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懸崖邊上的十三行
東印度公司的堡壘端掉了，還剩下一個十三行。
攘外必先安內，內已安，英國人要攘外了，掉轉槍口，一致對外，廣州製度在劫難逃。十三行，一下被逼到了懸崖邊上。
真是福無雙至禍不單行，英國人還未殺到，十三行先就“籠裏雞作反”［廣州方言，意思是勾結外人反對自己人］了。
1. 跑龍套的反了頭牌
舊時戲園子的外麵都掛著寫有主要演員的牌子，掛在最前麵的頭牌就是領銜主演。廣州口岸這個外貿大舞台，掛頭牌的非十三行商人莫屬。
掛頭牌的大腕兒也不能唱獨角戲，得有一眾跑龍套的來配戲，跑龍套中的一大群就有行外商人，即行商以外的商人。
十三行廣場的幾條街道兩旁有許多小店鋪，向外國商人和水手們出售一些零星物品。但這些越分妄為的行外商人瞅住了機會就會在對外貿易中插上一腳。
正如東印度公司不能包打天下而需要散商一樣，廣州口岸貿易的複雜性和多樣性使得行商也不能包打天下，一些零散商品就交給行商之外的商人經營，權當是跑跑龍套吧，於是行外商人贏得了一點自己的空間。
但頭牌就是頭牌，龍套就是龍套，楚河漢界必須分明；楚河漢界當然由官家劃定。
比如1828年（道光八年）7月14日兩廣總督、粵海關監督聯合發布的告示《小商鋪經營貿易告示》，界定就很明晰：行商經營的茶葉、生絲等24種大宗出口商品，行外商人絕對不許染指，他們隻能經營其餘一些小宗商品，如瓷器、漆器、刺繡、服裝、雨傘等雜貨，作為大宗商品貿易的補充；而且行外商人要在行商的管理下經營。
十三行商人是壟斷性的半官方商人，對於分散的行外商人來說，無疑是壓在頭上難以扳動的一座大山。在官府的嚴格控製下，在行商的強大勢力前，行外商人隻可老老實實，不能亂說亂動。
1817年（嘉慶二十二年），有個叫麥肯齊的英國人，是東印度公司船上的醫生，他把價值29,000元的私人貨物賣給了一個熟悉的小店鋪主，也就是行外商人了。哪知這小店鋪主在做另一樁非法生意時被官兵發現，小店鋪主不得不連夜潛逃。他的財產被充公，由行商出售。麥肯齊不幹了，那店鋪主的財物中還有他的貨呢，他向官府請求償還29,000元，然而官府隻判還了麥肯齊8,000元。
英國人懷疑是行商告的密，麥肯齊更是不服氣，通過公司向兩廣總督兼廣東巡撫申訴，總督通過行商答複英國人，說是小店鋪主侵占了行商的特權，你們這叫活該！
鑒於這一事，總督下了一道命令：今後每一個與外國人交易的店鋪主必須由一個正式行商擔保。也就是說，凡是沒有取得一個行商擔保的行外商人隻能收攤兒。這一來，影響到十三行上的一兩百家店鋪，因為行商們大都不願意為這些小店鋪擔保。
這些行外商人們炸開了，向官府上訴，反對這樣受製於行商。狗肉包子也想上席？官府一口拒絕了他們。行外商人一個個氣得鼻子歪到了一邊。
跑龍套的行外商人認為自己有理由憎恨掛頭牌的行商，時時想著自己哪天也能堂堂正正地掛上牌。陳勝吳廣揭竿而起不也高呼過革命口號“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憑什麼你們行商就把好處全占了！
真是魚找魚，蝦找蝦，壟斷的英國東印度公司同壟斷的行商打交道，大腕兒之間結成聯盟；英國東印度公司周圍有自由的散商，行商周圍有行外商人，鬥不過大腕兒，中國龍套與英國龍套就拉起手來，他們倒是踩在一個鼓點兒上了。
英國的中國的龍套們有共同的利益訴求。
行商雖大，但大有大的難處，行外商人雖小，但小有小的妙處，沒有行商那麼多的額外義務啦，賦稅負擔啦，官方束縛啦，他們的貨物價格也就便宜，這讓那些精於掂斤估兩的西方商人粘上了。特別是不守規矩的英國散商，他們絕大部分生意是和行外商人做的。
1801年（嘉慶六年），裏德·比爾行寫信給印度代理人說：“從行外商人購買貨物已經成了此間的一個長久的和普遍的習慣，尤其是購買普通所謂的‘藥材’［大黃、肉桂、樟腦等］，他們做這一類貨物的生意比行商多得多；從行商那裏我們不能這樣便宜地取得這一類東西。”［1］
西方進入大工業時代，十三行的中外貿易增長迅猛，行外商人對行商由暗中蠶食發展到公開挑戰，終於釀成1828年（道光八年）的公開衝突。有個鹽業富豪的弟弟叫李九爺的，跳出來高聲向行商搦戰。
李九爺向粵海關申請承充行商，就是說，他也要新開一家商行。在廣州，常會有新人承充行商，接受一個新行商，粵海關能得一大筆錢呢，粵海關準備批準李九爺的申請。
誰知，這李九爺遭到了十三行行商和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共同反對，而且態度相當強硬。這是為什麼呢？
原來這個李九爺的背後站著許多行外商人和美國商人，準備開設的新商行也是由美國人和行外商人在暗中的資金支持，這幫人不懷好意，將姓李的推出來，跑進行商隊伍裏來攪局。
既然行商集體反對，專與行商貿易的英國東印度公司也就不歡迎李九爺了。公司表態說他們“可以讚成委派新的行商，但唯一的條件是能被現任的行商成員所接受”。［2］
十三行生意場上的兩大巨頭都反對，粵海關也就把李九爺的事撂下了。
按規定，行外商人與外國商人做買賣，要用某行商的名號，還接受這個行商的管理。鑒於圖謀不軌的行外商人日益做大做強，行商們要反擊了。
這年的3月8日，行商對英國公司說，“他們打算停止行外的店鋪主經由他們行號進行的貿易，因為這隻產生一點小的利益，實際上對他們有重大的損害。”［3］
英國東印度公司打起了肚皮官司：維護了行商的利益就是排斥了行外商人，從而間接地打擊了英國散商和美國商人。於是公司便站到了行商一邊，公司和行商達成了一個新的協議。這樣一來，中國的壟斷集團和英國的壟斷集團站到了一條戰壕裏。
他們的聯合行動，立即遭到聯合還擊。中國和外國的龍套們根本不理頭牌們的茬兒，想幹啥幹啥，該幹啥幹啥，還要不斷地跑到行商的商行那兒又吵又鬧。我們就是要惡心死你們——龍套們耍上賴了。
行商們在4月12日有這樣的記錄，“餘等經受眾人之怨恨以及喧鬧，不得不屈從夷商，按照舊例辦理，以便餘等能免受彼輩之憤恨。”［4］這就是說，十三行行商們不勝其擾，首先向對手屈服。
提出協議的是你們，推翻協議的也是你們，這才幾天功夫啊！英國東印度公司對行商也惱了。
美國商人趁熱打鐵乘勝追擊，與行外商人內應外合進一步擴大戰果。
4月24日，美國商人聯名向兩廣總督和粵海關監督申訴，說他們從前可以同包括行外商人在內的許多中國商人做生意，現在要禁止行外商人和美國人做，而行商又隻有那麼幾家，怎麼應付得來那麼多的外商？美國商人集體強烈要求廣東官府準許行外商人再成立一個新的商行，專做美國商人的生意。
顯然，美國人是把被廣東官府否決了的李九爺的問題重新提出來，美國人是想踢開與英國東印度公司攪在一起的十三行行商，另外培植自己的中國代理人。
5月9日，總督給美國人的答複發下來了，廣東官方的態度明確而且嚴厲——維持原判，即維持廣州口岸的舊體製。
得到這樣的結果，本該高興的行商和英國東印度公司卻高興不起來，因為行外商人、英國散商、美國商人，中外所有的“自由”的商人都勢如奔雷地給行商施加壓力。在這個商品大潮衝擊下，十三行的現實離行商與公司的願望越來越遠，局麵越來越難以控製，壟斷的根基越來越鬆動。
廣東官府也回天無力了，7月19日，兩廣總督又發了一道新諭令，對行外商人和英國散商、美國商人的所作所為稍稍放寬了限製。在這場壟斷商人與自由商人的鬥爭中，行商一敗塗地。
1834年（道光十四年），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倒塌給了十三行商人當頭一棒。
英國人菲普斯把他的《論對華貿易》一書奉獻給讀者時作了這樣一句說明：“公司壟斷權的消滅以及對華貿易的同時開放，給英國製造業和航運業標誌出英國商業史上的一個新的、重大的時代。”［5］步入這個新的重大的時代的英國自由商人，如漲潮的海水直衝海皮，廣州進出口貿易量同時大增。
從進口商品看，1833年（道光十三年）英國平織棉布輸入廣州隻有4,492,563碼，到1838年（道光十八年）增長為23,063,784碼，淨增4倍多；棉紗從1833年的400,000磅，猛增為1838年的3,733,580磅，淨增8倍多。
從出口商品看，以前是東印度公司壟斷了茶葉貿易，如今英國自由商人們紛紛搶購茶葉。茶葉出口英國1834年（道光十四年）就達到32,029,052磅，兩年後的1836年（道光十六年）又一下增至48,520,508磅。
可是，十三行海皮上就那麼幾家行商，應接不暇，手忙腳亂；由此，英國人就越是煩躁：“中國越像是英國製造品的一個有希望的潛在市場，廣州商業製度就越像是束縛太多，不能容忍。”［6］
掀翻了英國頭牌的英國龍套成了腕兒，極大地鼓舞了還被中國頭牌壓著的中國龍套，英國前龍套策反中國龍套，掀翻海皮上那些自以為腦袋上罩著一圈光環的中國頭牌。
1834年（道光十四年），廣東官府又發布了許多禁令，當時的《中國叢報》載：“其中一項禁止所有的行外商人與外國人的貿易。許多的人受到這項禁令的影響，超過千人聚集到巡撫衙門大門外申訴他們的抑屈，要求取消這個命令，不久他們就獲得成功。”［7］
行外商人反對行商獨霸的申訴居然成功了，鹹魚翻生了。
海皮上的中國大腕兒驚呼：反了！反了！
2. 北方，擋不住的誘惑
哪裏是北方？不同的標準不同的說法。廣東人心中自有一條南北分界線，那就是廣東北麵的南嶺山脈，南嶺以南是南方，南嶺以北統統被廣東人視為北方。比如湖南，四川，浙江，這些教科書上說的標準的南方，在廣東人看來也全都是北方。
廣東人說的北方，尤其是沿海的北方，對英國人可是有擋不住的誘惑。
一口通商初年，英國人洪任輝為了這個北方挑戰乾隆皇帝，落得個蹲大獄的下場。
1787年（乾隆五十二年），在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請求下，英國政府指派卡思卡特作為特使前往北京。英國政府掛記著中國的北方，於是給卡思卡特下了這樣的訓令：“應秘密駛抵一個北方的口岸……在該處商討讓與不列顛王室一個商站，不列顛商人可以在該處推銷待售的貨物，而中國商人和船隻可以經常來往該處……”［8］在赴中國的途中卡思卡特去世，這事又黃了。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馬戛爾尼訪華，他直接致函和珅，說英國人打算“到珠山［舟山］之後意欲就近購買茶葉或它種土貨，以便隨船帶回英國發賣，或該船船上員役等人有隨船帶來之英國物品意欲賣與珠山一帶之中國人民者，亦望照準”。［9］
但中國官方批斥不許，嚴格限製在南方一口通商，嚴密封鎖除廣州以外的所有北方。道光皇帝聲色俱厲地說：“倘有北駛夷船，力行截回。”［10］
其實，一口通商本身就隱含著南方與北方的矛盾。
一口通商是十三行商人獨家生意，行商賺的錢，或者說利潤，實際上是一個差價，北方商人也即內地供貨商與西方進貨商之間的差價；比如最大的出口商品茶葉，廣州行商從內地茶商那裏買貨，有個收購價；廣州行商再賣給外商，又有個售出價；一進一出，中間有個差價。
1834年（道光十四年）東印度公司的安樂死激化了南北矛盾。英國人菲普斯說，“1834年4月本國貿易的開放將形成廣州史上的一個大時代”。［11］
中國北方的紅茶幫沒聽到菲普斯說話，但絲毫不妨礙他們也來趕這個“大時代”的趟兒。
紅茶是輸往英國的主要出口商品，紅茶從茶區到十三行行商手中，中間的一批內地商人叫紅茶幫。過去茶葉輸出到英國由東印度公司包攬，而包攬公司生意的行商就有了對紅茶幫的話事權。現在“東印度”沒了，廣州都是各自為政的英國自由商人，紅茶幫就作反了。
這一年，100多個“紅茶幫”茶商聯合起來逼行商提高茶葉收購價。兩年後的1836年（道光十六年），得寸進尺的茶商們再次要抬價，並明剃十三行商人眼眉［明剃眼眉：廣州方言，意思是讓人丟臉、出醜、受辱］——不交貨。
十三行這時真是七國咁亂［七國咁亂：廣州方言，意思是像戰國七雄互相攻殺那樣混亂不堪］。前有爭得了自由的西方商人，後有正在爭自由的北方商人，十三行商人腹背受敵。行商們拿這些北方茶商沒辦法，行商沒辦法就影響按時按量交貨，英國商人一看行商焦頭爛額之狀，索性甩開行商直接和紅茶幫做買賣。如此一來，十三行商人雪上加霜，專賣的地位難保，隻得淪為一般的茶葉商。
越是同北方商人打交道，英國人就越向往北方。他們千方百計地打聽北方，深入北方。外商們私下雇用一些中國人到江浙等地采買貨物，還不時派“千裏馬”打聽北方物價行情。“千裏馬”是人不是馬，就是洋人雇用來打探行情的人。
官府很快知道了外商私下的勾當，於是“嚴諭行商、通事以及‘千裏馬’腳夫人等，嗣後概不得與外夷傳遞書信，倘敢不遵，將代為雇請及遞送之人一並嚴拿訊究，分別治罪”。［12］
英國人才不把中國官府的嚴令當回事兒呢，他們光派“千裏馬”打聽還不解渴，幹脆自己偷偷北上了。
1806年（嘉慶十一年），英國散商比爾和麥尼克租了一艘船，掛上西班牙旗幟，滿載印度棉花前往廈門。他們這一次的合夥人是一個居住在廣州的泉州商人，泉州商人有個親戚在廈門做生意。
1833年（道光十三年）11月27日，從利物浦和新加坡開來的英國“仙女號”到達伶仃洋，12月15日便駛往中國東北海岸，第二年1月6日返回伶仃洋，往返20多天。
……
都是做生意的，哪有把財神爺往門外推的道理。北方商人冒著一家殺頭的危險也要與英國人做地下買賣。有的福建商人竟像當間諜似的與英國人約定秘密接頭方式：“我今想有一計，可到貴船，故特遣人到貴船相議。我已今（經）尋有工夫茶幾十擔，伺到二更時，我用小船擺進到貴船。將近貴船之時，我人以瓦片打三下為號……”［13］
不能一味地責怪內地商人見錢眼開，行商製度本身大有問題。
由於中國政府嚴格規定不許行商拖欠外商的債務，拖欠外債要遭受嚴厲的懲罰，這在前麵已經說到過了。所以，總攬外貿的行商若是欠了外債和內債，一定是先清還外債。這就苦了內地的商人。他們不但會被廣州十三行商人拖欠貨款，要是廣州行商經營不善或破產，他們還會成為轉嫁行商損失的可憐蛋。
內地的商人有一千條理由憎恨掌有外貿壟斷權的廣州行商，有一萬條理由憎恨專橫的廣州口岸體製。
1795年（乾隆六十年）行商石瓊官破了產，拿不出錢來償還內地茶商的債務，內地茶商們恨不能扒他的皮抽他的筋，但他唯一能做的是寧願被官府下大獄，忍受種種生不如死的酷刑，最後悲慘地死在了獄中。
十三行行商欠賬越來越多，作為內地商人的合法代理人，他們的“合法性”從被質疑漸漸地被否定。內地商人們幹脆去找能保證他們賺錢的其他商人，或者幹脆直接和外國商人交易。這一來，暗流漸成明流，明流一洶湧便漸成洪流，洪流就難以阻擋了。
1834年，道光十四年，難於招架的兩廣總督和粵海關監督向皇上告急：“惟粵省與福建、浙江、天津等省洋麵毗連，各省奸徒坐駕海船，在外洋與夷人私相買賣貨物，即從海道運回，此等奸販既不由粵省海口出入，無從堵拿。”［14］?
偷來的鑼鼓敲不得，被男人偷偷包養的二奶還不甘心於地下活動而要爭個見得天日的名分呢，英國商人的期盼是徹底衝破廣州製度，捅開中國南方北方的所有大門，然後堂堂正正地走進去。
有英國本土紡織利益集團撐腰的英國散商氣衝牛鬥，他們首先在廣州犯上作亂。
指著廣東人說的北方，他們對自己的同胞們說，“這個大帝國可以提供如此廣闊的一個擴展的園地，假如將它從廣東地方當局的腐敗治理下所產生的障礙中解救出來的話。”［15］
1830年（道光十年）12月，廣州47個英國散商署名的一份暗藏殺機的請願書遞到了英國下議院，請願書上說，對華貿易已經增長到了現在的規模，“煩請貴院將它放在一持久的、體麵的基礎上；兩次遣使北京的完全失敗，大概貴院也不會不了解任何高尚的外交手段在中國是不會有什麼收獲的……”［16］
1834年（道光十四年）12月9日，查頓、馬地臣等64個英國自由商人在廣州給英王寫請願書：“您的請願人謹提出：隻要恢複我們曾經享有的前往廈門、寧波和舟山進行貿易的目的，最有利的後果便將接踵而來，……”［17］
英國自由商人在廣州一吹集結號，英倫大地呼隆隆地應聲如雷。
曼徹斯特首先呼應。
林則徐南下廣東禁煙，簡直像挖了英國資本家的祖墳。1839年（道光十九年）9月30日，曼徹斯特的工業資本家和商人共39家公司，聯名上書外交大臣巴麥尊，“希望政府能利用這個機會，將對華貿易置於安全的、穩固的、永久的基礎之上”。［18］
倫敦在呼應。
這年10月1日，98家公司與個人簽名的意見書送到了巴麥尊麵前。
全國在呼應。
這年秋天，英國6個著名工商業城市的300名工商業資本家請求巴麥尊，強烈要求政府用強硬手段製服中國。
政府也在呼應。
也在這一年，預先聞到禁煙風聲的查頓，外號“鐵頭老鼠”的廣州頭號鴉片販子，最富有的英國商人，帶上250萬英鎊慌忙逃回了英國。
這筆錢聚集了鴉片販子群體的希望，其中100萬英鎊是由廣州的英國販子們籌集的，100萬是查頓向印中商會——英國的另一夥煙販子——募集的。
查頓一邊向國會議員們派發英鎊一邊遊說，他的目標是打破一口通商，開放鴉片貿易，占領中國某個地方……總之要對中國發動一場戰爭。外交大臣巴麥尊很快接見了查頓，查頓向政府攤開了他的全盤計劃……
從廣州歸來的查頓，一時萬眾矚目，儼然一顆帶著政治和商業雙重光輝的明星，熠熠閃耀在英倫的天空。
英國人內外有別，對廣州人用不著仁慈，英國人不會讓廣州製度像東印度公司那樣安樂死，而是要亂棍劈死。在英國工業資本家和鴉片煙販的合力作用下，動用武力改變英國對華貿易的多年願望，終於轉化為英國政府的行動。
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5月31日巴麥尊致璞鼎查的信函上說，“最為重要的第三點，是取得英國商民對廈門以北（廈門也包括在內）中國東海岸上各主要城鎮貿易的許可，以擴大英國對中國的商務關係。有四五個這樣的城鎮準許英國通商，或許就足夠了……或是以東海岸的某島嶼割讓給英國，並準許該島與大陸各城鎮間的自由通商。”［19］
勝利信心爆滿得溢出了胸膛的英國人大發宏論：“公司壟斷權的取消將英國新興工業界的勢不可當的力量帶到了中國。麵對著那些帶著蒸汽機和亞當·斯密理論到來的人們，孔夫子的教義沒有什麼用處了。”“現在這個大清帝國似乎是‘可憐亦複可笑’了，它抵擋不住這些新興的歐洲‘王子’，這些工業西方的矛頭。”［20］
新興的歐洲“王子”們怎麼可能滿足於一個廣州呢？英國人要廣州要南方更要北方；中國的廣袤大地，無論東南西北，都應該成為英國廣闊的市場；中國的億萬民眾，無論男女老少，都應該圍繞著英國利益打轉轉。
一句話，中國人就得低頭彎腰地當孫子，還得口口聲聲地趕著英國人叫爺！
3. 那個叫“小廣州”的地方
道光年間，有一個被人稱為“小廣州”的地方。
在中國人看來，那地方不起眼，但英國人對它一見鍾情。
它就是江南小城上海。明代弘治年間的《上海縣誌》上說：“其名上海者，地居海之上洋也。”［21］衝著一個“海”字，上海也要在海洋時代異軍突起。
這小城鎮在黃浦江下遊與蘇州河（吳淞江）交彙之處，頻密的船過帆往，頻密的貨聚物散，真有那麼點兒廣州的氣象。
“小廣州”總歸脫不了一個小，方圓才5公裏，人口才幾萬，和大廣州相比，就像是一條彪形大漢腳下蹲著的一個黃口小兒。
1832年（道光十二年）6月20日，吳淞口出現了一條罕見的英國船。船上領頭的是化名胡夏米的英國人，廣州十三行上英國東印度公司的一個職員，原名林賽。這條船叫“阿美士德號”，名為商船實為間諜船，由他領著從澳門出發，一路北上考察中國的東海岸，目的為突破廣州一口通商，為英國打開廣闊的中國市場。
當胡夏米一看見上海，猶如體內荷爾蒙奔騰的年青小夥兒遇到了心儀的姑娘，頓時眼前一亮，心中一震。
按例說，外國船隻不得到廣州以外的任何港口，“阿美士德號”假稱是從印度出發到日本做生意的商船而途經東海岸。狡猾的胡夏米一到上海，借口說這些天風太狂浪太大他的船不能開走，於是賴在了這兒，一口氣待了18天。
跑過許多國際大碼頭的胡夏米，以西方商人特有的眼光對上海的方方麵麵進行細細的實地考察。
僅在頭7天裏，英國人就記下了從北邊來的裝運糧食的船隻有400條，載重在100噸到400噸不等；以後的幾天，從廣東、福建、台灣，以及越南、暹羅、琉球等地開來的船隻每天有三四十多條。單以國內貿易而言，顯然這裏已經超過了廣州。
胡夏米特別注意這一帶的水路，城外的江麵很寬，中心航道水深達36～48英尺，便於大船停泊；自吳淞口沿著黃浦江到縣城的這一段水道很利於航行，沿江兩岸的小河和渠道縱橫交錯。縣城南麵的港口作業區是寬敞的碼頭和巨大的貨棧；更重要的是，上海處在中國海岸線的中點，挨著長江出海口；由此往內可溯江而至內地各省，由此往外出海很快可達沿海各省。胡夏米敏銳地判斷，這個襟江帶海的小城將來一定是個大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