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不打不成相識(3 / 3)

斯當東說:“中國的醫學向不分科,一個人既是內科醫生,又是外科醫生,同時還兼藥劑師。中國的外科知識比其他科更落後。”[81]俗話說繩打細處斷,外科就是中醫這條繩的細處。比如白內障摘除,一種在西醫來說不算大的眼科手術,就擊中了中醫的軟肋。

伯駕對準的,就是這個軟肋。他辦的醫院,就是“眼科醫局”。

伯駕,1804年(嘉慶九年)6月18日出生於美國馬薩諸塞州,1831年(道光十一年)9月畢業於耶魯大學,後來又獲得醫學博士學位。1834年(道光十四年)10月,受美國教會差遣前來廣州。

這個隨洋船來的洋醫生沒有乘洋船而歸,他在廣州安家落戶了。當時行商的首領是最善於與美國人打交道的浩官伍秉鑒,伯駕向他租了十三行新豆欄街豐泰行3號的一套房子,租金每年500美元,1835年(道光十五年)11月4日創辦了一所“眼科醫局”,相當於今天的一個私人診所。後來伍浩官不但免了他的房租,還讚助給醫局300美元。

麻雀雖小,五髒俱全。這袖珍的醫局是座三層樓,第一層,門診部和藥房;第二層,候診室;第三層,手術室和住院部。

伯駕醫術高超,眼科醫局一開診,6個星期之內就有450人來看病。頭一年的病人總數就有2152人,參觀者近7000之多。

美國姑娘蘇珊和中國畫家啉呱曾親曆了伯駕醫生的一次眼科手術的過程,啉呱還用油畫畫了下來。美國國家肖像館至今還保存著啉呱畫的油畫:伯駕1839年(道光十九年)在十三行為中國病人做手術,陽台外的珠江和美國商館前飄揚著的美國國旗清晰可見。

除了醫治眼疾,伯駕還治療其他幾十種疾病,而且還是免費的。眼科醫局門庭若市,上至廣東最高長官,下至僧侶乞丐,近有廣州病人,遠有北京南京等地慕名而至者。伯駕忙得日不暇給,有時一天的診額超過200人。

伯駕的眼科醫局曆時20年,這隻精巧的“麻雀”是我國大陸第一所西醫院。20多年後改名為博濟醫院。一個多世紀後的今天,發展成為中山大學附屬第二醫院。這所大型綜合醫院依舊坐落在海皮上。

中醫和西醫,在廣州口岸紮了堆兒,它們會龍爭虎鬥嗎?

桃花嬌紅梨花嫩白,正所謂各有各的精彩,更何況遇上的是開放豁達兼收並蓄的廣州人呢。

曾經有一個年老的買辦胸口疼痛,他一邊看西醫一邊看中醫,一邊吃西藥一邊吃中藥。

後來他的病好了,見到了給他看病的英國醫生,便拍拍胸脯說,他對中國醫生和英國醫生同樣信任,所以他覺得最好兩種藥都吃;具體辦法是交替著吃,一天吃二三片西藥,下次再吃半茶匙中藥,直到兩種藥全部吃完。

英國醫生一聽樂了,他不知道在無意之中是和哪個中國醫生“合作”了一把,於是幽了一默:“因為這位老人的病是在這種神奇的治療方法下好起來的;又因為我不能發現各自藥物的成功療效,這就好像人們交替著讓豬飽一頓餓一頓以得到五花醃豬肉一樣,所以我樂意與我的中央帝國的不知名的朋友一起分享這一成功的榮譽。”[82]

中醫和西醫,誰說同行就非得是冤家呢?

9. 新年是哪一天?

新年是哪一天?依著西曆或叫陽曆,西方人說是元旦;依著農曆,中國人說是春節。在兩百多年前的中國,像如今一樣既過彼新年又過此新年的,恐怕也隻有廣州了。

元旦正值隆冬季節,也就是正值貿易季,正是各國人士聚集廣州之時。馬士說過西方人在十三行過元旦的盛況:“1832年元旦的一次宴會中,在英國商館的寬敞飯廳裏,席麵上坐了一百位客人。”[83]

中國人最看重人情往來,洋人們過洋節,熱情的廣州人豈能袖手旁觀。於是在每年的這一天,十三行會熱鬧起來,洋人們自不必說,一派新年氣象;中國的行商、買辦、通事等和洋人打交道的人們,都會帶上一些禮物,到外國商館向老外們送上新年的祝福,送上生意興隆的祝福。

轉眼到了農曆的大年初一,十三行又熱鬧起來,洋人也隨著中國人過年。美國人亨特回憶道:“中國的農曆新年,大家都放假。舊廣州的外國僑民中的年輕成員,在那美好的日子裏,總會趁機到各個花園去遊覽。”[84]

不論元旦還是春節,這裏都是一片喜氣洋洋。

這就冒出一個有趣的問題:那時的廣州口岸用的是農曆還是陽曆?中國人和西方人在日期的表述上會打亂仗嗎?請看下麵的幾件事兒。

1831年春節,十三行幾個年輕老外鬧著玩似的寫了一首蹩腳的詩,最後注明寫作時間是,“天朝皇帝陛下道光十一年正月初二日:1831年1月27日於廣州”,[85][原文如此,但正月初二應為陽曆2月14日]這是將農曆和陽曆並著用了。

也有走鄉隨鄉直接用農曆的時候。有一回,十三行的美國人和英國人都丟失了一隻狗,他們寫了一份尋狗啟事貼在十三行大街的牆上:“本年正月初十日,瑞行與荷蘭館走失洋狗各一隻,迄今未回。……特此告知,如有‘仁人君子’知其下落(或許它們是‘迷路’了)而報知者,即賞花紅銀大者2大洋,小者1大洋。……道光十四年一月十五日。”[86]

計算年月日等時間的方法叫曆法,曆法關乎天文學。

在古代,天文學是最有影響最受重視的科學。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種田人看天吃飯,鍾情於看天的中國人,使自家的天文學在古代的很長時間裏都名列世界前茅。

天文學也是最早傳入中國的西方科學之一。西方人是怎麼看天的,中國人也很關注。明清時傳入中國的西方書籍裏,就數天文曆法方麵的著作最多;而且從明代開始到清代,中國朝廷長年聘有西方的天文學專家。

反過來,西方人到中國來也十分注意中國不同於西方的曆法,比如中國60年一個甲子循環的紀年。他們還細細推算,“中國的第一次甲子循環開始於耶穌誕生前二千二百七十七年”,[87]即公元前2277年。

顯然,一口通商時的廣州口岸,中國人和西方人都注意到了對方的曆法,思考著對方的曆法,換算著自己的曆法。

有差別的不僅是天文學,又比如在西方被稱為科學之王的數學。

別說那時的中國人還沒有用阿拉伯數字,就是1960年代的電影《李雙雙》裏,農村婦女李雙雙的丈夫孫喜旺還說過他不認識那些洋號碼字。斯當東回憶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到中國的情形,“我們進到商店裏買了一點東西,看到他們就用相當於其他各國文字表明數目的中國文字來記賬,連代表數字的符號都沒有。”[88]

在計算時使用漢字方便還是阿拉伯數字方便,今天已經無需討論,難怪當年的英國人背後批評中國人,“算術演算需要排列固定位置,不采用阿拉伯符號就困難麻煩得多了。”[89]

中國人用小數,這讓西方人不習慣。在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賬本上,關於進口廣州的貨物的盈(+)虧(-)有這樣的數字:

絨布3600匹 -1.7(兩)

羽紗640匹 +51.0(兩)

長厄爾絨93640匹 -1.4(兩)

毛綢140匹 +0.0(兩)

接著這些賬目後有說明,“大班明顯地不習慣使用小數點;他們曾經在銀兩賬目上應用它,但在使用上亦竭力避免。”[90]

對中國的算盤,西方人倒是交相稱美。

岱摩告訴他的英國同胞,在中國的商店,顧客選定商品後店家就用一個叫做“算盤”的東西計算金額總數,“這種算盤有點像男孩們玩台球時用的計分板。”[91]

亞曆山大的稱許是:“在廣州稱幾千箱茶葉或大包貨物時,都離不開算盤。在歐洲人能夠計算他的賬目很久以前,中國的財政部門就能統一地命名他們的總賬了。”[92]

“在我看來,它真是一個極其奇妙而又重要的東西。”英國東印度公司廣州大班德庇時這麼說,他甚至還說,中國算盤的實際功用“超過了巴貝吉先生聞名遐邇的計算器,是無與倫比的”。[93]巴貝吉是何方神聖?當時英國著名的數學家,雛形計算器的設計者。

十三行時代,正是西方科學技術高歌猛進一日千裏而中國科學技術鵝行鴨步慢條斯理的時代,西方科技之強與中國科技之弱迅速拉開差距的時代,兩者迎頭相遇,優劣高下立判。說說兩個細節——

那時十三行的外國商館必有銀庫,銀庫前擺有天平秤和砝碼,比中國的杆秤精確多了。每年例行到澳門向葡萄牙人收取那515兩地租,廣東官員帶著的是西洋的天平秤和砝碼,而不是中國的杆秤。

人的生活尤其是一日三餐離不開火。可早時,雖說不用像遠古燧人氏那樣鑽木取火,但取火也是一件很費力的事情:拿著像鐮刀一樣的火鐮在火石上打很久,才能擦出火星,引著了火絨或叫紙撚紙媒,再用燃著火苗的火絨點火。但習慣了,也就以為自然了。

馬戛爾尼使團隨團畫家亞曆山大畫過一幅澳門商人的圖畫,附有的文字說明是“他的腰帶上掛著像火柴可以擦出火花的火燫石”。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12月4日晚上,馬戛爾尼與新任的兩廣總督長麟長談,談話間長麟想吸煙,他的隨從走出房門去取火。馬戛爾尼見狀便從身上掏出一個磷瓶——那是舊式的火柴,隻見馬戛爾尼用手指一劃,就擦出火來給長麟點上了煙。長麟大為奇怪:怎麼一個人的衣袋裏可以放了火而沒有危險呢?馬戛爾尼便將磷瓶送了給他。

很快地,西方人不用磷瓶改用火柴了,中國人早先叫它“洋火”。到廣州的西方人常用火柴作為小禮物送給中國人,中國人很喜歡這實用的小玩意兒。

美國商船“公民號”1825年(道光五年)2月到中國,船經虎門時,中國官員上船檢查完畢,美國人送給這位中國官員一盒當時最新發明的火柴,這位官員非常高興,離開美國船時一邊不停地說“請!請!”一邊祝美國人“順風順水”。

還要說說望遠鏡。在好些清代題材的電影中,都有中國或外國軍人使用老式望遠鏡的鏡頭。

望遠鏡,西方的發明。近代物理學之父,意大利科學家伽利略,在荷蘭人的啟示下,1609年(明萬曆三十七年)造出了一架可以放大20倍的望遠鏡。望遠鏡技術很快傳遍了歐洲,在航海和戰爭中大派用場。頻頻與西方人接觸的廣東人對望遠鏡不陌生。十三行行商潘有度介紹說,“千裏鏡,最大者闊一尺長一丈”。[94]

英國人唐寧回憶帶領他們船隻進珠江口的那位中國引水人,隻見“引水直立著,胳膊放在眼睛上方,觀注著即將來臨的海風。他偶爾舉起視若珍寶的老式望遠鏡,以幫助他更清楚地查看遠處極小的東西”。[95]

有一首1820年(嘉慶二十五年)寫於廣州的詩,題目就叫《望遠鏡中望月歌》,“吾思此亦地球耳,暗者為山明者水。舟楫應行大海中,人民也在千山裏。”[96]從望遠鏡中看到月亮中有明有暗,詩人想象暗處是山,明處是水,月亮好比是另一個地球,船隻行走在明處的海水,人們行走在暗處的山裏。這首詩的作者是兩廣總督阮元。

就因為最早最多接觸西方新事物,那時的廣州人既過西方人的新年又過中國人的新年。

但農曆陽曆老是這麼混著也終非良策。到了後來,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第二天就通電各省改用陽曆。

為什麼要用陽曆,陽曆又叫公曆啊;公是什麼意思,就是共同使用,國際通用;用公曆,就是同國際接軌,好同其他的地球人打交道。

到了1913年1月1日,按中華民國最新規定,中國人第一次正式過元旦,也是第一次過公曆節日。而就在同一天,過去神聖的也是神秘的皇家禁地天安門對公眾開放。這兩件事“公”在了同一天,冥冥之中是不是有一條線掛連著?

想想廣州人是什麼時候過的元旦,廣州人先行一步了不是!

10. 茶樹的悲歌

活了,活了,這茶樹活了!——林奈驚喜萬分。

林奈,18世紀遐邇聞名的科學家,植物分類學之父,瑞典烏普薩拉大學教授。

放眼世界的林奈一直在關注著中國。

1751年(乾隆十六年),他的學生奧斯貝克乘瑞典東印度公司船到廣州,采集了一批中國植物標本運往瑞典,被林奈寫進了他的代表作《自然體係》裏。

1763年(乾隆二十八年),一個叫埃克堡的瑞典船長到廣州做生意,回國後將他獲得的中國茶苗送給了林奈,林奈在烏普薩拉植物園裏栽種成活了。林奈由此與中國茶樹結下了不解之緣。

茶樹,茶樹,多少歐洲人的夢!

與林奈出於科學研究目的不同,更多的歐洲人做茶樹夢是出於實用,譬如葡萄牙人。

1812年(嘉慶十七年),澳門有個葡萄牙參議員叫拉法爾·波達多·阿爾梅達,他從澳門向葡萄牙殖民地巴西寄出了茶種,來自澳門的第一批茶種和種茶的中國移民一同被飄洋過海地送到裏約熱內盧植物園。

移民華工中有個叫亞騰的,1812年(嘉慶十七年)從巴西寫信給澳門的南兄,信中說道,他們“三人開得茶園地一座,落得細茶種,條條可生,國王甚至歡喜。啟者連界上下一十餘裏”。[97]

那巴西茶園是個什麼情形呢?1817年(嘉慶二十二年),德國人斯皮克斯和馬修斯參觀了植物園,他們這樣記述:“園中主要種植中國茶樹。目前有六千株茶樹,……這裏種植,采摘和烘焙茶葉的方法與中國的完全一樣。葡萄牙政府特別重視種茶。中國每年向英國出口的茶葉價值達3000萬士姑度。前部長利尼雷亞斯伯爵命人從中國找來數百名中國種植者,據說這些人……是來自中國內地,種茶經驗豐富。”[98]

對茶樹最上心的還是那個飲茶大國。茶樹原產中國,中國隻有一口通商,英國人變著法兒地總想著怎樣才能打破中國的壟斷。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馬戛爾尼使團從北京南下廣州時,在江西與廣東交界處看見了茶園,馬戛爾尼便向農民買了幾株,叫人連根帶泥土挖起,根部做成一個球形,小心翼翼地包紮好。他想帶到英國殖民地印度去栽種。

同葡萄牙一樣,英國人不但要茶樹苗,還要中國的技術工人。“直到最近幾年,仍未有旅遊者注意到茶的炒製方法,可以說這至今還是一項國家機密。為了獲得完整的信息,我們曾經嚐試雇傭幾百名中國工人在印度的上阿薩姆省種植茶葉。”[99]

英國人的目的十分明確,馬戛爾尼就說了,一旦栽種成功,“不出數十年,印度之茶葉必能著聞於世也。”[100]

中國的植物出去,外國的植物進來,太平常了。中國引進的外國植物能列成一串長長的名單:玉米、西紅柿、紅薯、棉花、葡萄……中國植物走出去的,有引入歐洲的花卉,引入北美的稻米、豌豆……這茶樹出國,緣何就“淒淒慘慘戚戚”地悲歌?

時代不同了。什麼不同?西方科技咄咄逼人,中國科技節節敗退。

西方人一眼就看出了中國科技的落後。

馬戛爾尼使團經過華北的市鎮,發現這裏的房子多半是平房,建造非常簡單;窗戶都是紙糊的,沒有玻璃。屋子裏多半是硬土地,沒有地板。整間房子沒有什麼鐵製品,乃至一枚鐵釘子。

中國人沒有肥皂,英國人不得不臨時製作肥皂。使團醫生向中國人要了一些油料,再加上堿做成肥皂,自己用也給使團裏其他的人用。

可笑的是,落後的中國人反而要在西方人麵前擺譜兒。

在承德避暑山莊,馬戛爾尼曾向和珅介紹西方發達的科學技術,還舉了“升天”的例子:過去都以為憑著人的力量是不能離開地麵的,現在歐洲有了熱氣球,升上高空不算什麼難事。馬戛爾尼主動提出,這次使團帶來了熱氣球駕駛員,如果和中堂感興趣,我們可以馬上演示演示。誰知和珅冷眉淡眼的,嘴裏也是大不在乎,馬戛爾尼算是把熱臉貼上了冷屁股。結果,使團帶來的熱氣球駕駛員根本沒派上用場。

馬戛爾尼使團帶來呈獻給乾隆皇帝的禮物更非同一般,幾乎囊括了英國最新科學技術的尖端產品,就像開辦了英國工業最新產品的展銷會:天體運行儀、天球儀、地球儀、望遠鏡、連珠炮、榴彈、毛瑟槍、小銅炮,甚至還有配帶110門火炮裝備的軍艦模型……

我們英明偉大的乾隆皇帝,還沒見到東西,隻一看禮物單就有了聖斷:這都是夷人在自我炫耀,沒什麼了不起的,這些東西,天朝原來就有;你們把我這話告訴夷人,別讓他們臭美。於是,這些東西都冷落在了一邊。

直到1860年(鹹豐十年)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在一個角落發現了這些禮品,其中兩門榴彈炮上麵還刻著“沃爾維奇1782(Woolwich1782)”。

還有這樣的洋相,馬戛爾尼使團的英國人遊覽圓明園,在正大光明殿裏看見一張桌子上擺著一座老式的英國自鳴鍾。一個老太監自豪地告訴英國人,這鍾是中國人自己造的。英國人奇怪了,上前細細一看,鍾上還有英文呢:倫敦理敦赫爾街喬治克拉克鍾表店造。英國人對老太監淡淡一笑,連爭辯一下的興趣都提不起來。

談到這個時期中國的對外關係,美國曆史學家斯塔夫裏阿諾斯遺憾道:“有史以來,從未有過一個民族麵對未來竟如此自信,卻又對即將麵臨的風暴如此缺乏了解。”[101]

馬戛爾尼們刷新了歐洲人對中國人的印象:甩著長辮子的中國人,隻不過是蹣跚在沒落夕陽下的一個執而不化的垂暮老人,雖然他曾經有過英雄蓋世的青年和壯年。

有了這樣的西方人,有了這樣的中國人,茶樹就有了悲歌。

移植過程可以想象,“多少事,欲說還休”,隻說結局吧。

正如美國學者說的,“從中國福建偷偷帶走的茶樹種子在[印度]加爾各答種植之後帶來了輝煌的收獲。”[102]而茶樹在印度栽培成功,使國際茶葉市場從根本上發生了變化。最起碼,茶葉從印度運往歐洲,路途就大大縮短。

如果光是這些硬件條件的改變也還罷了,在軟件條件上中國也輸給了別人,真就要命了。

中國種茶人,農家散戶,手工技術;再說,從采摘到製作到運輸,從中介商人到廣州行商到出口,那叫一個折騰。在印度,茶葉生產機械化,一個茶園就千株萬株,種植、摘取、泡製、裝潢,及至運送外地銷賣,始終集於一權歸於一主,最後所獲之利也歸於一。

茶樹似乎是一樣的茶樹,那邊茶樹後麵站著一個大工業的英國,這邊茶樹後麵站著一個小農經濟的中國,一個是鋪天蓋地的集團軍,一個是行走草澤的散兵遊勇,所以終於有了悲歌響起的那一天。“凝眸處,從今又添,一段新愁。”

1840年(道光二十年),英國在印度阿薩姆邦和錫蘭大量種植的茶葉開始輸出,不但供應本國,還銷往西歐各國,中國茶葉出口應聲銳減。英國人責怪中國人自己不爭氣:“英國之視中茶與視印茶,並無厚薄之分,乃中國甘願自棄,不與印度比賽也。”[103]

再後來,英國人寫的《粵海關十年報告》(1882—1891)(光緒八至十七年)裏說,“在當今世界大部分市場上——目前大體上仍可將俄國除外——印度茶和錫蘭茶已迅速而穩固地站住了腳,而中國茶則越來越失去銷路。”[104]

到了1892—1901年(光緒十八至二十七年)的《粵海關十年報告》,更是說,“廣州紅茶的出口量,1892年為65106擔,但1901年跌落到6656擔。廣州茶葉貿易的重要性已成過去”。[105]

這真像宋代那晚景淒涼一頭白發的李清照:“如今憔悴,風鬟霜鬢,怕見夜間出去。不如向簾兒底下,聽人笑語。”

一個民族,不論古老或是新生,如果不自省自強,幸運之神會丟賤地投懷送抱嗎?

茶樹的悲歌,是中國人的悲歌,中國的悲歌。

注釋

[1]陳繼春:《錢納利與澳門》,第137頁。

[2]田濤、李祝環:《接觸與碰撞——16世紀以來西方人眼中的中國法律》,序言第11頁。

[3][7][19][法]老尼克:《一個番鬼在大清國》,第25、29、29頁。

[4][美]亨特:《舊中國雜記》,第40頁。

[5][10][16][英]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第242、242、402頁。

[6][英]C.R.博克舍編注:《十六世紀中國南部行記》,第98頁。

[8][英]約翰·巴羅:《我看乾隆盛世》,第407頁。

[9][11][英]愛尼斯·安德遜:《英國人眼中的大清王朝》,第52頁。

[12][13][英]馬禮遜夫人編:《馬禮遜回憶錄》,第45、142頁。

[14][法]伊凡:《廣州城內》,第57頁。

[15][英]馬戛爾尼:《1793?乾隆英使覲見記》,第173頁。

[17][美]亨特:《廣州“番鬼”錄》,第30頁。

[18][澳門]《文化雜誌》編:《十六和十七世紀伊比利亞文學視野裏的中國景觀》,第67頁。

[20]鄭曦原:《帝國的回憶——〈紐約時報〉晚清觀察記》(增訂本),第13頁。

[21][22][24][25][美]多米尼克·士風·李:《晚清華洋錄》,第59、76、78、79頁。

[23][澳門]《文化雜誌》編:《十六和十七世紀伊比利亞文學視野裏的中國景觀》,第237頁。

[26][28]李長森:《明清時期澳門土生族群的形成發展與變遷》,第81、3頁。

[27]章文欽箋注:《澳門詩詞箋注》明清卷,第261頁。

[29][35][法]老尼克:《一個番鬼在大清國》,第208、212頁。

[30][英]約翰·巴羅:《我看乾隆盛世》,第161頁。

[31][38][英]劉潞、吳芳思編譯:《帝國掠影——英國訪華使團畫筆下的清代中國》,第160頁。

[32][英]馬戛爾尼:《1793?乾隆英使覲見記》,第127頁。

[33][34][36][美]亨特:《舊中國雜記》,第128、121、120頁。

[37][英]愛尼斯·安德遜:《英國人眼中的大清王朝》,第57頁。

[39][英]唐寧:《番鬼在中國》,下冊第七章。

[40]俞明主編:《〈南京條約〉與香港百年》,第424頁。

[41]章文欽箋注:《澳門詩詞箋注》明清卷,第304頁。

[42][46][49]陳繼春:《錢納利與澳門》,第158、139、157頁。

[43][47][法]老尼克:《一個番鬼在大清國》,第43、47頁。

[44][英]約翰·巴羅:《我看乾隆盛世》,第234頁。

[45][48]江瀅河:《清代洋畫與廣州口岸》,第130、154頁。

[50][51][55][英]詹姆士·奧朗奇:《中國通商圖:17—19世紀西方人眼中的中國》,第159、168、182頁。

[52][53][法]伊凡:《廣州城內》,第19、21頁。

[54][英]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第479頁。

[56][英]C.R.博克舍編注:《十六世紀中國南部行記》,第3頁。

[57][法]佩雷菲特:《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第59頁。

[58][62][美]亨特:《廣州“番鬼”錄》,第73頁。

[59][美]菲利普·查德威克·福斯特·史密斯:《中國皇後號》,第170頁。

[60][美]亨特:《舊中國雜記》,第274頁。

[61][英]格林堡:《鴉片戰爭前中英通商史》,第76頁。

[63][英]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第387頁。

[64]唐文雅主編:《廣州十三行滄桑》,第68頁。

[65][美]納揚·昌達:《綁在一起·商人、傳教士、冒險家、武夫是如何促成全球化的》,第166頁。

[66][67][美]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二卷第687、680頁。

[68][美]亨特:《廣州“番鬼”錄》,第77頁。

[69]陳勝粦:《林則徐與鴉片戰爭論稿》(增訂本),第242頁。

[70][71]仇華飛:《早期中美關係研究(1784—1844)》,第224、225頁。

[72][73][74][英]詹姆士·奧朗奇:《中國通商圖:17—19世紀西方人眼中的中國》,第353、313、314頁。

[75][76]廣東省文史研究館:《鴉片戰爭與林則徐史料選譯》第180、182頁。

[77][78]陳勝粦:《林則徐與鴉片戰爭論稿》(增訂本),第248、249頁。

[79][80][英]馬禮遜夫人編:《馬禮遜回憶錄》,第158、160頁。

[81][英]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第484頁。

[82][英]唐寧:《番鬼在中國》,第十九章。

[83][美]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一卷,第81頁。

[84][85][美]亨特:《舊中國雜記》,第7、14頁。

[86][美]亨特:《廣州“番鬼”錄》,第91頁。

[87][88][89][英]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第493、281、495頁。

[90][美]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二卷第491頁。

[91][法]老尼克:《一個番鬼在大清國》,第133頁。

[92][英]劉潞、吳芳思編譯:《帝國掠影——英國訪華使團畫筆下的清代中國》,第93頁。

[93][英]約·羅伯茨:《十九世紀西方人眼中的中國》,第43頁。

[94]潘剛兒、黃啟臣、陳國棟:《潘同文(孚)行》,第174頁。

[95][英]唐寧:《番鬼在中國》,第一章。

[96][清]阮元:《研經室詩錄》,第31頁。

[97][98]劉芳輯:《葡萄牙東波塔檔案館藏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第123、122頁。

[99][法]老尼克:《一個番鬼在大清國》,第102頁。

[100][英]馬戛爾尼:《1793 ?乾隆英使覲見記》,第203頁。

[101][美]斯塔夫裏阿諾斯:《全球通史:從史前史到21世紀》,第364頁。

[102][美]特拉維斯·黑尼斯三世、弗蘭克·薩奈羅:《鴉片戰爭》,第94頁。

[103][104][105]廣州地方誌編纂委員會辦公室、廣州海關誌編纂委員會編譯:《近代廣州口岸經濟社會概況》,第311、861、916頁。

商館側貌 油畫 1825—1835年 啉呱(傳) 繪

外國商館前麵一側有圈養的羊隻。

官府宴請 版畫 1843年 原作:[英] 托馬斯·阿羅姆

蘇珊畫像

油畫 1840年代 謝爾曼 繪

賈梅士洞 版畫 19世紀中葉 原作:[英] 托馬斯·阿羅姆

澳門白鴿巢公園一景,山石上一座亭子,亭子下是敞大的“賈梅士石洞”。

廣州的戲園

水彩畫 1793年 [英] 威廉·亞曆山大 繪

圖上方標有英文:“中國劇場,1793年於廣州”

戲曲畫 瓷畫 約19世紀

錢納利自畫像 油畫 1840年

玩牌 中國油畫 19世紀中葉

廣東一個富裕家庭的生活圖景,牆上掛著的油畫是錢納利的《廣州的英國商館圖》,足見錢氏在廣東的影響。

啉呱自畫像 油畫 1854年

廣州十三行圖(局部) 水粉畫 1760年 廣州佚名畫家繪

臨江而建的外國商館,是一排西洋建築。

廣州十三行圖(局部)

水粉畫 1760年 廣州佚名畫家繪

英國商館與荷蘭商館。

瑞行俯視示意圖

廣州街道 版畫 19世紀中葉

原作:[英] 托馬斯·阿羅姆

一條典型的廣州街道,路邊的騎樓和樓房上的百葉窗,都是歐式風格。

水彩畫 1793年

[英] 威廉·亞曆山大 繪

一個傳遞皇帝命令的中國官員。

西方油畫

七艘英國東印度公司商船組成的船隊正在穿過南中國海。

中國難民在英國 版畫 1757年

[英] 塞雷斯 速寫 伯福德 繪製

中國船“耆英號” 1840年代英國雜誌《倫敦畫報》上的版畫

停泊在英國泰晤士河上的“耆英號”。

藥鋪 中國畫

當年西方人對原圖的說明:一排排抽鬥,一隻隻壇子裏放著初步加工的中草藥材,藥鋪夥計按照藥方將一味味藥稱好、配好、包紮起來交給顧客;在藥鋪做事的人往往通曉中醫知識,醫生開的藥方猶如天書,也隻有他們看得懂。

伯駕醫生和弟子關阿多

油畫 1839年 啉呱 繪

圖中背景是珠江,有寶塔和船隻,岸邊旗杆上飄揚著美國旗幟;伯駕神態自若地坐在扶手椅上,手中握的和桌上擺的是中國的典籍;正給患者治療的是他的中國弟子關阿多。

商人與算盤 水彩畫

1793年 [英] 威廉·亞曆山大 繪

為英使團提供食物和必需品的澳門商人 水彩畫

1793年 [英] 威廉·亞曆山大 繪

畫家的原圖說明:……他的腰帶上掛著像火柴可以擦出火花的火燫石……

19世紀的歐洲銅版畫

正在實驗室工作的伽利略,麵前是一架望遠鏡。

油畫 [荷蘭] J.威特 繪

林耐1736年出版的植物學著作在西方受到熱捧。

采茶 中國水彩畫 約1800年

版畫

1784年在歐洲升空的熱氣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