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
我當過一年勞改老師。勞改老師這頭銜是學生給的，學生雖然當麵稱呼老師，背後都是叫勞改老師的。學生叫得沒錯，因為那時候我的確屬於三類人員（勞改、勞教、刑滿留場分子），三類人員是官方用語，一般都稱勞改分子。至於老師，誠如韓愈所言：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
勞改分子竟能與老師掛鉤，真所謂：“時也，運也，命也！”就像舊時鄉裏人講的：運氣來了，連門板都擋不住。
一九七八年夏季的一天，我突然被通知去河西中學報到，我愣了一愣，好像聽不懂這句中國話。在勞改隊我挖過河、挑過糞、背過纖，也搞過電、修過車，但從沒跟學校沾過邊。勞改分子還能為人師表？興許是叫我去當工友吧？我這樣想。但也不可能！因為我當時正忙於將一輛解放牌卡車改造成巴士，這是農場幹部翹首以待的事。難道還有什麼事比這更重要？
然而就有比造巴士更重要的事。
中國的文化和教育事業一定會記住一九七七年。這是十年“文革”後起死回生的一年，這是在全國範圍內恢複高考的一年。當今文化界和科技界的許多卓有成就的人就是在這一年踏進高等學府的，這一年相當於他們心目中的“黃埔一期”。
遺憾的是這一年的高考，河西中學（農場幹部子弟中學）的畢業生們非但沒一人考上大學，連中專也進不了，其慘況隻可用“全軍盡墨”來形容。
世道變了。前朝的“知識愈多愈反動”已經讓位於“科教興國”，而“參軍提幹”也讓位於“讀書做官”了。這個彎子轉得不可謂不大。“轉彎子”對我們這一代人是習以為常之事，上麵一轉念，數以億計的老百姓就得跟著轉彎子，轉慢了還得挨整。比如從“一天吃五頓”轉到“瓜菜代”，從“國家主席”轉到“叛徒、內奸、工賊”；從“永遠健康”轉到“死有餘辜”，幾十年來大家都是這樣跟著轉，直到暈頭轉向。
不過這回高考的彎子，大家都轉得特別順暢，尤其是幹部。因為這是攸關子女前程、家族興旺的頭等大事。一所中學的高考錄取率為零（其實應為負數，因為連中專都不夠分），本來就使校長、老師顏麵無光，後來竟又發現，七七年的高考題，有的老師一道題都答不出來！
農場領導這才猛醒：原來是師資水平太低！幸好那時候“以階級鬥爭為綱”不時興了，“白貓黑貓”論已經取而代之。隻要抓住老鼠就是好貓！可是那些能讓他們的子女考進大學的好貓又從何處尋覓？
遠水救不了近火！全場上萬個三類人員，除去尚未滿期的前兩類而外，刑滿留場的人數也很可觀，其中雖有偷雞摸狗之徒，也不乏飽學之士，從中找出幾隻好貓應該不會很難！
通過翻檔案材料和幹部推薦，第一批好貓應運而生。其中有複旦、清華、聖約翰的高材生，甚至還有在西南聯大據說與楊振寧同過學的老專家，他們多數是以曆史反革命判的刑。而我之所以入選，全靠傳說中的“汽車大學畢業”的虛名，實際上當年遭逮捕之時我連大學也沒讀完。
河西中學坐落在勞改農場界河以西的公路邊。由於是在勞改隊界河之外，當我越過河上的“紅衛大橋”，呼吸到的空氣便顯得清新而自由。我突然想起一首俄羅斯老歌：“……我們沒有見過別的國家可以這樣自由呼吸”；又想起我年輕時曾有誌做一個被稱之為“人類靈魂工程師”的教師，因為我曾向往過大學校園裏的學術自由的氣氛，憧憬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盛況。然而誰又會想到二十多年前我恰恰是栽倒在大學裏的鳴放論壇上呢？
河西中學校園裏是清一色的青磚平房，隻有幾間苫著麥草屋頂的土坯房，這幾間正好做了我們勞改老師的宿舍。教室挺寬敞的，還有理化實驗室，比附近人民公社的中學強多了。我第一個見到的是盧校長，他其實是副校長，正校長是個不懂教學的黨幹。盧是個戴眼鏡的瘦削的中年人，有點兒畏畏縮縮、謹小慎微的樣子，大概是十年“文革”落下的後遺症。他說我被分配在數學教研組，要我去找教研組長李德元老師。李老師據說是不久前從南京下放來的，是個有著二十年教齡的老教師。他同樣戴一副近視眼鏡，斯斯文文的，斯文裏透著一點傲慢；或許是斯文過度，又讓人感到有點兒娘娘腔。
“你已經二十年沒摸過書本了，我看你還是從初中數學教起吧！”李老師說。他既是教研組長，又是所謂的“幹部”老師，自然和我之間隔著一條鴻溝。李老師在談話中，把“幹部”和“勞改”之間的分際拿捏得像數學一樣精準。“我覺得自己教高中比較合適。”我忽然冒出這樣一句話，這句話讓李老師愣了半天，接下來便說：“那也好，有問題以後再調整吧。”他顯然認為我教高中會有問題。
我之所以要教高中，一是因為初中生不懂事，不好管，加上我又是勞改老師，弄不好連課堂秩序都難以維持，遑論搞好教學？二是我對教高中數學還是信心滿滿的，因為我在中學時代是個數學迷。學幾何時，許多經典難題如西摩鬆線和九點共圓都不在話下；學大代數，別人隻做教科書上的題目，我把美國的範氏大代數、英國的霍乃大代數以至日本上野清的大代數講義上的難題都找來做了。十四歲，我以同等學力考上浙江大學。當時高考放榜是在報紙上公布的，我的名字出現在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九日的《解放日報》第七版上的浙大建築係本科錄取名單上。
我留下的初中數學的空缺，由朱老師填補了。老朱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英文係，是來教高中英語的，以後卻又主動承擔了初中數學、曆史之類課程，在所有的勞改老師中，他教的課時最多。他和我是室友，合住一間土坯屋。一天清晨，他和我商議：“我們是勞改老師，和幹部老師不能比，我們應當每天起早去打掃所有的辦公室。”我實在不知該如何回答他，因為幹部叫我們到中學來不是當工友的；教好書，把這些幹部子弟送進大學才是我們的唯一任務，也是他們的希望所在。我把這層意思婉轉地跟他講了，他二話不說便徑自提著掃帚畚箕奔辦公室去了。他年長我十多歲，每天又上這麼多課，我實在有點於心不忍，卻又奇怪他這個上海人怎會那樣“拎不清”呢？以後我才知道他並不是“拎不清”，而是為了“改造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