萬兩是個什麼概念？
《水滸傳》中，官府懸賞梁山泊的反賊，宋江一萬貫，戴宗五千貫，李逵三千貫，折成白銀分別是一萬兩、五千兩、三千兩。
小說是虛構的，再看看史實。
1819年（嘉慶二十四年）嘉慶皇帝60大壽，十三行商人個個盡孝心，進貢最多的是天寶行的梁經國，2萬多兩白銀，可是還不到那顆腦袋賞金的一半。
難怪美國人說起這顆腦袋又是點頭又是咂嘴的：“5萬兩白銀，這在19世紀是一個國王的價格。”［37］
誰的腦袋這麼值錢？英國人義律，律勞卑之後的第四任英國駐華商務總監督。
話說在與兩廣總督的對峙中，那律勞卑無法打破僵局，又因虐疾發起了高熱。這時他明白了，除了以他離開廣州來換取貿易重開之外別無良策，他隻得垂頭喪氣地下令兩艘英國巡洋艦離開廣州，當天自己也動身前往澳門。
這一天是1834年（道光十四年）9月21日。律勞卑向留在廣州的英國人告別，咬牙切齒地說，“將來必有用武雪此奇恥大辱，使中國知所尊敬英國官吏，並承認其地位之一日。”［38］
到了澳門的律勞卑又急又羞又恨，一病不起，10月11日被上帝召喚走了。（英國）廣州商會第一任理事長馬地臣伴送律勞卑夫人回國，並為修建律勞卑紀念碑而積極奔走。
廣州方麵總算緩過了勁兒來。
在廣州做買賣的英國人總得有個頭兒，兩廣總督盧坤要求英國再派人來，但必須派商人，絕不接受英國派出的官員。
這時的中國，經過馬戛爾尼、阿美士德、胡夏米等英國人一茬茬地走來，泥足巨人龐大而虛弱的真麵目已被人家看得清清楚楚，北大西洋島國上的英吉利人冷笑幾聲，鍥而不舍地向廣州派出它的政府官員——駐華商務總監督。
律勞卑死後，繼任的商務總監督德庇時和羅治臣靜靜地守在澳門，采取了沉默政策。沉默就是一種僵局，在廣州的五六十個英國商人甚為不滿，紛紛指摘英國政府。為打破僵局，英國政府起用了好戰的義律，為第四任駐華商務總監督。
1836年（道光十六年）12月14日在倫敦，外交大臣巴麥尊將印章交給了查理·義律。1837年（道光十七年）4月12日，義律頂著一顆後來價值五萬兩白銀的腦袋來到了廣東。
麵對英國上上下下的迫切要求，義律義無反顧地準備到廣州來打破前任的沉默。
作為首任駐華商務總監督律勞卑的船務總管，第二任德庇時的秘書，第三任羅治臣手下的第三監督，義律太清楚前幾任失敗的症結。律勞卑一味蠻幹碰得頭破血流，死在了任上，教訓太深刻了，義律不會再蹈覆轍；但前兩任走到了另一個極端，又為英國人不齒不容。義律必須像首任律勞卑那樣為英國自由貿易在中國奮勇開路，義律又必須不像首任那樣不顧中國國情而陷於失敗。
義律曾是船務總管，掌管虎門口內的一切有關英國船隻與水手的事務，這使他得以熟悉廣州口岸。這次，他以總監督的身份重返廣州，心中早就有了數。義律決定以退為進，跟中國人好好玩一把外交遊戲。
義律認為，以政府官員的身份合法地打入廣州是他的第一步目標，手段是為目標服務的，目標不是為手段服務的。
你廣東官府不是不接受對等方式的公函麼？不是隻接受以下對上的稟帖麼？稟帖就稟帖，何必在枝節上鑽牛角尖呢！義律就寫了一份給兩廣總督的稟帖。
你廣東官府不是高貴得不直接接受夷人的文書麼，不是非得從行商手中接過去麼？義律就按中國規定的程序走，把稟帖交給英國的商人，由英國商人交給中國的十三行商人，由十三行商人再呈給兩廣總督鄧廷楨。
你廣東官府不是要夷目拿到紅牌才準上廣州麼？我就在澳門靜候，等著你的紅牌。
經過合法的途徑合法的手續，兩廣總督鄧廷楨收下了義律的稟帖，然後叫行商轉告義律，他要將此事報告皇上，在皇上未有旨意前，義律必須在澳門等候。
義律接到鄧廷楨的指示後又將一番表麵客套但內含深意的話轉告廣東官方：“我的委任狀是我的仁慈的國主簽署的……我在廣州的職責將是處理我國的公眾事務，並將以一切可能的方法保持兩國間幸喜存在著的和睦關係。”［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