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招待所期間，時常見到一些來校尋求改正的同學，有些人雖未送去勞改隊，在社會上也同樣苦不堪言。一個從山東來的右派學生，二十二年來一直以拉板車為生。瞧他一雙布滿老繭的手和傴僂的腰背，活脫脫一個駱駝祥子。還有一個上海的同學為了爭取好的表現，長年累月在裏弄裏通陰溝，不怕苦不怕累。在討論摘帽的時候，裏弄幹部認為他表現不錯，夠條件摘帽，但立即有人反對，說如果給他摘了帽，誰來通陰溝呢？
老師當中獲改正的人，我比較熟悉的是沈其功。他教過我《高電壓工程》，是一位業務能力很強、教學非常認真的人。他的妻子潘秀琴比我高兩屆，據說她先在省電管所被打成右派，後來又牽連到沈。他們在蘇北勞改時並不能住在一起，不過幹的都是電工。在右派改正的消息已經傳遍農場的時候，據說沈其功仍然謹言慎行，不敢提這件事。潘秀琴要向原單位提出改正要求時，沈害怕出事，說我們現在這樣已經不錯了，再鬧出事情來就不得了啊！
我住招待所時，經濟上很困難。勞改農場的刑滿留場人員的平均工資是十九塊半，七八年我被調去中學教書雖加了幾元錢，但這點錢在南京是無法維持生活的，何況我還有家庭負擔。嚴紀青聽人說學校的教工子女高考補習班需要一個物理老師，我便去教，大約一塊多錢一個課時。在阮囊羞澀之時，這點錢不無小補。講課是在一間大教室裏進行，來了大概一百多個學生。記得我第一次是講“振動與波”，下課後有學生來問問題，他們以為我是本校物理教研組的老師，我隻說不是，沒有多作說明。講了兩次以後，有人介紹我去一間業餘夜大學教《機械設計基礎》，這雖不是我的專業，但我在勞改農場搞過許多機械設計，還是能夠對付的。他們付兩塊多錢一個課時，看在錢的麵上我便辭了高考補習班的課，轉而去教機械了。
過了兩個星期，在招待所的樓梯上遇到一個我不認識的女孩子，她怯生生地叫我一聲老師。我一臉茫然，她立時覺察了，就說：“您不是我們的物理老師嗎？大家覺得您教得好，為什麼不來教了呢？”我一時不知如何回答，因為我實在不好意思說為了多賺那一塊錢就去別的地方教了。她又問：“您怎麼住在這個地方呢？”我覺得這孩子很誠懇，便實話實說了：“我不是你們的物理老師，我原是這個學校的學生，二十二年前打成右派去勞改了，目前住這裏是在等待落實政策，白天我要到處奔波找工作，怕耽誤你們的課。”我又反過來問她：“你怎麼住這裏呢？”她說：“我爸爸楊俊剛從西安調來這裏做黨委書記，住房還沒安排好，在這裏暫住一下。碰巧您也住這裏，我今後能問您功課嗎？”我說當然可以，但以後沒見她來。
我猜這女孩一定把我的事告訴了他爸爸，而且肯定替我美言了一番。後來這位新來的楊書記竟親自到落實政策辦公室過問了我的事，因為有一天我在校園裏遇到落實辦的主任，他開口就說：“我們正在替你安排，你去跟楊俊說什麼，他剛來，什麼都不懂。”聽他講話的那種口氣，我覺得沒必要跟他解釋。對這女孩和她的父親，我感到很愧疚。初次相識，他們便主動幫助我，而我僅僅為了多賺那一塊錢就毫不猶豫地跳槽到別處去了。
離開母校二十二年，時移境遷，我已找不到幾個熟人了。再說從以前的摘帽右派到如今的改正右派，總而言之、統而言之還是右派。因此即便是熟人我也不想去尋訪，以免給人帶來不便。然而這大千世界，人心各異，偏偏有人逆著這世道人情主動來找我敘談，這些人和事雖時隔多年仍曆曆在目。
教過我們《繼電保護》的史世文老師，我原以為他不會記得有我這個學生，因為那時老師上完課就走了，彼此幾乎沒有什麼互動。想不到有一次在校園裏碰到，他竟邀我到他辦公的地方去聊聊。那間辦公室很大，還有其他人的辦公桌。從別處投來的異樣眼光，讓我感到有點不自在。史老師、沈老師他們當時是被認為走白專道路的。“白專道路”、“又紅又專”、“靈魂深處鬧革命”、“階級鬥爭一抓就靈”……諸如此類的政治術語統統是那個已經逝去的時代的產物，雖然這個時代隨著“四人幫”的覆滅而一去不複返了。史老師因為不紅，不僅專業貢獻不被重視，而且連已經談好的對象據說也告吹了。現在許多四十歲左右的人的名字都叫“紅”，可見“紅”在那個時代是何等的重要。
現在“紅”或許漸漸從人們尤其是年輕人的觀念中淡出了，再假以時日“紅”這個字的含義恐怕都要加以考證了。然而在我們那個年代，“紅”的內涵是非常清楚的。因為“紅”，你便可以得到培養，可以公費留學，可以被分配到大城市工作，可以晉級提拔，可以加薪，可以分到好房子。所有這一切好處全是因“紅”而來。
有一天我剛回到招待所休息，一位女教師敲了我宿舍的門，進來就說：你知道我的名字嗎？我一眼認出她是教過我們《馬列主義基礎》即《聯共（布）黨史》的朱洪儀老師。她當時是在招待所的黑板上看到我的名字，順便找過來的。我以為她當年必是看了我在民主論壇上的演說留下印象的。其實不然。她說早在她主持課堂討論時便注意到我，因為我當時表述了某些與眾不同的觀點。我相信這也有可能，因為我常會在不經意間發表什麼離經叛道的言論，這是我年輕時的特點，隻是記不起具體內容了。那個時代的經是馬列的經，道是毛澤東思想的道。離經叛道當然是極端危險的事，是不被允許的。朱洪儀老師叫我有空去她家坐坐，我後來沒有去，因為她是教政治的，說不定會給她惹上麻煩。
我的右派改正問題終於有譜了，一天落實政策辦公室叫我去看改正結論。我覺得隻要改正了就好，管他什麼結論不結論的。辦公室裏有兩個人，一個是戴眼鏡的高個子，據說反右時是無線電係的學生。另一個是穿一件舊軍服的，想必是軍隊轉業的。那個穿軍服的幹部提到了魯思寧，說他還在犯錯誤。後經追問才知是這樣一回事：楊書記的女兒來找我問功課，當時宿舍裏隻有魯思寧一個人。魯可能說了什麼神經兮兮的話，那女孩掉頭就走了。我這才明白，原來楊書記的女兒真來找過我，隻是頭一次就遇到了魯思寧，以後便不再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