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拿著尺子在地圖上量度直線距離，從俄國到中國當然是陸路短，但俄國人好像放著熟葡萄不吃單揀酸的，寧肯繞遠距離的海路來廣州，為什麼？海上運輸，方便、快捷、成本低廉。
英國著名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算過一筆賬：如果在內陸運輸，同樣的200噸貨物，走水路需要1艘船6～8人，走旱路卻需要50輛車100人400匹馬；如果是國際間長距離的貨運呢，他感歎：“有什麼貨物，負擔得起由倫敦至［印度］加爾各答的陸上運費呢？”［16］
再說，那海洋遼闊無邊四通八達，沒有國家疆界的製約和麻煩，直至今日，國際貿易中95%的商品都是搬上海船運往遠方。
1805年（嘉慶十年）兩艘俄國商船來廣州，俄國人就和粵海關監督表明了：從俄國到中國，旱路往返，行走艱難，“今由海道至廣（州），比旱路較遠而盤費減省，是以發船來廣，試做買賣。”［17］
嘉慶就俄船事件的教訓提醒廣東官員：記住，以後再有這類船隻來廣州，“該地方官不許擅自放入”。［18］
一個是北邊的恰克圖，一個是南邊的廣州，朝廷的態度涇渭分明。
在一邊冷眼旁觀的英國人說：中國的“皇帝陛下對俄國人另尋其他途徑與中國人貿易，似乎表示驚愕與不快，因為他們已獲準在邊境的恰克圖進行貿易，皇帝陛下的意圖是要把他們今後嚴格限製在內陸貿易範圍之內。”［19］
嘉慶皇帝一聲喝令，俄國人不許再從海路來廣州，此後也真的沒俄船來了。嘉慶心頭的一塊石頭落了地。
可俄國人在偷著樂呢。
1812年（嘉慶十七年）5月2日，一份貿易協定在俄羅斯聖彼得堡簽訂，協定的一方是“希望號”和“涅瓦號”所屬的俄美公司，另一方是一家美國公司。按協定，俄國人通過美國船隻到廣州賣貨買貨，這就是所謂的“明禁暗通”。
英國人也在一旁看得分明：“盡管明文禁止俄國人在南部海港從事貿易，他們與他國一樣仍不時將載滿貨物的商船駛至黃埔。”［20］
嘉慶皇帝至死也不知道俄國人背地裏搞的鬼名堂。
你不愛海洋，海洋就不愛你，不管你是哪路英雄何方好漢。
3. 皇帝的聖旨農民的貓
皇帝的聖旨和農民的貓能扯上什麼關係呢？
看看這道聖旨，1797年（嘉慶二年）嘉慶皇帝的一道上諭。
從廣州進口到內地的許多西洋鍾表，朝廷一麵把玩無厭，一麵擺出一臉的滿不在乎。
嘉慶在這道上諭裏說，“粟米布帛，乃天地養人之物，家所必需；至於鍾表，不過為考查時辰之用，小民無此物者甚多，又何曾廢其曉起晚息之恒業乎？”［21］糧食布匹才是天地間養育人的東西，每家都少不了，至於鍾表嘛，不過是看看時間。
這最後一句特別有味道，我們得細細咀嚼。
“小民無此物者甚多”，老百姓中沒有鍾表的人很多，嗯，這是事實；“又何曾廢其曉起晚息之恒業乎？”什麼時候曾經耽誤過他們長期以來早起晚睡的工作呢？
焦點在這裏！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小農經濟中農民勞作的寫照，他們“曉起晚息”，不失農時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就足夠了，他們真的不需要那麼精確的時間。嘉慶說的不差。
再看看這隻貓，一個沒有留下姓名的農村小夥兒手裏抱著的貓。
有一天，正在中國旅行的法國人古伯察走到一個村莊，正好遇到一個放牛的小夥子。古伯察順便向小夥子打聽是不是到中午了，這小夥子便抬頭望了望天，厚厚的雲層遮住了太陽。熱情的小夥子叫法國人等一等，便扭頭回村裏抱來了一隻貓，然後指著貓的眼睛對法國人說，看，沒到中午呢。
見法國人不解，旁邊的鄉親告訴法國人，貓的瞳孔是變化的，越到中午越細，正午時分便細成一條線，之後又逐漸擴大。法國人不得不歎服地稱之為“貓鍾”。
讓我們聚焦皇帝的聖旨和農民的貓。
皇帝說的“曉起晚息”，農民抱的“貓鍾”，都談不上時間的精確度。
人類最早的時間測定標準是什麼呢？太陽。最早的計時單位是“日”，廣州人至今還將一天叫一日。古時的中國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皇帝的聖旨農民的貓，都拘囿在這個視界。
此時，如果中國人願意朝西邊望一望比一比，那會眼也跳來心也跳。
這時的西方以機械式的鍾表計時，不僅反映了當時機械技術的水平，還反映出新興的工業時代的時間觀念。嘉慶卻將它們視為奇技淫巧，花花哨哨的玩物；嘉慶愚昧，嘉慶落後，但這種愚昧落後，源於他還停留在農業社會的陳舊思維。
我們也不要忘了，這時整個中國都還停留在農業社會，嘉慶帝的思維，不隻是他個人的，也是我們整個民族的。
1875年（光緒元年）7月18日的《紐約時報》上說：“清國人非常喜歡西方的鍾表，他們尤其喜歡察看這些鍾表的內部結構。……雖然我們經常看到清國人很能修理這些外國鍾表。當地人確認時間的主要方法還是漏壺、熏香或日晷。”［22］
的確，中國人在時間上是大大咧咧的，香山知縣就曾對意大利人利瑪竇的曆學表示不屑，他說：“其實疇人曆算，古有專司，分秒差歧，亦無大害。”［23］在中國官員認為一分一秒的差別沒什麼“大害”的時候，英國人早就在分分秒秒地掐算了。
我們現在常說的時間單位“小時”是西方來的概念。中國古代的一個時辰相當於西方的兩小時，所以，當西方鍾表剛剛傳入中國時，為了區分中西方不同的“時”，人們把中國的一個時辰叫“大時”，西方的一個鍾點叫“小時”，“大時”隨著鍾表的普及而慢慢消失是後來的事兒。
那時中國人的時間概念還是停留在“大時”即“時辰”和“刻”的上麵，比如書上和戲裏常說的“午時三刻問斬”。所謂“時”就是將一天分為12個時辰，“刻”就是用漏壺滴水計時，壺上有刻度，每天100刻，每刻相當於現在的14分24秒。
這邊的中國，時間才精確到“刻”，那邊的英國，時間已精確到了秒。一刻與一秒，差距是864倍！
“隻有強有力的需求才會刺激人們去創造各種發明。”［24］美國的斯塔夫裏阿諾斯說。
西方人拚了老命地追求時間的精確度，“強有力的需求”又是什麼？這就和海洋有關了。
那是一個西方列強爭奪海洋的時代，誰掌握了先進的航海技術，誰就占有了先機。比如，在天水一色茫茫無際的大海上如何確認航船的位置？這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困難的。
今天的人們以經緯度為坐標，指認某個地點輕而易舉，像天氣預報說的，太平洋上的某個台風中心位於北緯××度東經××度。但在幾百年前，這是一個重大的科學難題。
緯度經度是不離不棄的兄弟倆，但出生遭際大不相同，哥哥緯度是順產兒，弟弟經度是難產兒。
在地圖或地球儀上，橫繞地球的指示南北方位的線條叫緯度，確定它比較容易，比如可以借助太陽光線入射角的變化，海上航行的人們早就知道用牽星板、觀星盤、六分儀等儀器，中午測太陽夜間測北鬥星，來確定船位所在位置的緯度。
1582年（明萬曆十年），一個遠在裏斯本的葡萄牙官員，在他的《市堡書》手稿中這樣記下，“在大中華帝國的海岸，北緯二十三度半之處，有廣州城，這是該帝國各省中之一省的省會。”［25］
他隻說了廣州的緯度但沒說經度；不是疏忽，是說不出，那時人們還無法確定縱貫地球的指示東西方位的線條即經度。隻有緯度，沒有經度，就不能形成指示準確位置的坐標。
經度，經度，長期困擾著西方的航海人。
荷蘭的天文學家傑馬·弗裏西斯，早在1530年（明嘉靖九年）就提出了“以時間確定經度”的理論，也就是以時間測定空間。
地球不停地由西向東自轉，一圈就是一天，一天24小時，地球可以由東西方向劃分為360經度，那麼1小時地球就轉15度，反過來說，1度相當於4分鍾。這樣，當船舶在海上航行時，隻要知道兩地的兩個時間之差，就知道了兩地之間東與西的差別即經度差，這就需要海船上有非常準確的鍾表來測定時間。
那個年代還造不出這樣精密的鍾表，傑馬·弗裏西斯的理論隻能寂寞地躺在紙上。
英國人解決了這一難題。
這一個歐洲邊緣的原來挺不起眼的島國已經一躍而為世界大國，擁有了世界上最大的船隊。再不解決經度難題，直接影響到海上霸主的歸屬，尋找經度成為了關乎英國國家命運的重大問題。
聞名於世的格林威治天文台，就是衝著經度於1675年（康熙十四年）建立起來的，雖然它後來的使命遠遠超過了原始目標。
1714年（康熙五十三年），英國專門成立了一個經度局，並懸賞2萬英鎊征求經度測量方法，達標的要求是：計算海上船位所在經度的誤差不超過30英裏（48.3公裏）。
在國家力量的直接推動下，英國的有識之士有為之士躍躍欲試。最終拿到獎金的是英國林肯郡的一個鍾表製造家，名叫哈裏森。
哈裏森做出了一種小小的天文鍾，隻比懷表大一倍，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和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在船上試驗，達到了懸賞要求的精度。1772年（乾隆三十七年），英國著名航海家和探險家庫克作第二次環球航行，帶上了哈裏森提供的天文鍾，在這次航行中，庫克船長利用這個天文鍾所顯示的時間計算經度，誤差不超過13公裏。
到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馬戛爾尼訪華時，已經能測定經度的英國人，一路走一路記下中國各地的經緯度——
8月21日在北京測算出，北京“位在東經116度北緯40及41度之間”。［26］
12月21日在廣州測算出，“廣州或稱廣東，位於東經112度北緯24度”。［27］
時代在前進，航海技術日新月異，經度測量精益求精。時間相差1秒，船舶在大海中的定位就相差400～500米，即使時間相差百分之一秒，也仍然有4～5米之差。
在我們今天，最精確的時間是由專門的天文台測定的，每個晴朗的晚上都要通過天文觀察來校準鍾表，時間已經精確到千分之幾秒。
而當其時，英國人，英國的格林威治，一領時代之風騷。
1884年（光緒十年），在國際天文學家代表會議上，把通過英國格林威治天文台的經度定為零經度，又叫本初子午線，作為計算地球經度的起點，同時也是世界時區的起點。這是國際科學界向格林威治天文台，向英國的致敬。
正因為航海技術的領先，一口通商時的英國商船往往能比其他國家的船隻更遲離開廣州，卻又能同時甚至是更早地返回歐洲。
英國使團副使斯當東曾經毫不客氣地批評中國人，“他們對於地球和宇宙的關係完全無知，這就使他們無法確定各個地方的經緯度，因此航海技術永遠得不到改進。”［28］
但就在這個使團訪華的4年後，中國皇帝還一臉輕蔑地說：“至於鍾表，不過為考查時辰之用，小民無此物者甚多，又何曾廢其曉起晚息之恒業乎？”而在此若幹年後，中國農民仍舊使用“貓鍾”。
終於有一天，“格林威治”殺到了毫不理會它的中國。
在廣州的談判中，從格林威治天文台下過來的英國人為一方，一再貶損西洋鍾表的中國人為另一方，共同簽署了一份中英條約草案，其中第三款是——
“中國皇帝陛下把香港島割讓給大不列顛和愛爾蘭聯合王國［英國］女王陛下，該島位於中國沿海附近，即屬廣東省新安縣境內，在距格林威治靠近北緯二十二度十二英裏至二十二度十八英裏之間以及東經一百一十四度六英裏至一百一十四度十五英裏之間。”［29］
簽署的時間是1840年（道光二十年），離嘉慶的那道“何曾廢其曉起晚息之恒業”的聖旨，隻過去了43年。
我們常常痛斥清王朝的腐朽沒落愚昧，中華民族遭受百年恥辱是在它的治下開始的，它確實應該承受這些形容詞。治國的應該是精英，精英就應該捕捉住時代跳動的脈搏，以他們的睿智與深邃，撥開曆史迷霧，帶領中華民族奔向一個豁亮暢達的前程；然而，那時的國家精英卻以細弱的螳螂之臂去阻擋呼嘯而來的時代列車。
隻是一味堆積這些形容詞是不夠的。不能否認，當西方人將現代化全球化強行推到中國人麵前之時，是我們整個民族一臉的茫然，是我們整個民族一臉的不屑，是我們整個民族一臉的彷徨。
農業文明的DNA，是所有中國人都得承接的精神遺傳，不論他是下聖旨的皇帝還是抱貓鍾的農民。
4. 牛郎織女要海洋嗎？
在晴朗的夏夜，一條銀色的大河橫亙在藍黑的天空，老人們會指著那條晶亮閃耀的大河向孩子們講述牛郎織女的美麗神話。
牛郎在地裏種莊稼，織女在家裏織布，牛郎和織女，就是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的婚配，婚配之後的小家庭叫小農經濟，過的生活叫自給自足。這種安守一方與世無爭的小日子，中國人一過就是幾千年。
中國有著獨特的地理環境，西南和西邊是高山冰川，北邊是沙漠荒原，東邊南邊的太平洋實在太廣太闊，如同一片水沙漠。老天爺在中國四周擺下了天然屏障。
麵對這個天然屏障，美國曆史學家斯塔夫裏阿諾斯議論開了：“中國文明之所以能夠綿延久遠有其地理方麵的原因：它與人類其他文明世界相隔絕的程度舉世無雙。……這種隔絕具有重要的意義，因為它使中國人能在較中東或印度諸民族更少麵臨外來入侵的情況下發展自己的文明。因而，中國的文明更具連續性，也更為獨特——中國與歐亞其他偉大文明之間有著較後者相互之間更為根本的差別。”［30］
中國人腳踏的這一片相對封閉的東土是種植業的風水寶地，土壤那麼肥沃，腹地那麼遼闊，氣候那麼多樣，物產那麼豐富；古代農業在這裏發達，在這裏繁榮，在這裏輝煌。在這麼一個獨特的地理圈內，中國經濟具有強大的自給力、調劑力、自足力、互補力。
1831年（道光十一年）5月30日，在廣州的英國商人們集體通過一個《廣州英商的決議》，裏麵第12條說的就是中國的這種小農經濟：“在帝國的領域內，差不多包括各種氣候，而生活上的必需品與奢侈品可以由成功的農業與廣闊的內陸商業來供應，因此，或者在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像中國那樣不依靠與其他民族來往的。”［31］
可不是，同在一個村子裏還能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呢，何苦遠赴海外，幹那些刀尖上翻筋鬥一樣玩命的勾當？正如晚清時赫赫有名的英國爵士赫德說的：“中國有世界上最好的糧食，米；最好的飲料，茶；以及最好的衣著，棉、絲和皮毛。既有這些大宗物產以及無數土製副產品，所以他們不需要從別的地方購買一文錢的東西。”［32］
從而也就不難理解，英國特使阿美士德在廣州與兩廣總督的一段對話——
兩廣總督：由於皇上的寬仁，你們國家來中華貿易已有百年以上。
阿美士德：這個貿易無疑對雙方國家是有利的。
兩廣總督：你們國家依賴貿易，而我們不是。
中國皇帝和官員們莊嚴地反複地向全世界宣告：中國不需要對外貿易。
這就是中國人解不開的思想死結，這就是中國人對抗近代化的精神盾牌。
在牛郎織女的家庭中，男人趕著牛下田，女人在織機前穿梭，自家吃自家穿，也就行了；即使有小量的商品流通，譬如油鹽醬醋、瓜果菜蔬、針頭線腦，日中為市地趕趕集趁趁墟，也就夠了。
《紅樓夢》中的劉姥姥說：“咱們村莊人家兒，那一個不是老老實實守著多大碗兒吃多大的飯呢！”（第六回）
他們的村莊裏有許多這樣的家庭，廣袤的土地上有許多這樣的村莊。除了平均百多年一次的周期性改朝換代的動蕩之外，中國人在東方這片沃土上悠然地過著自己的生活，三畝土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
過著這樣生活的人性情恬靜溫和，他們不會也懶得跑到別的國家去打家劫舍。
過著這樣生活的人穩定，土地是穩固不動的，土地是他們的命根子，他們牢牢地守定了土地和家人，父母在，不遠遊。
過著這樣生活的人守舊，門前的小河天天一樣地流，田裏的莊稼年年一樣地長，星星還是那顆星星，月亮還是那個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