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禍事了，俄國船來了！
俄國船第一次來廣州了！
俄國船來了就來了唄，哪一年沒有外國船來廣州呢？好多國家的船不都來廣州了嗎？
可嚴重的問題就是——俄國船來廣州了！
這裏有兩個關鍵詞：俄國，廣州。
1. 彼得遷都，康熙遷海
1805年（嘉慶十年），廣州口岸忽然來了俄國船。11月28日，俄國船“希望號”來到澳門，幾天後，12月7日，又到了一隻俄國船“涅瓦號”。
過去從來沒有俄國船到廣州，這兩條船立即引起廣東有關領導的高度重視：“此次忽然來廣貿易，甚屬新異。”［1］
如何處理俄國船？在對外貿易上拍板的是粵海關監督延豐。經過反複仔細的盤查，首先排除了“兵船”這一條，延豐先是鬆了一口氣。俄船上裝的全是毛皮和白銀，俄國人願意按廣州口岸所有規章做買賣，並向官府極謙恭地“懇求恩準卸貨”。
延豐也知道俄羅斯的對華貿易向來在北方邊境的恰克圖，但這次船和貨既然遠道而來，不過是想同其他各國一樣做做買賣，“事雖創始，其情詞頗為恭順，若不準其開艙，輸稅卸貨，仍令原載回帆，似非仰體我皇上柔遠懷夷之至意。”［2］
延豐想想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了，但心裏還是不踏實，不巧這時兩廣總督出差不在廣東，延豐就同留守的廣東巡撫孫玉庭商量，取得了一致的意見，於是準許俄國人卸貨和交易，同時嚴格地例行公事，12月19日給朝廷上了一道奏折，報告了俄船進廣州的情況。
這個延豐，本來像齊天大聖孫悟空在花果山水簾洞安享其福，突然間猴兒們跌跌撞撞衝進洞來一邊還大叫著：“禍事了！禍事了！”原來奉托塔李天王之命來收降孫悟空的巨靈神來到花果山，在水簾洞前擺下了陣勢。
俄國船成了延豐的巨靈神！
奏折到了北京，朝廷雷霆震怒，反應之強烈完全出乎廣東官員意料之外，尤其是得知俄國船已經卸貨，嘉慶皇帝劈頭蓋臉地痛斥廣東“所辦粗率之至”。［3］接著就是一場罕見的廣東官場大地震：兩廣總督、粵海關監督、廣東巡撫，全被擼了下來。
是因為準許了從未到過廣州貿易的國家的一艘商船？不會的。早在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美國商船第一次來廣州，從此開拓了北美至廣州的商路，中美雙方不是好來好往嗎？再說了，哪個國家商船來廣州沒有第一次呢。
問題到底出在了哪裏？
俄船事件，有著深沉而遼遠的背景。
那時正碰上一個從陸權向海權轉變的時代。正如提出“海權論”的艾爾弗雷德·塞耶·馬漢說的，一旦“獲得海權或控製了海上要衝的國家，就掌握了曆史的主動權”。［4］
在這樣一個曆史關口，怎樣把目光從陸地擴展到海洋？中國和俄羅斯放出了不同的眼光。
此時的中國清王朝，建於1616年（明萬曆四十四年）。
此時的俄國羅曼諾夫王朝，建於1612年（明萬曆四十年）。
說來有趣，俄國的彼得大帝（1672—1725年）和中國的康熙大帝（1654—1722年）是同一時代當政的君主，而且有很多相似之處——
兩個人都被後人稱為大帝，可想他們都為自己的國家作出過非凡的貢獻，都是了不起的君王；
兩個人都是少年登基，康熙8歲，彼得10歲；
兩個人都勤奮好學，博識多才；
兩個人都有一身好武藝，都是文武雙全……
但在海洋的問題上，兩個人卻天差地別——彼得遷都，康熙遷海。
彼得遷的什麼都？就是從內陸的莫斯科遷到海邊的彼得堡。彼得為什麼要遷都？
俄羅斯原來是橫跨歐亞大陸的內陸國家，偏偏出了一個一生渴望海洋的彼得，在俄羅斯民族中最先將目光從陸地投向海洋的彼得。
西歐國家一個接一個地崛起，眼看著別人吃魚吃肉，自己卻還在喝稀湯，那時的俄羅斯別說海洋霸權了，就連個出海口也難得。彼得下決心改變自己民族的命運，他認定，“俄國需要的是水域，沒有出海口就不能生存”。［5］
隱姓埋名留學西方多年的彼得回國後，1700年（康熙三十九年）發動了對瑞典的侵略戰爭，目的就是奪取那個軍事強國控製的波羅的海出海口，在俄羅斯的西北邊。殘酷的戰爭打了21年之久，彼得終於如願以償，俄羅斯由一個內陸國變成了瀕臨海洋的國家。
彼得還要繼續往前走，他要把首都從莫斯科搬到這片新的土地上，涅瓦河流入波羅的海的岸邊。這個地方命名為彼得堡，那時還是一片沼澤地，荒無人煙，野狼出沒。俄羅斯人不解，俄羅斯人不願，彼得不惜血本，動用暴力，在波羅的海岸邊硬是從一張白紙開始建起了他的都城。
俄羅斯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研究員彼沃沃洛夫說：“聖彼得堡不是俄羅斯式的，它是歐洲建築師設計出來的。這是一個穿著歐式服裝，講著歐洲語言的城市，生活著許多外國人，彼得大帝希望看到這樣的俄國。”［6］
彼得大帝帶領俄羅斯走向海洋，走向世界，俄羅斯民族迎來了國家崛起的曙光。
同一時代的康熙也麵對著一個海上的敵手，那就是台灣的鄭成功及他的後人。1661年（順治十八年）鄭成功收複台灣，台灣成了一個反清基地，鄭氏政權成了清王朝的心腹大患。
與北歐軍事強國瑞典相比，鄭氏政權實在弱小得不值一提，但康熙的做法與彼得恰恰相反——遷海［這裏的康熙嚴格上說是“清廷”的指代意義，剛登基的康熙還年幼，把持朝政的是鼇拜等輔政四大臣］。
與夢寐以求出海口的俄國相反，上蒼特別眷顧中國，恩賜了一條漫長的海岸線。早在1585年（明萬曆十三年）西班牙人門多薩就稱羨：“這個國家的海岸是已知全世界最大和最好的。”［7］
但是，為了斷絕大陸對台灣的接濟，朝廷三次下達遷海令，用殘酷鎮壓的手段，迫使整個東南海岸的居民全部遷往內地，沿海房屋全部燒掉，人為地在海邊造成一條數十裏寬的無人區，整成一條隔離帶。那時官府的響亮口號是：片板不許下海，寸貨不許入番……
英國人覺得這像老鼠吃貓一樣的荒唐：“康熙皇帝的四位輔臣下令放棄所有島嶼，中止貿易往來，向沿海所有地區的居民下達一條奇怪的法令，要求他們向內陸遷移12裏。這道詔令或許令人難以置信。然而，更不可置信的是——不得不相信這是事實——這道詔令付諸實施。詔令得到嚴格執行，曆時七年，沿海海域一度荒廢。”［8］
到了皇帝親政後的康熙二十三年算是開了海禁，但對沿海的廣東人福建人，也嚴格限於五百石以下船隻出海貿易。
在一個西方國家紛紛爭奪海洋的時代，中國這邊廂的大帝竟背道而馳。雖然，他和他的兒子孫子鼓搗出了一個盛世，但卻把中華民族拖進了夕陽的餘暉中。
一個義無反顧撲向海洋的大帝，一個毫不留情擯棄海洋的大帝，他們都把自己的政治遺產精神遺產留給了後代，終於有一天，他們的後代狹路相逢了。這就是1805年（嘉慶十年）的俄船事件。
康熙的重孫子嘉慶皇帝，為俄船事件將廣東一幹官員撤職之後還不放心，軍機處下令給新上任的兩廣總督吳熊光，查實這次俄船前來，是民間的商業行為，還是國王的政府行為。
朝廷得到吳熊光的回複是，兩條俄船純屬私人性質的合夥買賣。清政府又向俄國互換谘文，也是要求答複這次俄船來粵的性質，俄國樞密院含糊其詞，給人印象似乎不過是一個偶然事件罷了。
俄國人在撒謊。
俄船來粵，俄國官方蓄謀已久。“希望號”和“涅瓦號”是俄國俄美公司耗重金精心裝備的兩隻船。俄美公司什麼來頭？它由沙皇親自批準成立，沙皇和太後是重要的股東，像商務大臣海軍大臣這樣的股東還有不少，可以說俄美公司名義上是私人性質，實質上是官辦機構。
彼得的龍子龍孫們胸中跳動著的是一顆要裝下整個世界的野心。俄美公司是沙皇海上擴張先遣隊，多次進行洲際探險，環球航行。為了開辟海上商路，公司準備打通廣州。
“希望號”船長叫伊·弗·克魯森什特恩，在此七年前便悄悄來到廣州，潛伏一年之久，摸清了方方麵麵的門與路，還結交了一批熟口熟麵的朋友，為七年後埋下伏筆。
七年後，克魯森什特恩當船長駕駛“希望號”到廣州，頭一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事，是要為“希望號”在十三行找到一個保商。
早已熟門熟路的克魯森什特恩乘小艇先從黃埔趕到十三行，他預感他的保商不好找，於是走了個曲線。一到十三行他先不找中國商人而是先找英國商人。比爾，克魯森什特恩的老朋友，實力雄厚且在廣州多年的英國商人，還充當普魯士駐廣州領事，請他出麵找保商。
果然，老資格的行商都不肯接這個燙手山芋，比爾盯上了剛開業且不富裕的西成行行商黎顏裕，做了一番耐心細致的思想工作。
承保俄船可是要擔風險的，猶豫再三，但看在比爾的分兒上，黎顏裕勉強應承下來了。俄船上的皮貨順利卸到西成行倉庫，皮貨成交後，俄國人購買了中國的茶葉瓷器等貨物裝上船。
中國官方對俄船緊緊追查，此地不可久留，俄國人匆匆忙忙要開溜，一個勁兒地催促黎顏裕辦理放關出洋手續。
誰知平地又起風雷，廣州官方說，俄船來粵一事已上報朝廷，要等皇上有旨意了才放行。這時提刀持劍的中國官兵也上船了，不許任何中國平民靠近；俄船周圍幾乎進入戒嚴狀態，一時間火藥味十足。禍事了！禍事了！
這時比爾已經有心無力。克魯森什特恩急中生智，又去找七年前結識的另一個英國朋友。
多林文，東印度公司的廣州大班，彎彎腸子裏的鬼道道多了，在廣州又人脈廣泛。這時，新舊粵海關監督和兩廣總督剛好將要交接，多林文巧妙地抓住這個時機，動員了十三行行商的群體力量，還把總商潘有度扯出來打頭陣，帶領著行商們說服粵海關監督。
幾天後，俄船得到官府準許，終於開出廣州黃埔港。中國官員放行的理由是“未便久阻歸期，致失懷柔遠人之意”。［9］
俄國人這些天做了多少手腳？中國官員不知道。
俄國人和英國人如何勾結一氣暗中操作？中國官員不知道。
俄國派遣商船試探廣州之居心何在？中國官員更不知道。
愛新覺羅氏的中國，羅曼諾夫氏的俄國，最後的輸贏未見分曉，康熙大帝和彼得大帝在天有靈，正殷殷地注視著……
2. 陸上的英雄，海上的弱手
來往廣州的歐美商船多了，為什麼單單俄羅斯商船成了禍事的巨靈神？連英國人也知道：“俄國是唯一一個被中國官府禁止對帝國進行海上貿易的歐洲國家。”［10］
原因就一條：俄羅斯與中國有著世界上最漫長的陸地邊境線。
陸地與海洋的矛盾，從兩條俄船的表象下浮上來了。
中國第一次派使團出訪西方是1729年，雍正七年，去的是俄羅斯，走的是陸路。
而這之前的35年，即1694年（康熙三十三年），中國開放北方邊境的買賣城，與毗連的俄國城鎮恰克圖形成一個中俄商貿市場；其中茶葉貿易為第一大宗，與俄國商人互市的主要是山西商人；而俄國出口到中國的主要是毛皮。
第一個使團出訪後的63年，即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中俄雙方簽訂了平等的《恰克圖條約》，使恰克圖的中俄貿易錦上又再添花，以致俄國人驚歎：一個恰克圖抵得上三個省！
你看，康乾盛世的三個皇帝，都保持著與俄羅斯的友好往來。
起兵於深入大陸腹地的東北，在中華大地上南征北戰東討西伐，滿洲人是響當當的陸上英雄。數不清有多少年有多少回了，八旗官兵鞭敲金鐙響人唱凱歌還。
那還是17世紀，中國這邊是康熙坐江山，俄國那邊是彼得掌乾坤，清軍在黑龍江流域的陸戰中大敗俄國，這就是著名的雅克薩之戰，“不應該忘記，中國和一個歐洲國家之間的第一次戰爭是中國獲勝的。”［11］英國人赫德遜這樣提醒人們。
愛新覺羅氏穩穩操控著製陸權，牛氣得很。與從陸路而來的俄國人打交道，大清王朝成竹在胸氣定神閑。
不想，英雄也有氣短的時候。“他們天生是內陸的騎兵，沒有海上的才能，……”［12］赫德遜又說。當八旗官兵來到福建海邊，麵對海浪滔滔的台灣海峽便眉頭打成了結。最後還是依靠了投降過來的漢族水師名將施琅才把台灣收了回來。
再說那俄船事件，還有一個南北呼應的例子可以擺在一起相互印證。
與俄羅斯的方向相反，越南在中國南邊，與廣西廣東地界毗連。越南古代是中國的屬國，用大清皇帝的話來說，對中國曆來“恭順可嘉”，與心懷異誌覬覦中國邊疆的沙俄不同。
對這樣謙虛謹慎的鄰居，皇帝總可以一百個放心了吧？不！
在俄船事件的19年之後，1829年（道光四年）初，有中國船在南海上遭遇大風漂到了越南。越南國王熱情地救助了中國人，給他們糧食，給他們衣物，給他們路費，這還不夠，還派船派人護送他們回廣東。
越南人駕海船從南海過來，順便帶了一些貨物到廣東貿易，也乘機向中國提出請求，今後改由海路前來廣州做生意。兩廣總督把情況上報了朝廷。
道光皇帝下了一道上諭，先是表揚越南國王對大清的恭順，善待了遇難的中國人，繼而拿出宗主國國君的高姿態，免去此次越南人做生意的關稅。
但是——話鋒一轉，轉到關鍵之處了。下麵大部分篇幅是回應越南人提出的請求。
首先，道光皇帝斷然一個表態：“該國王請由海道來粵通市一節，自當照例駁回”?，接著詳細說明緣由：越南與廣東廣西陸地相連，完全可以通過陸路來往貿易，不像其他西方國家隻能走海路。再接著，道光還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如果答應了越南國王的請求，隻恐怕各西洋船隻會混雜在越南船裏進入中國，從而惹事生非。最後道光循循勸導說，今後還是照舊章程，通過“廣東欽州及廣西水口等關各陸路往來貿易，毋庸由海道前來”。［13］
海洋，滿洲人的死穴。深知揚長避短的陸上英雄，就是要把所有的海路都堵死。
中國的出口商品，福建茶葉、江浙絲綢、景德鎮瓷器等等，運往廣州也有陸路海路之分。
陸路是走內河，就是由江西的贛江溯江而上，到江西廣東交界的梅嶺，改從旱路人背馬馱地翻過山去，而後順著北江南下廣州。在這條傳統的商路上，十萬人在來來往往中忙活，端的是商賈如雲，貨物如雨。
人背得再多馬馱得再重也遠遠比不上大海船，走海路就是從江浙福建沿海直抵廣州。
同樣的原因，英國貨物進入中國內地成本也太高，英國人表示了強烈不滿：“現在，從廣東進入內陸必須經由陸路，我們的紡織品運輸不暢，大量滯留，費用和關稅使價格大幅上漲。因此，對中部和北部省份的居民來說，我們的紡織品太貴。”［14］
比如1806年（嘉慶十一年），是廣州進口棉花最暢銷的時節，孟加拉棉花每擔值14.5兩；可到了南京，出售價是32兩。十三行商人的利潤隻有5兩，也就是說，漲上去的大都是兩地間的運費。
1817年（嘉慶二十二年）曾經就武夷茶葉的運輸問題，兩廣總督上奏皇帝，說從前的商人都是由江西內地販運來廣州，近來因海麵平靖，他們希望運送貨物快捷，漸漸地改為海運。兩廣總督粗粗地統計過，嘉慶十八年（1813年），通過海路運來的茶葉有764,790斤，而到了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竟達6,723,090斤，隻三年時間，增加了近十倍。
兩廣總督在奏折中憂心忡忡地說，茶葉關係到夷人的生命，正是大清嚴格控製的，如今若聽任商人們從海上運輸，難保沒有奸商串通狡猾的夷人，或許在海上的什麼偏僻島嶼上私自買賣；再說那麼多包裝捆紮堅密的貨物，如果裏麵夾帶違禁物品，也難以覺察。兩廣總督向皇上提議，“應請敕下閩、浙、安徽各督、撫，嚴行查禁，並出示曉諭產茶之區及各海口，自嘉慶二十三年為始，概令仍歸內河過山販運，以收控馭之益。”
這道奏折很對皇帝的心思，隨後皇帝下旨嚴令，“所有販茶赴粵之商人，俱仍照舊例，令由內河過嶺行走，永禁出洋販運。”［15］
就這樣，大量銷往歐洲的福建安徽茶葉分為南北兩路，往南去廣州，往北去買賣城恰克圖，行走的都是讓大清皇帝放得下心來的陸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