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確，對那些到廣東來的老外們來說，能有一個中國畫家采用西方的手法來繪畫他們的肖像，以此作為他們踏上過東方這片土地的記錄，還能有比這更合適的紀念品嗎？
法國人維拉就記述過陪同一位英國朋友到啉呱處畫肖像的經曆。
維拉住在十三行廣場的法國行。那是夏日的一天，那位英國朋友一大早來到了法國行，維拉一看，喝，這老兄，穿的竟然不是大熱天裏常穿的白夾克，而是一套最流行的倫敦式禮服，一派紳士的打扮。也難怪，留下自己的最佳形象嘛。維拉陪著這位朋友，高高興興地往同文街的啉呱畫室走去。
請啉呱畫一幅肖像，《廣州紀事報》上說價錢是15元，也有人說是20元，這就和啉呱的英國師傅有矛盾了。如果請錢納利畫肖像得出100元，而且交貨時間也長；啉呱不但價錢低得多，交貨也快。這一來，很多生意就跑到啉呱那裏。氣得錢納利吹胡子瞪眼睛，說這啉呱和賊沒什麼兩樣。這叫什麼？用廣州話說是，教識徒弟餓死師傅。
“啉呱的成功是由於他能接受西方的繪畫技術和理念。對於廣東畫壇來說，其個人成功所帶來的象征意義和榮譽遠大於其實際影響”，［49］澳門學者陳繼春先生這樣品評。
啉呱的畫作走出了十三行，走出了中國，多次被送到英國皇家美術學院、美國紐約阿波羅俱樂部、美國波士頓文藝協會、美國賓夕法尼亞美術學院展出。
不管錢納利對啉呱怎麼褒貶，這個廣州仔也是他出色的徒弟。
5. 歐式商館的中國風
在古韻悠悠的中國，與西方世界相隔的中國，十三行的建築，嘿，洋風洋味，堪稱一絕。
英國國家圖書館裏，如今還藏有一幅非常珍貴的圖畫，那是在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一個沒留下姓名的廣州畫家為歐洲人繪製的長卷，28英尺長，29.25英寸寬，長卷上畫的正是歐式商館的整個正麵圖。英國人評價說是“色彩鮮豔，筆觸細膩，描繪詳細”。［50］
1839年（道光十九年）9月，英國的博爾熱寫道：“陌生人一登上廣州，就會對夾雜在中國房屋之中的歐洲商館的建築所製造的非凡效果感到無比震驚。因此，我首先要描述這個被至高無上的皇帝出讓給野蠻人的小小的地盤。
……所有的商行都有台階與河相連，用以裝卸貨物。……最後一個區是東印度公司的商行，它帶有一個由柱子支撐的突出平台，使其他的行都相形見絀。它的確是廣州的外國建築中最漂亮和最有價值的。”［51］
這個地盤，就是十三行江邊一景：一溜兒是一家挨一家的外國商館，一律坐北朝南麵向珠江。廣州老百姓又稱作夷樓或鬼子樓。
說它們是歐式，首先是那時中國建築中少見的三層樓房。一層在地下，用做賬房、倉庫和儲藏室；中國雇員們，像買辦、傭人們也住在一層。一層最重要的是加了鐵門和石牆的銀庫。二層做客廳和飯廳，也用作辦公。外國商人高高在上，臥室在三層。
歐式商館有朝陽的露台，綠色的百葉窗，希臘式的門楣和大石柱。像英國商館裏還掛著西式枝形的大吊燈，寬敞的大廳裏掛著巨幅油畫。商館每一個屋頂都有三四個煙囪，這在廣州的房屋建築中是沒有的，大概與洋人房間裏的西式壁爐相通。
內地人到廣州，最抓他們眼球的無疑就是這些洋樓了。
1782年（乾隆四十七年），有個叫曾七如的山東舉人到過十三行，他的日記中有荷蘭館的參觀印象：洋樓前懸掛著荷蘭旗，守門的洋人深藍的眼睛，拳曲的頭發。屋裏呢，地麵是猩紅色的地毯，天花板懸吊著水晶燈，可以貯火五十盞。總之是讓他大開眼界的一派異國風情。
如果靜下心來細細觀察，歐式商館裏也有中國風格。比如，商館多是灰瓦灰牆，這就是中國式的。
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法國人伊凡一行住進了十三行商館。在伊凡的眼中，這樓房像是一座迷人的宮殿，歐式的“屋頂形成一塊露台，鋪著花崗岩，當陽光照射時，就像點綴著鑽石”。［52］不過，“所有房間的裝飾都體現了歐洲奢華與中國典雅藝術的融合：有華麗的鏡子，英式和法式的鍾表，以及本地特產的玩具和象牙飾品。”［53］
中西合璧麼，尤其要說的是瑞行。
十三行廣場上的外國商館都稱“館”：英國館、美國館、荷蘭館……偏偏瑞典商館模仿中國商家的“行”因而叫“瑞行”。瑞行的後半部分是西式的，頭進大屋和前半部門樓卻是中國風格，屋沿飛簷鬥拱，屋頂琉璃瓦。
更有趣的是門上掛著的招牌，上書“Sui Hong”，是西文，但這個“Sui Hong”卻是 “瑞行”的廣州話拚音。
這些商館的設計者是洋人，建造者是中國人。中國政府是不準許外國人在這裏蓋房子的，這些商館都是十三行商人的資產。建造投洋人所好且功能齊全的商館，多妙的一種招攬外商的手段，還可以大把大把地收房租呢。
做著中西生意的中國大商人，家中也是中西合璧。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12月19日，英國第一次訪華的馬戛爾尼使團從北京南下到達廣州。這麼些英國人，中國方麵安排他們住哪兒呢？副使斯當東在回憶錄中說：“使節團被招待住在西岸。館舍共有庭院若幹進，非常寬敞方便。其中有些房間陳設成為英國式樣，有玻璃窗及壁爐。”［54］
英國式樣！這英式的館舍又是什麼地方？斯當東沒有說。
1816年（嘉慶二十一年），第二個英國使團訪華，第二年的1月1日，從北京南下到達廣州。使團秘書依裏斯在《新近出使中國記事》中說，他們在1月12日訪問了浩官的家，浩官家離他們的住地很近，其花園中還有當年馬戛爾尼住過的房屋遺址。“浩官的房屋……從其宏大的規模看，配得上他200萬的財富。這座別墅，或不如稱之為宮殿，分成若幹套間，用鍍金和雕刻裝飾得華麗、美觀……”［55］
哦，原來第一個訪華特使住進了怡和行伍浩官的別墅裏。
如此中西合璧，在行商家居中蔚然成風。
十三行商人潘仕成在廣州西郊建了一個園林叫“海山仙館”，也有人叫它“潘園”。這座名噪一時的園子裏，亭台樓閣流動著依依中國氣韻，內中也閃動有斑斑點點的西式光亮，比如那大理石的地板，比如那枝形的吊燈……
中國多平房，西方多樓房，這是古代中西建築的區別之一。挨金似金，挨玉似玉，挨著歐式洋樓的中國街市，十三行的同文街和靖遠街，也就多是二層的樓房。
同文街，因潘啟官的同文行而得名，外國人稱為新中國街，街邊一家連著一家兩層的商鋪樓房，而且，臨街一麵的二樓窗戶，很多還是西式的百葉窗。
做著中外小生意的中國小商人也是中西合璧。
中西合璧還可以出口到西方。
有個荷蘭人叫斯赫倫堡，是荷蘭東印度公司的一個商務官。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這個荷蘭人做出了一個驚人之舉，用海船把一座中國園林式的樓閣“廣州閣”搬到荷蘭巴倫，讓它坐落在那裏的假山和池塘之間。
同時運去的還有一座“北京閣”，都是先在廣州預製，再分散運去歐洲組裝。
廣州閣，至今還在巴倫亭亭玉立。
遠在北歐的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近郊有一個梅拉倫湖，湖邊有一群王家別墅，自然是西式的別墅，但別墅中有一座中國閣，屋裏各種紫檀中式家具中有一道屏風，屏風上繪的是中國端午節賽龍舟的場麵。
這座中國閣，是1753年（乾隆十八年）瑞典王後洛維沙·烏爾裏卡33歲生日時國王阿道夫·腓特烈送給她的禮物。
而在美國的費城，沃爾納特大街359號住著一個富商叫約翰·拉鐵默。他的家裏，擺的是中國的漆製家具，掛的是中國絲織帷幕，糊的是中國壁紙，陳列的是中國牙雕，客廳還懸掛著一幅醒目的油畫，是廣州大火的圖景，估計是1822年（道光二年）的那場大火。
同為建築藝術，東方有東方的燦爛，西方有西方的絢麗。不必仇敵般地對峙，不需爭勝式地貶斥，相伴相濟，相容相益。不拘不泥的廣東人，喜看燦爛與絢麗攜手，樂見絢麗與燦爛並行。
6. 你的書來，我的信往
雁去魚來，音問相繼，在中外貿易如此繁盛的廣州口岸，中國人和西方人的信件文書是怎麼交遞的呢？
中國人和西方人的書信都是托人傳遞的，但是方式很不相同。
在西方人眼中，看到的是中國的馬，驛站的馬。
中國國土幅員遼闊，比如在鴉片戰爭時接替林則徐的欽差大臣琦善身負緊急公務，從北京趕往廣州還走了差不多60天。然而，中國公文傳遞方式，即各地向朝廷上遞奏折和皇帝向各地下發諭令，那速度卻快得驚人，讓歐洲人又新奇又驚訝，就是因為驛站和馬匹。
所謂驛站，就是信使歇息和換馬的地方。唐代詩人岑參有詩：“一驛過一驛，驛騎如星流。平明發鹹陽，暮及隴山頭。”斯當東沒這詩興，但他的描述很具體：公文用騎馬的方式傳遞，將公文袋綁在騎馬人的背上，公文袋底係有好幾個響鈴，馬一跑，鈴一響，旁人均得讓路，每跑十或十二英裏，將公文袋交給下一個驛站，換人換馬，繼續飛奔前進。送公文的騎馬人不論晝夜晴雨必須拚命趕路。仔細觀察驛站的馬匹，葡萄牙人伯來拉說：“驛馬體積小，但奔走迅速。”［56］
馬戛爾尼掐算過：1500英裏的路程，驛站傳遞費時不過10天，最多也就是12天。他們覺得這種傳遞方式的好處是雖然快速但人馬都不會疲倦。法國人佩雷菲特對中英兩國的比較是：“中國郵政超過英國郵政，就如英國船隊超過中國船隊一樣。”［57］
不過，中國的驛站隻是官家的專用郵路，掌控在國防部即兵部手中。望著呼嘯奔來又絕塵而去的驛馬，無緣無分的平頭百姓，隻能透過馬蹄揚起的黃塵，癡癡地幻想著神行太保送信八百裏日行或柳毅傳書之類的神話。
西方人的特點是海，通過海船托人傳遞。
西方人寫信用的不是中國的筆墨紙硯，在廣州的亨特說，“我們不得不自製墨水（墨粉從英倫運來）……我們的信件或船運文件用加糊封或印封發送，因為還未有像信封那樣的東西（而中國人已使用了幾百年！），我們亦未能享受到昂貴難得的郵票。而且就一艘船帶來的全部函件而言，船上的每一個受托人就是他自己的‘郵局’，他根據本人的便利交送。”［58］
美國“中國皇後號”就當過這樣的受托人，帶信給廣州的達斯莫林斯：“我們帶了一封來自費城的莫利特先生的信給達斯莫林斯先生，他一直對我們很友好，還幫我們在當地準備了夷館，並且協助我們安頓下來。”［59］
這“中國皇後號”從出發地紐約到廣州，距離大約1.8萬英裏，行程188天，收到這封信實在不容易。
當時，海上傳遞信件都有時間過長的問題。從廣州到馬六甲英華書院學漢語的亨特說，“我在書院期間，偶然會收到我美國家中的來信，是經過廣州和新加坡轉來的，由三板船送到。收到的時間離發信日期平均要七個月。”［60］
海上傳信不但時間長，而且風險很大。
1596年（明萬曆二十四年），以達德利爵士為首的一家英國公司派了三艘商船赴中國，英國女王托這幾條商船帶了一封致中國皇帝的信函，後來這支船隊沒了消息，這封信也同樣沒了消息——船隊沉沒在大海中了。
海上送信如此的難，寄信人受托人和收信人都得講點技巧。
馬戛爾尼使團在來華的途中，船隊的幾條船在海麵上盡量拉開互相的距離，為什麼呢？中國政府對英國使團有什麼反應有什麼安排，是馬戛爾尼急切想知道的。這些消息，會有返回英國的東印度公司船隻帶信過來。所以，船隊要控製更大的海麵，就像撒開一張大漁網，不要漏過了要捕獲的魚——返程的英國船隻。同時，使團船隊幾百號人中，大多數都寫好了家書，要托返程的船隻帶回英國。
果然，在東南亞巽他海峽的入口遇到了一隻從中國來的東印度公司船，得到了東印度公司廣州大班給使團的信件。
英法戰爭打起來了，海洋上更是不安全，“整個戰爭時期，商業文書的往來是很不確定的”（格林堡語），［61］為了保證書信能送達收信人手中，廣州與歐洲之間的信件往往一式三份甚至是四份，交給不同船隻發送。
在廣州，外國人的書信傳遞有約定俗成的規矩。當一艘外國商船抵達廣州，船上又有受托的信件，這些信件必要等到這艘商船離開廣州甚至駛出虎門後，信件才能送到收信人手中。
這個規矩看似不近情理，但所有的外國人都很能互相諒解：“這是很容易想象得到的，如果一家在紐約的行號派出一艘名叫‘女獵人號’的船，運載一批貴重貨物去1.2萬海裏外的市場，假如該船帶來的競爭對手行號的函件按時遞交，通知往來行號馬上將貨物處理，告知該船出口的貨物詳目和回程的定單，它的利益會受到巨大的損失。因此，很有理由將函件延擱。直到該船的代理人已將他的購貨辦妥——至少他有權延擱。”［62］
由於西方各國信件要通過海路，所以往往得經由廣州。馬戛爾尼使團在中國內地期間，“從歐洲來的更重要的更有興趣的信件係要由廣州寄來”。［63］又比如在北京的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珍藏著法國國王路易十四給康熙帝的書信，這封信是在1699年（康熙三十八年）由傳教士白晉通過廣州再呈遞上北京的。
廣州，是中國連接西方世界的信息中心。
十三行行商直接與外商打交道，公事私事都很多，書信來往少不了。尤其是貿易季之外的時間，外商都得離開廣州移居澳門，廣州行商與住在澳門的外商之間更要靠信件來往。如果遇上急事或大事，行商們就要親自到澳門跑一趟。
嘉慶六年（1801年）四月，粵海關催促英國兵艦（又稱巡船）速速離開珠江口，於是潘有度等八個行商以“弟”為自稱，聯名寫信給在澳門的英國東印度公司大班——
茲本日奉關部大人發諭一件，係著弟等通知大班，速飭剌犁巡船克日開行回國，毋任逗留。今抄白諭帖寄閱，煩大班遵照諭內事理催令開行，仍先將該剌犁巡船定於何日開行日期即日回書，以憑稟覆。［64］
有美國學者考究說，在成吉思汗時代，憑借一個個驛站和接力騎手組成的通信網，就讓那時的外國人好不驚羨。“埃及馬穆魯克王朝的蘇丹在蒙古境內目睹了這一體係，隨即加以仿效。這種製度又從埃及傳入拉丁語係的基督教世界，並最終為哈布斯堡王朝學得，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郵政體係。”［65］
確鑿無疑的是，一口通商時，西方已經開始了近代意義上的郵政，就是由國家興辦的利用運輸工具傳遞信息的通信行業。比如英國皇家郵政，開始於1635年（明崇禎八年），郵政業務既對官也對民。1840年（道光二十年），英國發明了世界上第一枚郵票，一張漂亮的麵值半便士的黑色郵票。
那時廣州口岸已有了西方的郵船。
1801年（嘉慶六年）英國軍艦“自大號”駛到了伶仃洋，艦長奧斯本致函英國公司廣州商館，就提到“從印度來的‘羚羊號’郵船，最近已到達此間，我希望你們從它那裏得知我們已經到來”。［66］
英國軍艦為何而來？這一年，法國聯合西班牙侵占了葡萄牙，英國人擔心法國進一步圖謀澳門，東印度公司倫敦總部寫了份秘密訓令。1802年（嘉慶六年）1月22日英國“伊麗莎白號”到達廣州，英國的大班們從船上的郵包裏取出了這份秘密訓令。
廣州的大班們的回信同樣由“伊麗莎白號”帶回國。因為信中涉及兩國戰事，算是機密文件，廣州的大班們生怕信件在途中被敵人截獲，所以在信上特別提醒“伊麗莎白號”：“如遇有來自敵人的危險，即予以銷毀，但應等到最後一刻。”［67］
那時的西方郵政還很不完善。1829年（道光九年）12月14日，英國的加爾各答郵政總局委托葡萄牙船“大膽號”，將118份信函帶往廣州。但直到1833年（道光十三年）6月22日英國人才發現這批信函在澳門的葡萄牙海關躺了三年半。英國人氣極了，當天就憤怒地向澳門葡萄牙總督投訴。
在中國出現的第一個郵箱，第一個郵局，都很令中國人尷尬。
第一個郵箱出現在伶仃洋的鴉片躉船上，那是供販賣鴉片的英國商人通信用的。
第一個郵局出現在十三行，一個直屬倫敦英國郵政總局統轄的“英國郵局”，那是1834年（道光十四年），英國商務總監督律勞卑擅自在他的駐所開辦的。
開辦郵政是一個國家的主權，英國人連聲招呼也不打，說侵犯就無顧無忌地侵犯了。
1839年（道光十九年）廣東禁煙正如火如荼，林則徐給英國維多利亞女王寫了一封信，申明了中國政府禁煙的正義和決心。這封信怎麼弄到英國去呢？
林則徐通過郵寄方式，信件交給了一艘返航的英國船。可是這封信不知道什麼原因不知了去向。
又有一艘英國商船“擔麻士葛號”到廣州，船長叫華納。這艘從孟買開來的船上隻是棉花沒有鴉片，船長還按中國政府的要求簽署了不售鴉片的保證書，這讓林則徐很高興。於是請華納船長當信使，把給維多利亞女王的信的副本交給了他。
華納倒也守信用，回到英國就想方設法將信送給首相巴麥尊，卻被巴麥尊辦公室傲然拒於門外。中英兩國正鬧得不可開交，華納便將這封信作為猛料報給了《倫敦時報》。
林則徐的信沒到女王手中，但讓倫敦市民通過報紙讀到了。
7. 有一個波士頓水手
波士頓，美國東部一座著名的港口城市。波士頓水手，那就是美國人了？
NO，NO，NO，他是中國人，廣州的一個買辦。波士頓水手是他的外號，真名實姓沒有記載。
波士頓水手長期受雇於美國人，美國船到黃埔十有八九請的是他。亨特回憶說，“他深受這個［黃埔］島上鄉民的尊重，並且有禮而親切。”美國人把他視為“寵兒”，於是讓他開了一次洋葷，邀請他做了美國船“哥薩克號”的管事，為此去了一趟波士頓，沒準他的外號就因為這一次出國旅遊而得來的。
如今普通中國人去一趟美國都是件大事，那個年代更是鳳毛麟角。波士頓之行讓這個老買辦終身難忘，成為他不斷向人們津津樂道的趣事。
波士頓水手活了很大歲數，去世時應該是年老體衰了，但仍然讓美國人個個惋惜，“視為重大損失。”［68］
在古代的中國，在封閉的中國，敢到印度洋大西洋闖蕩，敢到歐洲美洲闖蕩，這種人寥寥可數。真要在這“寥寥”之中數一數，那呀，大都是廣東人，而且還是無錢無勢的窮苦的廣東人。
澳門有個窮愁潦倒的瞎子，外號叫盲清，全名叫謝清高，廣東梅縣人，生於1765年（乾隆三十年），卒於1821年（道光元年）。
謝清高少年時就隨商船出海，18歲那年不幸遭遇大風，船翻落水，被葡萄牙人救起。從此，他在外國商船上當水手，從1782到1795年（乾隆四十七年至六十年），在海外度過了14年的漂泊歲月。正所謂才被雷打又挨火燒，他在31歲時再次不幸，雙目失明，謝清高成了盲清。他被船主解雇了。饑寒交迫的盲清流落在澳門，靠做點翻譯勉強度日。
1820年（嘉慶二十五年），也就是盲清去世的前一年，一個梅縣的舉人楊炳南在澳門偶遇盲清，沒想到這個叫花子似的瞎子老鄉肚子裏裝滿了故事，曾周遊世界見多識廣的盲清，向楊炳南聊起了他多年的海外經曆和異國他鄉的種種奇情趣聞。
一股強烈的寫作衝動在楊炳南心中不可遏止，他將盲清的口述在自己的手下變成了筆述，很快成書，題名為《海外番夷錄》，簡稱《海錄》。1820年（嘉慶二十五年）在廣州出版。
顯然，南下廣東禁煙的林則徐翻閱過這本書。他在1839年（道光十九年）9月1日向道光皇帝奏稱：“查《海錄》一書，係嘉慶二十五年在粵刊刻。”［69］
這是中國第一部介紹世界概況的著作，包括東南亞及歐美各國。
比如書中謝清高對美國的描述：“芊裏幹國在英吉利西，由散爹裏西少北行，約2月。由英吉利西行，約旬日可到，亦海中孤島也。疆域稍狹，原英吉利所分封，今自為一國。風俗與英吉利同，即來廣東之花旗也。”［70］
研究早期中美關係的學者仇華飛說，“謝清高是否去過美國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當時無人知曉美國的情況下，他的《海外番夷錄》是近代中國第一部關於西洋的著述，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71］
那個年頭，確實有人為讀書而出國的，比如前麵說過到意大利那不勒斯神學院的中國留學生，比如據當時的美國報紙報導，1800年（嘉慶五年）有一位華人到美國學習英語。到了1818年（嘉慶二十三年），美國康州康威爾城的“國外布道學校”又有一名來自中國廣州的姓王的學生入學。
但是，走出國門的人，大都還是像謝清高那樣為了生計外出的打工仔。
還以北美為例。
1788年（乾隆五十三年），一個叫約翰·米爾斯的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船長，看上了北美西部沿海又多又好的木材，想在那兒建造船隻。他在廣東挑選招收了一批能工巧匠，隨他的船去了北美的溫哥華島。英國人在那兒一邊買賣毛皮，一邊帶著中國工人造了一條40噸的帆船“西北美洲號”。
荷蘭人凡·布拉姆·霍克格斯特，是荷蘭東印度公司駐廣州的代理商，1796年（嘉慶元年）移居美國費城。他造了一幢房子，裏麵是古雅優美的中國風格，取名叫“中國退隱園”。值得一提的是，布拉姆到美國時隨身帶了五名中國仆人。
1795年（乾隆六十年），美國商人奧多尼爾從廣州返回美國的船上雇用了3名中國海員，“亞官”“亞全”和“亞成”，他們在美國東海岸巴爾的摩登岸。在費城住了10個月後，他們返回了中國。
還有其他的西方國家。比如就在乾隆下旨限定廣州一口通商的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英國出版了一幅塞雷斯速寫，伯福德繪製的鏤刻凹版的畫作，題為《中國難民在英國》。畫上一個身穿清式服裝的中國中年男子，右手拿著一根中式長煙鬥，站立在一間屋子裏的大門邊，地板是西式的大方格花磚，門外是英國城市風光。
圖畫下麵有這樣的說明：“這個中國人1755年來到裏斯本，正值地震時期，奇跡般生還。他經曆了許多艱辛，並受到葡人的虐待。他在1756年前往英倫，有幸得到英皇陛下及皇室成員的接見，並受到貴人等等的關愛。他們向東印度公司請求送他回國，因此他被送上一艘東印度公司的船，回到了他的故鄉廣州。”［72］
廣州，這個國際大碼頭，給了廣東人走出國門的機會，更給了廣東人走出國門的勇氣。
第一艘到英國的中國船叫“耆英號”，柚木造的三桅帆船，長160英尺，橫梁寬25.5英尺，主帆9噸，主桅距離甲板85英尺高，載重800噸。這是拿蒲那等幾個英國人在廣州購買的，以當時的兩廣總督耆英的名字命名。賣船的是哪個中國人？中國人和英國人都秘而不宣，因為中國法律嚴禁把中國船賣給外國人，所以見不得陽光。
英國人為“耆英號”留下了幾幅繪畫，使今天的我們得以看到它的倩影。
當年的《倫敦圖畫新聞》刊登過一幅，還附有說明：“第一眼看到的最顯著的特征，也許是高聳的船頭和船尾；前者離水麵約30英尺，後者則高達45英尺；而按照中國航海家奇特的觀念，每艘船的船頭都飾有一隻大眼睛，寓意能使船隻識別海上的航路。‘耆英號’內外均繪有天朝最流行的漂亮圖畫。和在其他方麵一樣，它在裝飾上完全不同於別國的船隻。”［73］
“耆英號”由英國船長凱利特率領，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12月6日離開珠江口，目的是參加在倫敦舉辦的博覽會。船上有30名中國水手和12名英國水手。
“耆英號”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3月31日經過了好望角，在航行了477天後，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3月28日來到英國。
列們看官，您有沒有注意到，這一趟的航程特別地長，用了將近一年四個月才從廣東到英國。原來中間還有一段插曲。
“耆英號”原計劃是直接駛往倫敦的，但在南大西洋離開聖赫勒拿島後，因為逆風和潮流而偏離了航向，結果在無奈之下駛向了美國的紐約港。
沒想到，“耆英號”到紐約，迎來的是一個火辣辣的場麵，《倫敦圖畫新聞》記載：“它進了港口，受到港內雲集的船隻揚旗和鳴炮的歡迎。人們都特別渴望參觀這艘船；它到達後的幾天裏，登船者每天多達七八千人。”［74］
之後又順帶訪問了波士頓，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2月17日“耆英號”才從波士頓出發，橫渡大西洋，開往倫敦。
“耆英號”上的30名中國水手，不知道有沒有人又起個外號叫“波士頓水手”？
8. 第6565號病例之謎
這是《1839年醫院工作報告》中寫得特別長的一個病例，裏麵藏著一個謎。
報告是伯駕寫的，一個在十三行行醫的美國醫生。其實也就一般的疝氣，“該病例無甚令人感興趣的特點，事實上該病人也從未被見到。不過，我們認為，談談與這樣一位顯赫的大人物的交往，並非一件毫無意義的事。”［75］
也就是說，之所以如此重視這個病例，原因不在病情，而在於這個病人。
1839年（道光十九年）7月，這個病人通過南海縣令和行商首領伍浩官，來向伯駕尋求醫治疝氣的藥物。伯駕告訴他們，為了減輕病痛，病人要帶上一種托帶。那我們就要這托帶，南海縣令和浩官說。不行，伯駕一個勁地搖頭，那托帶是一定得由醫生親自依著病人的體形配置的。
幾個月裏，又有幾撥人前來要托帶，伯駕都不肯鬆口。
伯駕終於知道，這個病人是當時的風雲人物，欽差大臣林則徐。“由於官規的約束，他不能來看醫生，也不能讓醫生去看他，我們仍然拒絕給他托帶。”［76］
到了年底，又有欽差大臣的兩個隨從來了。充滿神秘色彩的謎就發生在這一天，一同來的還有一個人，欽差大臣的弟弟。
弟弟對伯駕說，“他的兄弟疝氣很嚴重，大小就跟他自己的一樣。所以，適用於他的托帶也就適用於他的兄弟。”［77］這麼一說，伯駕隻好依他的身材給配上了托帶。一邊看病，弟弟一邊還滔滔不絕地問了許多有關美國的情況。弟弟顯然很滿意，看完病後把伯駕手頭所有的五條托帶都帶走了。
第6565號病例之謎引起了後世學者的興趣。曆史學家陳勝粦先生考證了一番，發現林則徐隻是兄弟倆，此時唯一的弟弟病入膏肓奄奄一息，還在福建老家呢。陳勝粦先生揭開謎底：“向伯駕要托帶治療疝氣的‘弟弟’，令人有理由懷疑可能就是畢生以化裝私訪、微服出行著稱的林則徐。”［78］
林則徐看西醫，神神秘秘的。也有外國人看中醫，倒是大大方方的。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夏天，馬戛爾尼使團一到珠江口，便有一個叫擺勞氏的隨員因為貪吃水果鬧得又吐又瀉。廣東官員為英國人叫來了一名醫生，自然是中醫的郎中了。
這位郎中一言不發，上來就為英國人診脈。英國人見他把三個指頭按在自己的手腕處，三個指頭一會兒這隻輕那隻重，一會兒那隻輕這隻重，大約過了10分鍾，郎中放開英國人的手說，您這個病，是吃得太多傷了胃。
英國人大吃一驚：真是神了！我可是什麼話都沒說啊！怎麼就斷得那麼準呢？郎中開了個方子，擺勞氏服藥後很快就好了。擺勞氏於是逢人就說：中國醫生，挾有神術，不是我們西方醫術可以比擬的。
奇異的中醫激起了西方人強烈的好奇心，在廣東居住十多年的英國醫生李溫斯東說：“多年來我曾觀察在廣州和澳門的街道上和商場裏被當作藥品出售的多種曬幹的植物。這些草藥品種從未載入歐洲的藥典”，“我不懂中文，無法去作實際調查，不知道這些中草藥是否也能減輕歐洲人的病痛。”［79］
存了這個心思，廣州和澳門的中藥鋪就成了李溫斯東常出常入的地方，“在廣州的中藥店的常用中藥約有300種，但東主李先生告訴我，大約隻有30種是常用藥。在廣州有一位中醫常隻用一種中藥，那就是大黃。他姓王，有人稱呼他是‘大黃王’。我很久以來就認為，遠在兩千年前，中國人就精通醫藥學，要比西方任何國家早得多。”［80］
中國本是中醫的一統天下。但廣州來了好多洋船，洋船帶來了洋人，洋人帶來了洋醫生。西醫在廣州異軍突起。
1805年（嘉慶十年）的9月16日，一艘洋船帶來了一個洋醫生，引發了一件在中國醫學史上不能不書一筆的大事。
他叫巴密士，西班牙的禦醫，在1803—1806年（嘉慶八至十一年）傳播種牛痘術的環球之旅中，途經澳門。
咦，種牛痘術不是英國醫生詹納在1796年（嘉慶元年）發明的嗎，怎麼是西班牙醫生環球傳播呢？
原來，西班牙人從哥倫布挑頭發現了西印度之後，也將美洲原來沒有的流行疾病天花帶到了美洲，對天花沒有抵抗力的土著人大量死亡。單單1520年（明正德十五年）那場席卷特諾奇蒂特蘭的天花大傳染，僅一年，墨西哥中部的居民就有一半因病死去。
西班牙人著急了，穩定美洲人口，算是西班牙的一件大事。
巴密士從西班牙出發到美洲，接著到菲律賓的馬尼拉，那裏也是西班牙的殖民地。當他再從馬尼拉到達澳門的這一天，是1805年（嘉慶十年）的9月16日。
巴密士一到，澳門馬上成了一個種痘中心，澳門葡萄牙當局和英國東印度公司積極支持這一善事。巴密士在澳門逗留了40天，接種了44人。巴密士離開中國繼續他的環球之旅，1806年（嘉慶十一年）回到西班牙。
就用一根針，在手臂上紮那麼幾下，這算個什麼道道！種牛痘術一開始並不為中國人接受。
眼光獨到的是十三行行商，不是一個兩個，而是整個行商集體。有了熱心腸的他們，難事不難了。潘有度，盧觀恒，伍秉鑒、鄭崇謙等行商湊銀在十三行開設了一個種牛痘局，請了邱熺等人來種痘。
邱熺，廣東南海人，曾在英國東印度公司當買辦，跟著公司的醫生學會了種痘，於是成了中國掌握種牛痘術第一人。
到了1828年（道光八年），十三行商人潘仕成在北京宣武門開設了牛痘局，接種牛痘的工作由廣東人餘心穀具體操作。北京醫生紛紛前來學習種牛痘術，種牛痘術從澳門從廣州，走向了全中國。
中國有中醫，為什麼西醫能傳進來，而且是最早傳進中國的西方科學技術之一呢？
恰恰是中醫之短，給西醫的進入提供了充分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