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不打不成相識
1974年是英國畫家錢納利誕辰二百周年。這一年，澳門政府重修他的墓地。在墓誌銘上，中、英、葡三種文字分別從不同的角度注述了錢納利的生平：
中文——英國畫家佐治·錢納利，生於1774年1月5日，倫敦，卒於1852年5月30日，澳門。
葡萄牙文——佐治·錢納利，1774—1852，自1825年始在澳門生活和工作到逝世的英國畫家，二百周年誕辰，城市級的紀念。
英文——紀念錢納利，威廉和伊莉莎伯·錢納利的兒子，生於1774年1月5日，於倫敦高富廣場弗烈街四號，1852年5月30日卒於澳門鵝眉街八號。
依君主的力量，我走我的路。［1］
對這三種不同的注述，可以加上美國人薩拉·康格說的一段話來理解。
薩拉·康格，清代末年的美國公使夫人，曾長時間居住在北京。在給侄兒的一封信中她曾經這樣寫道：“每種外國思想都會與不相協調的中國思想相碰撞。當這種碰撞拋起雜音時，人們需要時間和細心的聆聽才能捕捉到二者的共鳴……”［2］
這不應了中國的那句老話麼，不打不成相識啊。
1. 筷子與刀叉的相逢
東方的筷子與西方的刀叉在中國相逢在廣州相遇，喝，有熱鬧好瞧了。
先看刀叉遇到了筷子——
1836年（道光十六年）8月12日，廣州官員林大人宴請英國醫生岱摩。岱摩第一次拿起了中國的筷子，他仔細端詳：“八九法寸長，烏木或象牙做成，極其光滑，頂端鑲銀。”後來，他在給英國朋友的信中這樣描述：“您一定知道，當地人不用刀叉，而是用兩根小棍子……一根夾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間，另一根在拇指和中指間。在兩根筷子的接觸點——需要一定的靈活性——夾住肉塊送到嘴裏。”
當時十三行行商繰官［譯文如此，但翻譯有誤，行商中無人叫“繰官”］坐在岱摩旁邊，岱摩一臉認真地模仿繰官的樣子使用筷子。岱摩無奈地發現，當繰官靈活地用筷子夾起桌上最滑溜的菜時，他“卻總是無法將扁扁的香腸片或熏火腿片送到嘴裏”。［3］繰官一邊取笑著他的笨拙，一邊熱情地將一大塊燕窩送到他的嘴裏，而這塊粘乎乎的燕窩，岱摩已經竭力地擺弄了好幾分鍾。
再看筷子遇到了刀叉——
“桌子的各個角都放著一盤盤燒得半生不熟的肉；這些肉都泡在濃汁裏，要用一把劍一樣形狀的用具把肉一片片切下來，放在客人麵前。我目睹了這一情景，才證實以前常聽人說的是對的：這些‘番鬼’的脾氣凶殘是因為他們吃這種粗鄙原始的食物。他們的境況多麼可悲，而他們還假裝不喜歡我們的食物呢！”［4］一個叫羅永的廣州人這樣寫在寄去北京天安街的信中，寫於道光十年（1830年）五月初三。
筷子和刀叉的差別多了——
比如大與小。
用慣了刀叉的老外們發現，用筷子的中國人“總是把肉品和蔬菜切成小塊”。［5］相反，西方的菜肴常是切成大塊的。
馬戛爾尼使團在中國期間，中國廚師們努力迎合英國人的口味，比如豬、雞、鴨肉都斬成大塊，有點像西餐的豬排的做法。而火雞和鵝，就更是仿照西方人的習慣整隻地燒。
正因為中國人不用在餐桌上動用刀子，所以老外們理解了，中國的餐桌上“沒有桌布，也沒有餐巾，因為桌子很好，他們吃得也幹淨，以致無需這些東西”。［6］
比如涼與熱。
愛喝酒的西方人很快注意到，中國人喝酒要喝熱的，這和西方人很不同。英國人岱摩就在林大人的宴席上發現，“葡萄酒是熱的，因為當地人認為所有的冷飲都有損健康。”［7］
“中國人就喝涼水一事與這位醫生爭論不休，”巴羅說的是英國使團裏的吉蘭醫生，中國人問他，“如果上天有意要我們喝水或其他飲料都喝涼的話，那麼為什麼我們的體液都是熱的呢？他們似乎忘了所有的熱血動物，除開人類，隻能喝到冷水。”［8］
比如蒸與烤。
同為主食，中國的饅頭是蒸的，西方的麵包是烤的。老外們仔細地考察過中國人的廚房，發現中國的廚房沒有烤箱——那是西方人不可缺少的炊具。
有的老外將饅頭叫成麵包，“這些麵包，雖係很好的麵粉所製，但不合我們口味……它的樣子宛似普通的洗衣皂切成兩半。”［9］
做饅頭的整個製作過程，從和麵到搓成團到上籠屜，他們都細致地記錄下來：“蒸籠是木頭做的，分成幾層格子，饅頭放在格子上麵，四周嚴密封閉起來。”［10］“當鍋子裏的水煮沸時罩上一個同木盆一樣的鍋蓋，等它幾分鍾；這就是烤麵包的全部過程，如果可以稱之為烤麵包的話。”［11］
筷子和刀叉是可以相與而歡的。
馬禮遜1808年（嘉慶十三年）在廣州寫下日記：“今晚，1月4日，我和一家中國人共進中國式的晚餐。事實上，我到廣州後就練習吃中國飯。”［12］這一天，離他抵達中國還不到4個月。後來他又在一封信中寫道，“我每個禮拜都在吃同樣的菜，而且是用筷子吃的。”［13］
與西方人頻頻接觸的十三行行商，家中就備有精致的西式銀質刀叉和玻璃餐具。廣州商人宴請洋人時，善解人意的主人知道這些老外吃中餐會不飽，中式酒宴後便把老外們請到另一間房裏，那裏有事先安排好的歐式上等酒宴，讓他們好好享用家鄉風味。這一來，主客雙方會在互相稱道中盡興而散。
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法國拉萼尼使團成員伊凡和伽略利曾與十三行商人潘仕成共進晚餐。潘仕成按歐式禮儀拿出優質的瑪爾戈紅葡萄酒招待客人，並對法國朋友說：“所有歐洲的酒類之中，這是我最喜歡的。我完全習慣了它。喝這種酒時，我能在家中的每個角落裏聞到比臘梅還要香的香味，它使得整個香山都香了起來！”［14］
還有牛的事兒。在農耕社會，耕田犁地的牛是珍貴的，我們國家甚至曾經有過私宰耕牛罪，沒有官方同意，殺牛是犯法的。
但西方人的飲食偏偏少不了吃牛肉羊肉和喝牛奶，十三行的外國商館裏，就常常養有牛或羊，正如馬戛爾尼說的“吾等有一日不可無此君之勢”。［15］
中國人對西方人的這個飲食習慣給予了尊重和寬容。
外國商船在黃埔丈量完後，粵海關送上的禮物中就有一頭牛，後來增加到兩頭。
尤其是對馬戛爾尼使團，“中國人不懂得吃牛奶、牛油和幹酪。當他們知道英國人需要喝牛奶，他們費了許多事找到一個會擠牛奶的人，在駁船上養了兩條乳牛，沿路跟隨遊艇。”［16］這讓英國人心裏暖暖的。
人們都說食在廣州。廣州美食給外國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亨特曾參加過行商潘啟官的宴請，在潘家吃過純中國菜的筷子宴。宴席上有燕窩羹，有海參、鴿蛋、精製的魚翅和燒鮑魚……席上一個老外還寫詩助興：“筵席大張，五光十色，目不暇接；盡粵省之美饌，以娛嘉賓。”［17］
亨特還記得席間一個有趣的細節，有一道菜肴端上席的時候，一個不懂中國話的外國客人一邊指著這道菜，一邊對著上菜的侍仆叫“嘎、嘎”，意思是問這是不是鴨子。這個不懂外語的潘家侍仆也很機靈，他先是搖搖頭，再是有禮貌地鞠了個躬後回答“煲汪汪！”他用狗的叫聲“汪汪”否定了“嘎、嘎”，告訴客人這是煲狗肉。
中國飲食最讓西方人詬病的是宴席的冗長和繁雜。
1563年（明嘉靖四十二年），葡萄牙人巴羅斯說，“中國饌食豐盛，費時耗力，幾乎餐餐宴會，從早吃到晚。所以佛蘭芒人和德意誌人是不會到中國去的。”［18］
1836年（道光十六年），英國人岱摩說，“這場晚宴讓我精疲力竭。整整花了七個小時。盡管進餐過程中允許起身在大廳裏走上一圈，盡管禮儀允許偶爾抽上一兩口煙，但是到底是一件可怕的事情”。［19］
1860年（鹹豐十年），美國人說，從晚上七點開始就餐，“當我們終於從餐桌旁起身時，已是晚上10點鍾了。廣州的晚餐可真要命，不到就寢時間你難以離開餐桌，而且在肚子非常飽的情況下，要站起身來也的確是個考驗，尤其是當你已經吃了十幾道不同的菜，品嚐了主人家所有品牌的酒，並且一晚上都在不斷吸煙的情況下。對此，廣州人起了個很好的名字，叫‘消夜’。”［20］
中國人的老祖宗說，民以食為天。同在一顆星球上，同在一片藍天下，筷子和刀叉總要相見，總要搭話，也總要握手的。
2. 外來的媳婦外來的郎
有這麼一段祖孫倆的對話，對話的這一天是大年初六，對話的地點在順德，與廣州緊鄰的一個縣。
1840年（道光二十年）初，在廣州做官的孫子回家鄉給祖母叩頭拜年，祖母很為孫子的婚姻大事著急，仔細地詢問孫子在廣州的女朋友——
祖母：她漂亮嗎？她叫什麼名字？
孫子：蘇珊。
祖母：蘇——珊——？那是什麼名字？
孫子（吞吞吐吐地）：她是美國人，是外國人。
祖母（大為吃驚地）：什麼？是個洋鬼子？
孫子：是的，祖母。
祖母：她的頭發是什麼顏色的？
孫子：金色。
祖母：金色？那她的眼睛呢？
孫子：藍色。
祖母：藍色？我還以為洋鬼子的女人都是紅發綠眼睛的。［21］
那時，廣州人眼中的外國人還是蠻夷，也沒有什麼涉外婚姻，孫子竟要娶一個番鬼妹，想必老太太惱怒得要背過氣去。
可偏偏無巧不成書，這家人家的先祖叫李樂如，明代末年天啟年間的禮部侍郎，因是東林黨的成員，被大太監魏忠賢下了大獄，受盡了折磨。後來是一位基督教的傳教士救了他，本來要被判死刑的國家副部級官員李樂如，改為流放到廣東順德當個小小的縣令，從此李家便紮根廣東。
雖說是200多年前的事，但這段家史，讓身為N代孫媳婦的這位老太太沒有那種對洋人的抗拒感，老太太居然笑了，對孫子說，既然你喜歡，就隻管追求她好了。
也正因為這種家族淵源，孫子的父親即老太太的兒子對此事也有當時難得的開通。那時還沒聽說過中國人娶外國女子的，看到兒子憂心忡忡，父親反過來勸他：“不用擔心，任何事總有第一次的。為什麼你不可以成為第一個娶‘番鬼女’的中國人？”［22］
我們得說說相中了番鬼妹的這個孫子了。
他叫李致祥，出身官宦世家，走的是科舉正道。葡萄牙的曾德昭神父在1643年（明崇禎十六年）寫過一本《中華大帝國記事》，他說中國的“學位分為三等：秀才、舉人和進士；為了理解方便，可以說他們是學士、碩士和博士”。［23］按此說法，李致祥就是學士碩士博士一路考上來的。
1839年（道光十九年）他已經是個六品官，他的父親李新華是三品，也算是大官。一品大員林則徐來到廣州禁煙，選中了總督府裏28歲的李致祥當助手。
當初因為父親的推薦，李致祥進了兩廣總督衙門當差，又因為他的差事老要同洋人打交道，他就跟一個美國婦女學英語。這個美國婦女的丈夫是個傳教士，叫京威廉牧師，24歲的蘇珊是這對美國夫婦的女兒。
美國女孩兒蘇珊，親身體會了與西方迥然不同的廣州婚俗。
一開始就是一場爭端。
一天，住在十三行廣場的京威廉夫婦忽然聽到門外有人找，一開門，進來了一個衣著華麗的中年婦女。隻見她領著六個挑夫，抬著三口大木箱。這個中年婦女沒忘記帶上一個翻譯，因為她不懂英語。
客人和大木箱都被引進屋裏，中年婦女笑盈盈自我介紹，她叫陳夫人，是個媒人，受廣東監察禦史李新華大人的委托，替李家向蘇珊小姐提親。說完便叫人打開三口大木箱，展示了豐厚的聘禮，光黃金就一百兩，還有各式貴重的絲綢珍寶人參等東西，還有一套英國的銀質餐具，美國的自鳴鍾等，把京氏一家三口驚得張大嘴巴說不出話來。
不是美國人見不得世麵，而是他們認為，結婚是兩個人的事，為什麼要節外生枝地弄個媒人來窮折騰呢？他們很有禮貌地請媒婆把聘禮帶回去。
要是說成了這樁婚事，媒婆可以得100元賞錢呢，陳夫人不好說破，但她是生命不息嘮叨不止的架勢，極力說服這些不懂中國規矩的洋人，“你現在是在中國，便得依照我們的習俗。況且，我不能令禦史大人丟臉的。”［24］
過後，李致祥再到京氏家來上課，蘇珊便氣鼓鼓地質問這種提親：“我是出售的嗎？你以為可以像買一串項鏈或母雞般把我買回去嗎？”［25］
一個月以後，這一對中美婚配的新人，在十三行的洋教堂舉行了西式婚禮，由蘇珊的父親京威廉主持。出了教堂，便是隆重的中國傳統婚禮，在李家大屋舉行，由李致祥父親李新華主持。這時的蘇珊完全依照中國的習俗，穿上了中式裙褂，戴上了鳳冠霞帔，蒙上了紅蓋頭，在司儀的高聲唱引下，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對拜。
中國小夥李致祥和美國姑娘蘇珊的結緣，在十三行破了天荒。
說過了外來的媳婦，再說說外來的郎。
每年的6月10日是澳門的“葡國日”，在這一天，澳門的葡萄牙人會到賈梅士山洞那兒舉行紀念活動。賈梅士，葡萄牙大詩人，葡萄牙的李白與杜甫，就是我們要說的郎。
1556年（明嘉靖三十五年），賈梅士來到澳門。
鬱鬱而不得誌，又在非洲的一次戰鬥中瞎了一隻眼的賈梅士，偏偏是一條硬漢，一個高才。每趁公餘閑暇，他就到後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這個山洞裏吟誦詩句，日日而又夜夜，結晶為《葡國魂》。全詩分10章，1102節，每節8行。
在這段日子裏，他結識了一個中國姑娘。姑娘伴著異國的情郎，伴著異國的《葡國魂》；兩人如糖似蜜，如魚似水。
可惜甜日子不長。賈梅士被押往印度，因為一場法律糾紛，他要去接受審訊。癡情的中國姑娘執意隨他同往。
誰知，老天爺不佑有情人。在途經緬甸時遭遇大風，船翻了，巨浪吞沒了中國姑娘。會遊泳的賈梅士逃過了一劫，在危急中，他沒忘了用嘴銜上他的詩稿。
後來，賈梅士回到了裏斯本，很快發表了《葡國魂》，因此一鳴驚人。
《葡國魂》，成了葡萄牙文學史的一座豐碑，賈梅士，成了葡萄牙國寶級的詩人。
那時的澳門，實實在在地集中了中國最多的涉外婚姻。
澳門是葡萄牙人的居留地，其實純血統的葡萄牙人很少，所謂的葡萄牙人多數是澳門土生葡人。
葡萄牙人從本國到遠東來，這個過程前後經過了五個世紀。葡萄牙本土人口就不多，出來的絕大多數為男性。這些東來的葡萄牙男人，走一路，撒一路，撒下他們生命的種子。
葡萄牙人占領印度和馬六甲的時間都很長，這些葡萄牙男人的另一半，有印度女人，馬來女人……總之，留下了很多歐亞混血兒。等葡萄牙人走到澳門來時，第一批定居的葡萄牙人，已多數是這些歐亞混血兒了。
定居下來的葡萄牙人在澳門蓋起了許多兩層以上的樓房。他們自己住樓上，樓下的房子出租，租給來澳門做生意的商人或本地華人。葡人與華人成了低頭不見抬頭見的上下左右鄰居。日子一長，有的葡萄牙人說起了中國話，穿上了中國衣服；也有的中國人說起了葡萄牙語，穿起了洋服。
那時澳門的歐洲婦女極少，像1636年（明崇禎九年），曾隻有一個白人婦女。可中國女子多啊，中國女性純良溫順，葡萄牙人又讚又愛，於是，迎娶中國女子成了一種風氣。1582—1583年（明萬曆十年至十一年）在澳門居住的阿豐素·桑切斯神父曾寫信給菲利普國王：“澳門的葡萄牙人與中國女人結婚要比與葡萄牙女人結婚容易得多，他們崇尚中國女人的美德。”［26］
同時，也有華人男子入贅葡萄牙女家的。廣東順德人張琳寫過這樣的詩，“莫怪澳中人盡賀，良辰交印得唐兒。”［27］按葡萄牙人的婚俗，以男嫁女叫“交印”，葡萄牙姑娘“娶”了中國男子（唐兒）為婿，澳門人都高興地祝賀他們。
澳門出了一茬又一茬廣州話說的“半唐番”（混血兒）。
比如，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11月21日，在澳門的風順堂，一個取了葡文姓名叫安東尼奧·多斯·雷梅吉奧斯的中國人與土生葡人女子麗達結婚，之後生了16個有葡人血統的兒女。
又比如，在裏斯本的葡萄牙國家檔案館東波塔裏有一份1826年（道光六年）的香山縣公文，裏麵就提到澳門的一個叫馬帑厄爾的葡萄牙人娶了中國女子嚴氏，嚴氏的母親曾叫兒子，就是馬帑厄爾的小舅子嚴亞照送水果到馬帑厄爾家裏去，姐姐還高興地讓弟弟留宿在家中等等細節。
華洋多年的融合，使得澳門的土生後裔產生了一種身份認同上的特別意識。澳門一位當代作家、土生葡人飛曆奇先生在2003年曾說過，“我們不是葡萄牙人，亦不是別的什麼人，我們隻是Macaenses！”［28］這個Macaenses，直譯就是“澳門人”，意譯就是“澳門土生人”。
外來的媳婦外來的郎，在中國，數廣東人的涉外婚姻最多，古代如此，現代也如此。
3. 中國歌劇與英國管弦的交響
“外國人把京戲叫做Beijing Opera，沒見過那五色的油彩愣往臉上畫。
‘四擊頭’一亮相，美極啦，妙極啦，簡直OK頂呱呱！”
這是戲歌《唱臉譜》，唱的是外國人對京劇的獨特感受，英語Beijing Opera是“北京歌劇”之義。
現代外國人和古代外國人真是不謀而合了：“必須指出，幾乎所有的中國戲劇都是真正意義上的歌劇”，［29］這是一百多年前英國人岱摩在廣州看了《竇娥冤》後的感想。
中國傳統的戲曲，廣東民間叫大戲。戲曲，戲曲，曲就是戲的根底，所以演戲也叫唱戲，看戲也叫聽戲。老外們說opera（歌劇）真真說到點子上了。外國人到中國不看上一出中國opera，真乃一大遺憾。
一口通商時京劇還沒出娘胎呢，但有它的娘在。中國戲曲，源遠流長。
那，在廣州上演的是什麼opera呢？
一口通商的廣州，來的不止外國商人，還有很多內地商人；商業盛，人氣旺，外省的戲班子蜂擁而來，安徽的徽劇、江浙的吳劇、湖南的湘劇、江西的贛劇、河南的豫劇、廣西的桂劇……廣州舞台好不熱鬧。“一批名角常常從南京去廣州演出，似乎大受十三行的商人以及其他富紳的歡迎。”［30］英國人巴羅曾這樣證實。
諸多opera的紅火，催熟了一個新生兒，雍正年前後，廣東開始有了自己的opera，粵劇呱呱落地；到嘉慶道光年間，粵劇便出落得亭亭玉立，跟全國眾多的opera並肩而立了。
那時外國人看的是哪種opera不得而知，或許繁多的中國歌劇他們分辨不清？不管怎麼說，他們大都看過，也都喜歡，因為主要的娛樂活動就是看大戲，正如馬戛爾尼使團畫家威廉·亞曆山大所說，“馬戛爾尼特使和英使團成員在廣州時，每到晚餐便有戲劇表演以供娛樂。”［31］他的一幅畫兒就叫《廣州的戲園》，畫兒的上方還用英文寫著“中國劇場，1793年於廣州”。
1817年（嘉慶二十二年）1月，阿美士德訪華使團到了廣州，十三行的行商宴請英國人，使團醫生麥克勞德也回憶說，整個宴會期間，在大廳一側的舞台一直上演著戲劇。
老外們以別樣的眼光看中國opera，是一種什麼感受呢？是“OK頂呱呱”嗎？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9月18日，朝廷為慶賀乾隆生日在熱河開演大戲，馬戛爾尼和乾隆一齊看戲。乾隆坐在戲台正中間的前麵，馬戛爾尼等英國人坐在兩旁的廂位。
那天演的是折子戲，英國人對劇情不覺得新鮮，對表演形式倒是很考究。中國戲曲載歌載舞的特點被英國人一下子抓住了：“有歌有舞配以音樂”。［32］
中國戲曲的“景”不在布景道具上，而都在表演者身上，對這個特點，廣州的亨特說得很清楚：“中國的戲台沒有能落下來的幕，也沒有整套更換的布景，很多東西純粹留給你想象。表演‘開門’，是把雙手舉到設想中的鎖的高度，然後將‘門扇’朝左右推開，一腳跨過想象中的門檻，於是觀眾就想象出另一個景致或另一個房間。如果要表演‘上馬’，騎馬人就把右腳跨過想象中的馬背，抓著想象中的韁繩，用鞭子抽打那想象中的坐騎的臀部。這樣，當他繼續步行演他的角色時，觀眾卻已想象他是騎在馬背上了。外國人總覺得這些很好笑，不管這個戲的主題是喜劇還是悲劇。”［33］?
在中國戲園裏，唱戲唱到妙處，台下觀眾常常大聲叫“好”！這是中西方不同的看戲習慣。這一天的皇家戲園也如此，坐在馬戛爾尼身邊的幾個中國官員不但自己叫好，還又努嘴又擠眼地示意馬戛爾尼，生怕馬戛爾尼不懂“美極啦妙極啦”，會意的馬戛爾尼隨聲附和，學著用中國話跟著高聲呼叫：好！好！
在廣州，老外們看戲的觀感很多——
“曆史劇的服裝華麗到極點，而且與時代的風格式樣相符合。這些服裝都是用色彩優美的富麗絲綢做成的，上麵有金線和絲線繡成的花，這也是戲劇吸引人的一個方麵。”［34］
“我也欣賞《竇娥冤》中的一場戲，我們最倨傲的詩人都會為之動容。”［35］
“沒有一個國家比中國更熱衷於演戲的了。中國的戲劇是哀傷的、悲慘的，而常常也是極其滑稽的。有的悲劇性的戲描述大漢朝的古老曆史事件，漢朝繁榮在公元最初的兩個世紀。還有的戲講的是戰國時代的故事，比漢朝還要早600年！”［36］
中國戲曲深深地吸引了中國通德庇時。德庇時是英國東印度公司駐廣州的最後一任大班，不久又任英國駐廣州商務總監督，鴉片戰爭後出任第二任的香港總督。
德庇時翻譯了元代武漢臣的雜劇《老生兒》（Heir of Old Age），戲裏說的是一個叫劉從善的商人老年得子的故事，1817年（嘉慶二十二年）在倫敦出版。他還翻譯了《漢宮秋》（Sorrows of Han），元代馬致遠的作品，說的昭君出塞的故事。
西方人在廣州看中國的歌劇，中國人也在廣州聽西方的交響樂。
英國東印度公司商船“範西塔特號”就帶過一個樂隊來廣州。那次，為了招待在十三行的外國僑民，這個樂隊在十三行廣場進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演奏，樂手們都穿著整齊的紅製服，觀眾是外國人，這古裏古怪的音樂一下吸引了不少廣州人。這是外國樂隊在十三行廣場的第一次演奏。
馬戛爾尼使團也帶來了一支樂隊，走一路，奏一路。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的聖誕節，馬戛爾尼使團是在廣州度過的。節日的晚上，十三行又響起西洋交響樂。那是在東印度公司的商館裏，主人們熱情地招待馬戛爾尼一行，拉起琴吹響號，英國人在廣州盡情地演奏美妙的樂曲，抒發節日的歡樂。
不知怎的，西方人對中國的鑼是特別地注意又特別地不喜歡：“這種鑼是一種銅質圓形的樂器；在某些程度上像一個大鍋子上的蓋子；它的用途有如歐洲的鍾、鈴或喇叭，用來從一處傳達信號到另一處，或者用來喚起人們注意。用一皮包頭的大木槌打鑼時所發出的聲音可以傳布到相距3英裏的地方。”［37］
在英國人眼裏，中國的官員開道要敲鑼，河上的船隻開船要敲鑼，法師念咒要敲鑼，纖夫拉纖要敲鑼，軍營裏傳遞信號要敲鑼……
許多老外都有關於鑼的文字，但在他們筆下，凡是一提到這種西方沒有的樂器，筆調都不太高興——
“響亮的鑼爆發出的聲音常常把觀眾嚇一跳。”［38］
“接連不斷毫無間歇而又強爆刺耳聲音幾乎讓你震耳欲聾。”［39］
……
同樣，也有中國沒有的西洋樂器，比如腳踏風琴。
在內地人還沒見過這種新式樂器時，廣東人對風琴就不陌生了。特別是澳門，教堂裏要唱詩，唱詩則伴以風琴。廣東文人筆下寫風琴的文字並不罕見。屈大均在《廣東新語》就有具體的描述，說這種風樂“藏桌櫃中，不可見，內排牙管百餘，外按以囊，噓吸微風入之，有聲嗚嗚自櫃出，音繁節促，若八音並宣，以合經唄，甚可聽”。［40］
到了一口通商時，西洋風琴普及到澳門普通的西方人家庭。
1827年（道光七年），廣東香山人蔡顯原和朋友來到澳門的一個洋人家中做客，女主人熱情地招呼客人，還喚出了她的大女兒。洋姑娘向中國客人施施然行過禮後，便輕輕地為客人們彈起了風琴。“須臾妙音錯雜起，珠盤細碎羅紛紛。”［41］蔡顯原寫下的詩句就是他的讚語。
中國的歌劇，西方的交響；中國的銅鑼，西方的風琴；隻有在廣東的地麵，才有多種的藝術享受。
4. 廣州仔的西洋畫
畫錯了畫錯了——中國人連聲說。
馬戛爾尼帶來了一批西方名家的名畫，中國官員一看那張英國女王的肖像，呣，這畫兒上的人，鼻子的左邊和右邊怎麼不一樣？他們指著鼻子一側的陰影，腦袋搖得像撥浪鼓：真可惜，好端端的臉上怎麼給弄髒了一塊！
可英國人爭辯說，繪畫當然要有明暗對比，當然就有陰影了。
這不對這不對——英國人連聲說。
他們一看中國的風景畫，呣，畫麵上的景物，遠的近的怎麼都一般大小？按距離上近大遠小的透視原則，這種比例不對啊。
可中國人爭辯說，實際上這些景物都是一樣大小的，對不對？近的看著大遠的看著小，那是人的錯覺，在畫畫兒時就應該糾正過來！
這真是“口同鼻拗”［廣州話，意即講理講不通，拗，爭吵、爭辯之義］。
東方美術與西方美術初初見麵，大家都很陌生，彼此細細地打量，既有驚豔，也有看不順眼的地方。慢慢熟絡以後，便漸漸接納了對方，甚至找到了結合點。於是，廣州十三行出了一個名畫家，被英國人稱為“廣東的勞倫斯，廣東的雷諾”。
勞倫斯是英國的肖像畫家，雷諾是18世紀英國皇家藝術學院的院長。一個廣州仔，怎麼成了英國人心中的勞倫斯和雷諾呢？這就不能不提到一個英國藝術家了。
1825年（道光五年）9月29日，一條從印度駛來的船上，一個英國人手搭涼棚，遠遠地望見了澳門。他隻帶著一個印度仆人上了岸，從此廣東成了他的第二故鄉，直到27年後在澳門去世。
他是一位出色的畫家，名叫錢納利。
在這二十多年裏，在廣東這片熱土上，他創作了數以千計的畫作，素描、油畫、水彩畫、水粉畫……
像許多外國人一樣，他來往於澳門和廣州。剛來中國時，他的住所在十三行的帝國商館（奧地利館），與伍浩官等行商是好朋友。這時，他結識了這個廣州仔。
還有一種說法是，錢納利剛到時，澳門的朋友克裏斯托夫·費龍為他建立了一個畫室，廣州仔是費龍家的傭人，於是成了錢納利的助手，在為錢納利畫畫打下手時，向錢納利學習了西洋畫的技法。
這個廣州仔到底是不是錢納利的麵對麵手把手的學生，研究者們爭來論去，但錢納利和他來往密切，他的畫風師從錢納利，是沒有疑問的。
這個廣州仔叫啉呱，真名關喬昌，啉呱是西方人對他的稱呼。“呱”是英文“qua”的音譯，大概是“官”字的音譯。
唐寧說，“他從錢氏那裏學到不少技能，致使其有能力追上當時歐洲繪畫的新時尚……而啉呱的藝術生涯由此而達到高峰。”［42］於是，啉呱“作為英國畫家程納裏［錢納利］的學生，啉呱是他們民族中第一個采用歐洲繪畫手法的藝術家”。啉呱三層樓的畫室在十三行同文街16號，大門前釘著一塊黑色的小牌子，上麵用白字寫著“啉呱。靚像畫師”。對這幾個字，老外們的理解是：“啉呱，專畫美麗容貌的畫師”，他們認為，招牌上“這種討好的話預先恭維了任何一個找他畫畫的人”。［43］
啉呱標榜自己的繪畫是英國風格，他的畫室牆壁上掛著他自己臨摹的英國繪畫作品，還有許多肖像：帶著一臉不在乎的神情身穿藍夾克的英國水手，頭戴高帽衣著高雅的巴斯人……
實際上，啉呱能用中國方式和英國方式繪畫，什麼方式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能賺到錢。一張中國風格的畫作，8元；一張英國風格的畫作，10元。以啉呱為代表的廣州一批畫家畫的叫外銷畫，就是賣給外國人的畫兒，內容有風俗、風景，花鳥、人物肖像等。啉呱們也毫無愧色地承認那是一種直奔贏利主題的商品。
熱心掙錢與精心製作並不抵牾。
“那些常常被帶回歐洲的美麗的花鳥魚蟲畫，乃是廣州藝術家的作品。”英國人巴羅說，“我們發現他們確實是一絲不苟的複製家，不僅僅畫出一朵花的花瓣、雄蕊、雌蕊的準確數目，也畫出葉片的數目以及花枝上的刺或節疤。他們甚至數出魚身上鱗片的數目，在畫中如數呈現。他們模擬自然界豔麗色彩的本領也是無人能及的。我帶回家的幾幅花鳥魚蟲畫，人人都驚歎其形態和色彩逼真。”［44］
在啉呱畫室的二樓，有八到十個他雇請來的畫師，盤起辮子卷起袖子，采用流水作業的方式迅速地製造著迎合歐美市場需求的商品。三樓才是啉呱的個人畫室。屋頂上有天窗，光線射下來，就是為顧客畫肖像的光源。
這批外銷畫家進入不了中國傳統社會的主流藝術圈子，但絲毫不妨礙他們風靡海內外。1837年（道光十七年）在廣州的法國人維拉評論說：“在中國，尤其在廣州，有幾位長著長辮子的畫家——林呱、廷呱、恩呱和其他一些‘呱’（Qua），他們的畫在中國人中很受歡迎，同時也是歐洲業餘愛好者尋求的新奇之物。”［45］
廣州出了個西洋畫畫家，老外們即使不找他畫畫也會來看看新鮮。啉呱畫室，幾乎就是廣州的一個旅遊景點，常有外國人前來參觀。正如1852年（鹹豐二年）6月1日《香港紀事報》（Hong Kong Register）上說的，“很少人在廣東旅遊時會錯過參觀啉呱畫室的機會。”［46］
來到同文街的啉呱畫室，就會見到這個中國畫家。英國人用文字為他畫的肖像是：“中等身材，體格健壯，渾圓的臉，眼神深邃犀利……友善外表下隱藏著適度的辛辣和狡黠。”［47］
外國人驚訝地發現，這個作西式繪畫的畫家抓筆的方式是中國式的——拳頭緊握，畫筆垂直，像是拿中國的毛筆，老外們忍不住指導啉呱，畫這樣的畫還是歐洲人的手勢好，畫起來輕鬆自如。啉呱先是一臉謙虛地向老外們承認，他是普通的中國人，懂得不多……之後又一點兒不含糊地說，“不過請您像我這樣拿著畫筆試試。”
成年與洋人廝混的廣州仔很懂市場營銷之道，會把自己的畫作拿到報紙上作宣傳。
1835年（道光十五年）的《廣州紀事報》有這樣得人意兒的廣告詞：“我們可以向讀者保證，如果他們希望在下次彗星訪問地球之前的有限時期內永生，毫無疑問，最好為母親、姐妹、情人、知己、妻子留下一幅比她們心目中還要英俊漂亮的肖像和可以接受的紀念品——啉呱的作品。隻要15塊錢，罕見的傳真。”［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