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為數不多到北京公幹的外國人，像馬戛爾尼使團。他們到北京一住下，下榻處也成了鍍金的鳥籠。“那座府邸的大門口安了個警衛，受命阻止任何人出門。他們的一舉一動都處在嚴密的監視之下。歐洲傳教士的偶爾造訪會給他們一點安慰；但是清朝官員的疑心極重，每次會晤都有一兩位官員在側監視，盡管交談中的片言隻字他們都聽不懂。中國人對任何歐洲語言都一竅不通，但是會察言觀色，甚至注意眼球的移動，並據此做出報告。”［25］
朝廷裏也需要個把外國人在北京長住當差。這些外國人通常由廣州的行商和官府提出人選，經朝廷審查批準後送往京城。對他們，朝廷另有一套“金箍兒”。大船還怕釘眼兒漏呢，對洋人就得一絲不苟。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乾隆在給英國國王的回信中白紙黑字地說過，向來西洋各國中有願意來天朝當差的人，也有準許進京的，但既然來北京，就馬上換上天朝的服裝，而且來了以後就永遠不許返回本國。這是天朝的定例，想來你們國王也應該知道。
即使換上了中國服裝，即使再也不許回國，這些當差的洋人也還是讓中國官家不放心。官家手中撚珠，口裏喃喃念動的一個咒語，就是嚴格限製通信來往。“這些教士雖然長期住在中國，但仍然處於被疑的地位。中國政府最不願意住在北京的外國人之間互相來往，尤其不願意他們和廣州澳門通訊。”［26］斯當東說。
如果要通信怎麼辦呢？1804年（嘉慶九年）4月21日廣東官府曾下諭給澳門葡萄牙人，說兩廣總督奉聖旨，在北京的西洋人如果與廣東通書信，仍然依照舊例，由官府寄送。廣東官府再三敲打洋人：絕不準許私人之間遞交書信。
第二年的10月19日又奉兩廣總督之命告訴葡萄牙人：所有廣東洋人寄到北京的信都要即行拆閱翻譯，連譯文和原信一起寄出。
至於中國人，中國政府不準許與洋人通信，即使是傳遞信件，也是一條罪過。這一條一向執行甚嚴。英國東印度公司曾得到了一封英王寫給中國皇帝的信，但是，“沒有一個中國人，敢於翻譯和轉送這些信；該國法律對這種人是處以死刑的”（馬士語）。［27］
那麼，中國官府本身呢，官員能與洋人通信嗎？不行。哪個官員敢和洋人眉來眼去，那他是活得不耐煩了。所以大官小官，誰都不敢壞了規矩。
有一回，英國人一個不小心，就將中國朝廷大員鬆筠推到了黃河裏。
1812年（嘉慶十七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寫信給鬆筠，祝賀他榮任兩廣總督，並附有禮物。英國人讓一個叫阿耀的廣州人送去北京。在十三行英國商館當翻譯的李耀，人稱阿耀。
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皇帝知道了。啊呀，了不得了！鬆筠可不是掉進了黃河裏？他再三地向皇帝解釋他的無辜，好不容易才撇清了與英國人的關係。
阿耀就沒有這麼幸運了，被南海縣逮捕下了大獄。阿耀知道闖了大禍，於是自殺，但沒能死成。後來由兩廣總督、廣東巡撫、廣東布政使和按察使會審，總之是廣東地區最大的官全出動了，最後的判決是充軍到伊犁。
小斯當東一再向廣東官員商談阿耀的事，小斯當東認為，阿耀“唯一罪過是他受雇於英國人，而另一更嚴重的罪行，就是充當作為開始直接與北京通訊的居間人。”［28］結果是英國東印度公司對案子無能為力，最後隻好給了5000元錢，作為阿耀和他家人的生活費。
由官府特許與外國人打交道的十三行行商是個例外，他們可以與洋人書信往來，但對洋人的一言一行負有全部的擔保責任，天天都提著心吊著膽，恨不得二十四小時盯牢了洋人。
1837年（道光十七年），在廣州的外國人組織了一個廣州劃艇俱樂部，“春季時，大宗貿易都已完成，有足夠的餘暇供此娛樂，他們以極大的熱情發起激烈的賽艇會。”“賽日之時，一切安排均依英國習俗，水手身著奇麗服飾，各賽隊由色澤不同的長幡加以區別，當樂隊奏響時，所有人都集於此地，此情此景乃盛況空前，並吸引了當地人的觀賞，他們似乎對此項運動極感興趣。”［29］
行商們一聽他們搞的這新意思，一顆心又提到了嗓子眼，於是集體寫了一封信給老外們——
可敬的老先生：獲悉老兄及各位先生擬舉行河上劃船競賽，未知確否？此舉向來所無，若官府聞悉，則弟等以輕率從事而受重責。河麵船艇叢集，往來不息，易生衝撞，發生意外，甚至沉船傷人，後果甚重。
敬懇轉告各位先生，切勿賽艇，無貽後患，各保安寧為是。
大展鴻圖，萬事如意。
（簽名）
浩官、茂官、潘啟官及其他行商等。［30］
管製，管製，再管製，恨不能連洋人放個屁都登記在冊。大清帝國的如意算盤，就是常常對著頭戴金箍兒的西方人念動緊箍兒咒，讓他們像孫猴子那樣動不動便痛得滾倒在地，又是豎蜻蜓又是翻筋鬥，然後叩頭求饒。
隻可惜，那神奇的緊箍兒咒隻在中國人的神話裏。
4. 是敵人？是朋友？
一位偉人曾教導我們，誰是敵人，誰是朋友，是一個首要的問題。在那時的廣州，誰是敵人，誰是朋友，這首要問題還真不好說。
從大西洋兩岸紛至遝來的西方人來自不同的國度，就說他們之間的關係吧，朋友？敵人？這也關係到中國人如何分辨朋友和敵人。
一般來說，船員們和水手們是友好的，魚幫水，水幫魚，尤其是在一望無際風詭浪急的海洋，能見到船，能見到人，親切之感油然而生，當然，除了海盜。
美國的“中國皇後號”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初航廣州時，從大西洋北邊向南，繞過非洲南端，橫越印度洋，進入巽他海峽到爪哇。
美國人沒有航行東方的經曆，手頭的航海資料少得可憐。幸虧在爪哇遇到“海神號”，一艘很大的法國商船，有184個船員，船長是往返廣州好幾趟的奧德林。法國船長和水手們雪中送炭地向美國人伸出了熱情的雙手，“中國皇後號”與“海神號”搭伴而行，一起到達黃埔港。
到了黃埔，早已停在那兒的不同國籍的商船都主動前來助一臂之力。幾艘法國船派出了小船，還帶上錨和纜索，幫著初來乍到的美國人找到一個很適合的停泊處。停泊時荷蘭船派出了一艘小船幫忙，丹麥船派出一名高級船員向美國人道賀；英國人也來了，一名高級船員對美國人說，歡迎你們的旗幟懸掛在這裏。
船停好了，美國船長大班們到了十三行。
來了新的貿易同伴，各國商人紛紛登門拜訪首航中國的美國商人。美國人到的當天，丹麥人和荷蘭人就來了，第二天是英國人來……第三天，西方商人的領軍人物，英國東印度公司駐廣州大班威廉·亨利·皮古帶著六個人前來拜訪，大班忙不迭地向美國人表示歉意，說他們沒有及時拜訪是因為前一天應邀到河對岸的一個中國商人家中赴宴。
美國商人也馬不停蹄地一一回訪。互訪之後又是各國商人之間的宴請。
美國人特意拜訪了法國“海神號”船長奧德林，美國船長格林遞上了一封熱情洋溢的感謝信：“我們感到很幸運，在如此漫長的橫渡旅程中遇到了來自我國友國的朋友們，在如此偏遠的地區，我們最先且唯一得到的恩惠便是來自於我們友國的高尚的朋友們。兩個國家之間的友好聯合有了良好的開端，並借助貴國的各辦事處的努力得到了鞏固。再次向您和您的先生們致意！——我親愛的先生，最忠誠為您服務的，J.格林”［31］
1802年（嘉慶七年）9月27日，有一艘從毛裏求斯開來的法國船到廣州，船上走下來的一個乘客叫皮隆，他是新來的法國商務代理人。
這些年英法正激烈交戰，法國人皮隆在十三行如何麵對英國人？
1803年（嘉慶八年），皮隆手上的一批物品因為戰事無法遞交，他請求英國東印度公司駐廣州商館，由英國公司的船運往倫敦出售。這事兒麼——英國人說要研究研究。
研究後他們認為，雖然英法是交戰國，但商人之間互相幫助，隻要不影響到國家利益，就不會產生不良好的結果，於是答應了皮隆的請求。
1804年（嘉慶九年）10月23日，皮隆在廣州不幸逝世，第二天他的遺體運往黃埔時，廣州口岸所有英國船隻的駁艇和十三行英國商館人員都參加了送殯。
可我們不要忘記那句著名的外交格言，源自英國外交大臣巴麥尊之口，就是發動鴉片戰爭的決策者之一的巴麥尊——我們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隻有永遠的利益。這些說不清是友是敵的西方人，一較勁便互相拿槍指頭。
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澳門葡萄牙理事官氣勢洶洶地找到一個叫宜爾格圖的中國官員，見了麵就吵吵嚷嚷。什麼事讓葡萄牙人如此激憤？
原來康熙剛剛設立了四個海關，其中粵海關的一個衙門就設在澳門，設立海關就意味著各國商人會來貿易。澳門是誰的地盤？葡萄牙人往哪兒擺？這是對葡萄牙民族的羞辱！對葡萄牙人來說，這關乎他們的切身大利益。難怪葡萄牙人一聽到消息就急得眼睛出血。
首任粵海關監督宜爾格圖一到任，葡萄牙人就反上門來向他叫囂：澳門本來就是讓我們居住的，讓別的國家船隻來澳門和我們的船混在一起？哼！從來沒有過！
自從設了海關，葡萄牙與其他國家尤其是英國的糾紛就沒斷過。
那時沒有歐盟，歐洲各國之間紛爭不斷，尤其是謀求世界霸主地位的英國與各國的爭鬥最多，與荷蘭、與西班牙、與美國、與法國……馬士記錄是“歐洲戰事處於狂暴狀態，交戰各國盲目地向各方麵攻擊”。［32］比如1611年（明萬曆三十九年），英國和荷蘭“好像兩隻狗爭奪一塊骨頭一樣”。［33］這些撕咬鬥打，鬧得廣州口岸不得安寧。
首先是打著國家間開戰的旗號，各國船隻互相間海盜式的劫掠就數不勝數。
第一艘到達中國的外國軍艦，是1741年（乾隆六年）的英國“百夫長號”，它在廣東海上遊弋時，就像獵手似的捕獲了一艘從呂宋來的西班牙船，並把它當作獵物帶進珠江。
1814年（嘉慶十九年）5月，一艘英國軍艦的預備艦在廣東海麵追逐一艘美國的帆船，一直追到黃埔把美國船捕獲了，不久又被黃埔港內美國船上的水手奪了回去。
好端端的中國海麵，竟成了西方各國放鷹逐犬的獵場。中國政府立即提出抗議，要英國大班下令這艘軍艦撤走。大班漫不經心地說這是皇家軍艦，不在他的職權範圍之內。中國政府一怒之下就是，封艙！
英法兩國是一對老冤家。法國是歐洲大陸上傳統的大國，它的海外殖民地也非常廣泛，僅次於英國，在全世界排第二。歐洲邊緣的一個島國在法國眼皮子底下崛起，還要騎在法國頭上稱王稱霸，法國人要和它拚死鬥一鬥也是遲早的事。
1761年（乾隆二十六年）10月31日，十三行的英國人為英王登極舉辦慶祝會，英國人邀請了所有十三行的外國商人，各國商船的指揮和中國行商出席，獨獨排斥了法國人。
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推翻了君主製，國王路易十六被送上了斷頭台，這就激怒了歐洲各個君主國，它們聯合起來，槍口一致對著法國。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國首相威廉·皮特在議會下院向法國正式宣戰，由此拉開拿破侖戰爭帷幕。英國牽頭的反法戰爭一打就是22年，正好跨在一口通商時期之內。
西方列強間的爭鬥本與中國無關，正如嘉慶皇帝1808年（嘉慶十三年）說的，“大西洋與佛蘭西彼此構釁，自相爭殺，原屬外夷情事之常，中國並不過問，即如近年緬甸、暹羅二國互相仇殺，節經叩關求援，大皇帝一視同仁，毫無偏向。”［34］可在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10月，廣東官府不得不站了出來。
原來，這回子來了一艘法國商船要進廣州貿易，因為擔心敵對的英國船中途攔截，便先駛入了澳門港。沒想到葡萄牙人借口說殺死了國君的法國人都是些叛逆，便查封了法國商船的全部貨物。
葡萄牙人怎麼也和法國人作了對頭呢？這時世界霸主是英國，家道敗落的葡萄牙明擺著是想借此機會抱抱英國人的大粗腿。
這事鬧到了廣東官府。香山知縣許敦元下諭給澳門葡萄牙當局，說法蘭西出了弑君叛逆，應當由法蘭西人自己討伐，你們幾個西洋國家有爭端就在你們自己家裏鬧好了，別跑到我們這兒來惹事生非；如今法蘭西船到我國來做生意，那就按我們的法度，丈量開艙貿易，怎麼能因為你們兩國之間的爭端，就在我們澳門封別國船上的貨物？再說了，你們既然是出於仁義，可又為什麼劫奪人家的貨物呢？你們葡萄牙人與法國不和就可以這樣幹，那其他國家之間有仇隙，是不是都可以在澳門隨便扣船封貨了？都可以隨意劫奪別人的東西了？這還成什麼體統！
許敦元嚴令葡萄牙人，將法國的人、船、貨，馬上交還法國人，讓他們正常丈量貿易，並告誡說“切勿挾嫌生事，自貽後悔”。
在中國政府的逼迫下，葡萄牙隻好服軟，法國船得以開艙貿易，並於第二年的3月返回歐洲。
1754年（乾隆十九年）9月29日是一個星期天。在廣州黃埔的深井島上，外出遊玩的英國水手和法國水手鬥毆，一個法國水手打死了英國東印度公司的一個水手，英國公司憤然告到兩廣總督處。兩廣總督出麵審理此案，馬上全部停止法國商船貿易，勒令法國人交出凶手。
法國人腦筋一轉，寫了一封情辭懇切的信給英國東印度公司，說當事雙方都是歐洲人，卻讓中國政府做裁判，實在有損歐洲人的利益；所以，他們提出將殺人凶手送回法國受審。
廣東官府不答應。
兩廣總督一邊勸兩國水手和解，一邊堅持要法國人交凶手。10月16日，終於將法國凶手緝拿歸案。第二年，乾隆因平定西北準噶爾叛亂而大赦天下，那個法國水手才得以釋放。
兩廣總督為了一勞永逸地平息紛爭，劃分了兩國水手在黃埔遊玩的範圍，英國人限於長洲島，法國人限於深井島。
但一碰到共同的利益，西方各國又推杯換盞地拜把子了。就是在十三行的平常日子裏，像英國人唐寧說的，“當一個外國人剛到達這麼一個與以往不同的全新的人類生活圈的中心，看到這樣一幕情形時，一定會驚喜萬分。在這裏，你會看見一個奇怪的現象：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因不同的情感、喜好，在別的場合，他們會各自保持孤立，但在中國，由於中國人拒絕和他們有任何形式的結交，他們反而兄弟般地團結一起。當番鬼們和中國人打交道時，番鬼會樂意站在番鬼一邊。盡管在其他時候，他們仍可能相互區別。作為國際貿易本身，她一定非常高興看到她的眾多支持者聚集在一起，並為他們的地位和重要性感到驕傲。”［35］
1840年（道光二十年）的鴉片戰爭，法國和美國雖然沒有加入，但都巴巴兒地盼著中英開戰，巴巴兒地盼著為西方列強打先鋒的英國人取勝；英國人打開了中國大門，他們也好沾沾光。
中國人剛和英國簽訂了不平等的《南京條約》，一扭轉身便迎麵碰上尾隨英國人而來的美國人和法國人，他們依著英國人的樣子，先後強迫清政府簽訂了同樣不平等的中美《望廈條約》和中法《黃埔條約》。
1857年（鹹豐七年），曾經的仇敵英國和法國攜起手來，在俄國美國的支持下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這場戰爭以擴大《南京條約》所取得的權益為目的，實際上是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延續。戰爭中放火焚燒圓明園的，正是英法聯軍，英國和法國聯合的軍隊。
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懷著瓜分中國的激動，這回可是八個列強聯手了，英、日、俄、美、德、法、意、奧八國組織了聯軍，由英國海軍中將摩爾率領著向北京進犯。列強的槍口，齊刷刷地對準了中國。
誰是敵人，誰是朋友？有時說不清楚，如霧裏看花；有時說得清楚，像小蔥拌豆腐。
5. 同病相憐龍與象
被人們稱作龍與象的兩個國家，是中國與印度。
龍曾經這樣說象——
有一個中國人曾在德國柏林看戲，戲演的是英國人占領印度的故事，戲裏麵英國軍官的驕橫和印度君臣的恐悸，這個中國人頓時同病相憐：“使人生無限之感。嗚乎！亡國之禍，可畏也哉。”［36］
戴鴻慈，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到歐美考察的清末五大臣之一，在他的《出使九國日記》中這麼寫道。
象曾經這樣說龍——
有一個早年留學英國的印度人也同病相憐：“中印兩國在隔絕了若幹世紀以後，又被一種新奇的厄運所支配。因為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影響，印度曾經在長期中，不得不茹苦含辛，而中國與東印度公司的接觸雖然不多，但也帶來了鴉片戰爭。”［37］
尼赫魯，印度獨立後的首任總理，在他的《印度的發現》中這麼寫道。
所以，印度人的痛，也是亞洲人的痛。
曾幾何時，隨著西方列強的此起彼落，印度不斷地城頭變幻大王旗。
1498年（明弘治十一年）葡萄牙人達·伽馬第一次來到印度，在西海岸的卡利庫特登陸。那時的卡利庫特是印度的一個小國，一個繁華的港口。善良的卡利庫特人不知西方來客的厲害，熱情地接待遠來的稀客，友好地和葡萄牙人做生意，讓達·伽馬順利地帶回了一船香料。達·伽馬回到歐洲，大名大利大豐收。
卡利庫特人好心燒香卻惹來了鬼叫，就是這個達·伽馬，打好了江山殺韓信。1502年（明弘治十五年），葡萄牙國王又派他來印度。這回他帶來了一個船隊，竟然開炮轟擊卡利庫特，又劫商船又搶貨物。
1510年（明正德五年），葡萄牙人占領了印度的果阿，從此，果阿成了葡萄牙海上帝國的首府。
意大利學者安貝托·艾柯說：“千百年來，古典戰爭的目的是什麼？開戰就是要打敗敵人，並從他們的失敗中獲利。”［38］
後來，帶著睥睨天下霸氣的英國人用槍炮征服了印度。然後就要在失敗的印度人那兒獲利了。
印度不是盛產棉花麼？就說棉花吧。
英國不產棉花，但英國有瓦特，有瓦特發明的蒸汽機，有瓦特蒸汽機帶動下飛速轉動的機器，就有了成本很低的棉紗和棉布，工廠倉庫裏堆積如山的棉布和棉紗。
正好！英國人說。英國與印度正好互補——印度的棉花，賣給英國，低價！英國的棉布，賣給印度，低價！
英國人與印度人，一為刀俎，一為魚肉。英國人在印度大搞改革開放。改革，當然為英國利益改革；開放，當然是向英國開放。
英國人在印度壓低土地稅收，刺激當地農民大種棉花。英國那邊有遍地開花的工廠，工廠裏的紡紗機們織布機們，正張著一個個嗷嗷待哺的大嘴巴，就盼著印度棉花填飽肚子呢。
盛產棉花的印度也盛行棉紡織手工業，家家都有機聲響，戶戶皆有織布女。
這怎麼能行！
這時的英國是什麼？世界工廠！世界工廠的主力軍是紡織工業。紡紗機們織布機們日夜飛轉，快速地靈巧地吐出細白的棉紗細膩的棉布；世界工廠的主人們相信他們的產品是一支無敵艦隊。無敵艦隊不能鎖在家中，必須讓它在無邊無際的海洋橫衝直撞。
這個海洋，就是世界市場。這個世界市場，首先是印度。
收拾印度人，英國人易如反掌。出口印度的英國棉布，英國人把關稅壓得低了又低，三下五除二就把印度的自產棉布打了個落花流水。家裏停了織布機，許多印度家庭的經濟支柱倒了。
印度人為英國種棉花，棉花似潮水般嘩啦啦地湧出去；印度人為英國人買棉布，棉布似洪水般呼隆隆地湧進來，一出一進，中間的利益全落到英國人的腰包裏。
1814—1835年（嘉慶十九年至道光十五年）21年間，英國棉布進口到印度從90萬碼增至5100萬碼，增長56倍多。1813—1844年（嘉慶十八年至道光二十四年）31年間，印度出口到英國棉花從4100噸到40000噸，增長近10倍。
印度的經濟，完全像一根軟耷耷的藤蔓依附在英國經濟的大樹上。
英國人充滿魄力的大刀闊斧的改革開放，取得了豐碩的成果。這個成果，英國人啃起來甜如蜜糖，印度人咽下去苦比黃連。
1836年（道光十六年）在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董事會上，英國人弗蘭斯·卡納克·布朗大言不慚：“在我看來，印度人之所以受重視，似乎是因為他們生來就是給東印度公司納稅的動物。”［39］
肯定有人要反抗，對反抗者英國人決不手軟。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普拉西戰役後，印度士兵兵變，英國東印度公司就將25個印度兵變者塞在大炮的炮口上活活地轟死。
到了19世紀末（光緒年間），獨步一時的英國號稱“日不落”，它擁有殖民地總麵積3350萬平方公裏，占全球陸地麵積的1/4，相當於本國領土的一百多倍。日不落帝國的中心就是遠東的印度。
印度，帝國王冠上最珍貴的寶石。
印度離中國不遠，離廣州十三行更近。
在孟買的Maharashtra邦檔案館裏，藏有一批廣州商人伍秉鑒給印度商人詹姆塞特吉·吉吉博伊的信件。
那還是剛跨入1800年（道光年間）的新世紀不久，有個在廣州做買賣的印度商人叫默萬吉·馬尼克吉·塔巴克，十三行的怡和行同他有生意上的來往。過了沒幾年，塔巴克的一個遠親，另一個印度商人詹姆塞特吉·吉吉博伊，幾次從孟買來廣州。很有可能就在這時認識了怡和行行商伍秉鑒。詹姆塞特吉後來販賣棉花發了財，在孟買根基紮穩，伍秉鑒就請他做了怡和行在孟買的代理商。於是，倆人在十三行與孟買之間生意頻頻，書信頻頻。
受伍秉鑒之托，詹姆塞特吉將中國的絲和肉桂銷往印度和英國，將印度的棉花銷往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