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
我是在一九七八年底得到右派改正的消息的。這時中央五部的煙台會議和關於右派改正的五十五號文件早已公之於世了。
這年夏季我從洪澤農場運輸隊的勞改圍子搬到了農場所屬的河西中學，雖然還是刑滿留場人員的身份，但生活和工作條件改善多了。不僅看得到報紙，而且可以從南京來的李老師那裏借到《參考消息》。我正是在報紙上看到中央機關改正右派的報道，似乎所有的右派都改正了，又似乎每個單位都留了一個人未予改正。我聯係到我自己，更是有點擔心，因為我是學校裏處分最重的右派學生，是唯一的由高級人民法院判刑的，能否改正尚屬未定之數。然而我相信這次的右派改正絕不可能像六二年那樣半途夭折。
趁中學放暑假的機會，我搭了運輸隊的卡車風塵仆仆地去南京打探消息。我在南京有兩個朋友，住宿是不成問題的。一個是錢亮，是個博學多才、通五六國語言的人。他曾和我一起在東直農場四大隊勞改了四年時間，六二年遷到右派大隊後不久便回到了南京的原單位，省農業機械研究所。另一個是張伯華，他是南京機械學院的英語老師，是蕭颯介紹給我認識的，他和蕭颯是南京大學英語係的同班同學。蕭颯遣返回去以後，和他妻子方敦繁、兒子蕭朗一起下放在蘇北阜寧一個叫益林的村莊，靠他妻子在農村中學教書維生。
我是帶著蕭颯給我的地址和一張算是介紹信的紙條去尋訪張伯華的。他家住在一個叫後大樹根的地方。我知道南京有許多稀奇古怪的像羊皮卷、石婆婆巷這樣的地名，不大好找。我敲了一間平房的門，從裏麵走出來一個戴深度近視眼鏡、講一口標準普通話的中年人。我通姓報名之後，他便以超乎尋常的熱情將我讓進屋內。那是一套兩間相連的房子，水泥地麵。當時城市裏的房子都是這樣的。裏麵一間住著他的母親，一位極慈祥的老人。伯華帶我到一間公共浴室去淋浴，當晚就住在他家，兩人一見如故，促膝長談到深夜。自此我們成了很好的朋友。
第二天去東南大學（那時還叫南京工學院）找我的同班同學宋誼，她當時在電力係任教，她的夫婿是建築係的劉敘傑老師，劉老師的父親是赫赫有名的古典建築專家劉敦禎教授。宋誼熱心地帶我去見係裏的領導和殷立老師等，又陪我去找了落實政策辦公室。宋和我同學三年多，實際上彼此沒說過什麼話，她能這樣幫我，的確讓我很感動。
宋誼又告訴我，鮑有蓀書記（反右時的校黨委副書記）問起過我的情況，似乎有意和我見麵。我想鮑書記當時是主持學生的反右運動的，對我的情況比較了解，如果能得到她的幫助，我的右派改正也許會順利一些。宋答應第二天陪我去見鮑，當我走到宋的家門口，她婆婆劉老夫人正好也在。我聽見她說：“快帶他去找鮑書記，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
鮑有蓀的丈夫是劉順元。整風反右時是江蘇省委書記。據說“文革”時受到過嚴重衝擊，坐過班房。七九年我想他應該恢複了工作。我到了南京以後聽人說他在南京大學做了一次演講，大膽放言，對文化大革命多有針砭。不久他被胡耀邦請到北京去了，擔任中央紀委副書記。
我跟著宋誼到鮑書記的家。那是一座獨棟平房，院子在當中，興許是疏於管理，院子裏隻剩幾株枯樹和一片衰草。鮑書記在客廳裏接見我們。她問了我現在的情況，但沒觸及過去的事。我對他談了關於我的右派改正的問題，因為這是攸關前途之事，宋誼也在旁邊幫我說話。她表示應該改正。
接下來她談的多是劉順元和她在“文革”受迫害的事。我記得她談到八屆十中全會後，劉順元不滿搞階級鬥爭的做法而托詞養病，說他隻想“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這兩句是我小時候讀過的諸葛亮《前出師表》的話，所以至今印象深刻。“文革”初期他們夫婦隱居於淮南農村。但不久劉順元便被造反派揪回南京批鬥關押了七年之久，幸虧有鮑的極力營救和照顧，否則有性命之虞。
也許是有過這樣的經曆，鮑對於反右時受到傷害的人還是願意提供幫助的。她說她的孩子們也認為對青年學生處理過重了，似有歉疚之意。在我們告退之時，她說不要走就在這裏吃飯。宋家裏有事，便先告辭了。她吩咐保姆煮了一大碗麵外加兩個荷包蛋，還問我夠不夠？以後我又去過她家一次，因她即將進京，說要寫兩封信讓我帶著好找人幫忙。這一次好像還是在她家吃的飯。
她到了北京以後從南沙溝寄來一封厚厚的信，由陳佐萍的丈夫葉老師轉交給我，陳是反右時的係團總支書記。信裏麵有好幾張介紹信，是向南京的一些院校推薦我去擔任教職的。不久我去上海探視母親，母親擔心我的工作遲遲未有落實，我便說鮑書記已在出麵幫助我了，並將她的介紹信拿給母親看，母親帶上老花鏡看了一會說：書記都說你是學校一致公認的高材生，既是高材生為什麼還要去勞改呢？我無言以對，隻覺得母親真是老了！
差不多二十年之後，我讀到丁群先生所著《劉順元傳》，提到劉在大連任書記時因抵製蘇聯駐軍首長的老子黨作風，被斯大林點名反蘇之事，忽然想到反右時鮑私下曾說我的那篇講演並非全錯。我猜我的不錯之處大概是批評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和反對片麵學習蘇聯的論點，因為這也是劉順元在大連任上出問題的所在。至於我批評缺乏民主的方麵，劉在“文革”時想必也有同感了。
在等待改正和落實工作期間，我住在沙塘園招待所的一間寢室，裏麵有四張雙人鐵床，和以前的學生宿舍一樣。同室的還有嚴紀青和魯思寧等。嚴紀青原係南京工學院出版科科長，反右時先被打成右派，後又添加反革命罪判刑。反革命罪肇因於四二年他為新四軍采購棉衣和西藥時遭日本憲兵隊逮捕入獄，後被憲兵伍長、反戰人士大平定雄暗中釋放。自此“釋放”便成為嚴的政治曆史問題，無法解脫。嚴在蘇北勞改時其妻攜幼女改嫁青海軍區趙某，趙又在“文革”時據說因鎮壓造反派遭中央“文革”逮捕，她在絕望之餘臥軌自殺。
一九八五年大平定雄忽以“日中友好協會”成員身份訪華，並特地到南京尋訪到嚴紀青，一時中日人民的友誼佳話傳遍神州，嚴的曆史問題始撥雲見日。嚴紀青於一九四三年考入中央大學，與江澤民同屆。由於從事抗日反蔣活動，他先後坐過日偽和國民黨的牢，後來竟為所謂的右派言論和一個莫須有的嫌疑而判刑勞改，從此又坐了共產黨二十年的牢，搞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九十年代起，我多次從美國回來旅遊或開會，曾探望過他兩次，後來又在美國《世界日報》發表題為“江澤民和他的中大校友們”一文，將他的多舛人生公諸報端。
魯思寧本是食品工業係的調幹生，解放前就跟共產黨搞地下工作，年齡比我們大得多。五七年整風時據說他賣了棉被去買紙筆寫大字報。後來他也被發配到蘇北勞改。“文革”期間，我在沂河勞改農場看到一張法院判決人犯的通告，上麵有魯的照片，並說他犯有攻擊中央“文革”的罪行，判刑二十年。大概因為是“文革”時期的冤案，平反時賠償了他千把元，所以他身上有兩個錢，還請我看過一回電影呢。後來我漸漸發現他神經不大正常。有一回同我一道去食堂買飯，他勸我不要固定在一個食堂買。我問為什麼？他便說別人知道了會下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