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
“怎麼叫汽車大學畢業的去挑大糞，我們廠可在等著這輛車啊！”劉師傅幾乎是吼著向大隊長投訴。劉師傅是蘇北一家化肥廠的采購員，他和大隊長的對話，我當然不可能聽到，因為我隻是洪澤勞改農場汽車隊的一名勞改分子。這全是劉師傅事後告訴我的。
就憑劉師傅這一句話就讓我幹了兩個多禮拜的挑大糞停了下來。劉師傅是駕駛員出身，對汽車當然懂一點，但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工人師傅。不過師傅在當年隻是個尊稱，因為偉大領袖說過：工人階級領導一切。就像時下文憑和學位值錢，老師便成了尊稱一樣，大家逢人便叫老師，也不管他識不識字。
汽車大學畢業的怎麼不能挑大糞？劉師傅大概不知道，美國斯坦福大學的教授照樣在這裏挑大糞。在勞改隊，就算你得過諾貝爾獎，也不能不挑！另外，劉師傅還不知道的是，那個汽車大學畢業的其實並沒有讀過汽車大學，而且那時候就算有汽車專業、汽車係，也沒聽說有什麼汽車大學。 我“混入”汽車這一行是在一九六九年從東海勞改農場調到洪澤農場的時候。“混入”在那個年代也是個使用頻率很高的詞，有“混入”革命陣營的、有“混入”工人階級隊伍的，就算做到了國家主席，依然是“混入”的“叛徒”、“內奸”、“工賊”。顯然，這是個整人的詞。說實話，我去修汽車倒的確是“混入的”，因為此前我對汽車根本一竅不通。
我的“混入”靠的是鑽了一個空子。因為當時的勞改幹部都是沒上過大學的複員軍人，他們根本不知道大學裏有不同的專業和係科。他們以為我會搞電，就一定會搞汽車、會造房子；就像某某大導演會導電影，就會導西洋歌劇，就會導“印象”什麼的。
幸好我當時被派去修汽車，不然就得去修地球了。又幸好他們缺個修汽車電氣的，我就自告奮勇去修電氣。汽車電路是直流係統的，不那麼複雜。管我們的陽隊長叫我把壞的蓄電池裝上卡車，準備帶到南京去修。我說我會修，隻要把陰陽極板、木隔板和硫酸買來就行。我繞了個變壓器用來焊接極板，又自製了充、放電器，幾十個蓄電池便修好了，陽隊長當然很高興。後來我又設計了一個汽車電氣試驗台，什麼馬達、發電機、調節器、分電盤都能試，他就更高興了。
電氣畢竟是汽車行當的配角。看著那些修引擎、底盤的吆五喝六，我難免有點妒火中燒，尤其是那個做過國民黨部隊汽車修理連連長的老李，每逢車隊跑長途，都是他隨車修護，走南闖北，招搖過市，簡直成了特殊勞改。
於是我一隻眼照顧電氣，另一隻眼瞅著機械，隻要他們把引擎、變速箱、後橋打開了，我總要假裝去拿什麼東西，故意湊近去瞧個仔細。我學過的機械原理、理論力學等等一大堆課程還挺管用，有些一看就懂，有些琢磨一下也明白了。有一次他們修一個後牙包，修了幾天都修不好，陽隊長發火了。其實我早看出他們在裝配程序上有錯誤，於是便說：讓我來試一試。反正死馬當活馬醫，隊長雖然不相信我能修好，也就答應了。我用了不到兩個小時就修好了，他大喜過望，當即宣布我從此參與機械修理。我也就抓住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用心鑽研汽車技術。再說那時候文化大革命正鬧得烏煙瘴氣，我心裏很壓抑，便樂得把腦筋全放在汽車上，省了心煩，也省了許多政治上的麻煩。三年以後我成了汽車的行家裏手，電氣部分隻是附帶管一管，主要負責汽車的改裝設計和施工。
由於既要“反帝”又要“反修”，不但外國汽車不再進口，而且已有的進口車也缺少零配件。那時候全國主要的汽車廠隻有長春和南京兩個，長春的解放牌卡車實際上是仿造蘇聯的吉斯150，而南京的躍進牌則是嘎斯69。我就用上述兩種品牌的引擎、配件加上自己設計的零部件去改裝一些破舊的外國車。由於改裝成功，鄰近縣市的一些單位便紛紛將那些早已報廢的，甚至是二戰時期丟棄的老道奇、大萬國拖來讓我改裝。隨著一輛輛破車的起死回生，社會上以訛傳訛，說洪澤勞改大隊有一個汽車大學畢業的人。
農場的載貨卡車雖然很多，但小汽車隻有一輛伏爾加和一輛吉普，這是給場長和書記坐的，一般幹部隻能坐裝篷布的貨車，因此他們很想有一輛大客車。一天陽隊長叫我馬上跟一個駕駛員去徐州客車大修廠，到那裏了解一下大客車的技術，回來要將一輛解放牌卡車改裝成客車，還說這個任務就交給我了。
不料在去徐州的路上，車子突然拋了錨。怎麼也發動不了，推也推它不動，車子好像用釘子釘在了地上。像這種情況，以前確實沒遇到過。我檢查了半天，最後發現是一顆鋁鉚釘卡在飛輪牙齒和飛輪殼之間，飛輪轉不了，車子當然動不了。鋁鉚釘顯然是從離合器上脫落下來的，待我處理完了故障，已耽誤了不少時間，到徐州時客車廠下班了。駕駛員隻好把我帶到徐州第四監獄去住一晚。在那個年代，因公出差的都是住什麼招待所，勞改分子沒資格住招待所，便得由幹部帶去監獄和那裏的犯人暫住一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