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導員的話音剛落，就聽見下麵人群裏發出一聲“哦”的長音。這“哦”大概包含了兩層意思：一是原來老路還有一頂壞分子帽子呢！怎麼以前沒聽說？二是這帽子怎麼這樣不經打，一打就打掉了呢？
隔天去夥房打晚飯的時候碰巧遇到老路，見他腮幫上腫了一大塊，眼角上也有淤青，可老路卻有點喜形於色的樣子。
“這回我雖挨了他媽的一頓打，但這帽子被打掉了，還是劃算呀！大學生，你說是麼！”老路好像頗為得意。
“你不就為二十七塊錢還有一掛驢肺來的嗎？這點屁事已經勞改了十幾年，到現在還有什麼帽子啊！”我原來心裏就這麼想，便照直說了，也沒考慮什麼後果。
老路沒吭聲，他有沒有琢磨我的話，我不知道。但到第二天收工的時候，有人傳話說指導員找我。
我踏進辦公室之前照例叫了一聲“報告”。指導員一臉怒氣地盯著我：“你行啊！我們做了這許多工作，你一句話就全給破壞了……”在狠狠訓了我一頓之後，指導員叫我寫檢查。記不得寫了幾次檢查和挨了多少次批鬥之後，這件事才算落幕。
老路肯定知道我寫檢查和挨批鬥的事。一天他偷偷來我抽水的電灌站找我。或許是有點愧疚，見到我便吞吞吐吐地說不是他彙報的。聽了他語無倫次的解釋以後，我相信他絕不是主動去彙報我。隻是那天他聽了我的話覺得有道理：他本來就不該有帽子，當年宣判時也沒說過有什麼帽子。現在宣布給他摘帽，無異於先給他戴帽再給他摘帽。老路覺得一點都不劃算，便找了個借口去請假，指導員憑老經驗一會就把他的心掏出來了，並認定是我挑唆他。
帽子是個很具中國特色的玩意兒，它究竟始於何時，恐怕還得經過一番考證。雖然毛澤東在五七年發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首次提出了“各種嚴重破壞社會主義的壞分子”的說法，但在“壞分子”下麵並無“帽子”二字。
我記得在反右運動給右派戴帽之前，媒體和社會上好像沒出現過帽子一詞。老路判刑是在反右之前，因此他不記得有什麼帽子應該是確實的。反右以後，右派帽子經過延伸，成為專政詞語而及於所有領域。但凡冒犯領導、向上級告狀、揭露事實真相，或有未經查實的作風問題和經濟問題的人，都可因某領導的意誌而戴上壞分子之類帽子。而一旦戴上帽子，這個人不單被剝奪了政治權利，也基本上被剝奪了生存權利，因為他們的工資馬上被扣減或取消，而且隨時會遭到批鬥、打罵、遊街、罰跪之類的非人待遇。
從古到今，中國人整人的才能是獨步天下的。古代有宮刑、刖刑、斬首、腰斬、絞殺、梳洗、剝皮、淩遲、車裂等酷刑。唐朝來俊臣“請君入甕”的故事，其殘忍與詭詐，絕非《資治通鑒》無端編造的。現代的中國人則順應潮流，與時俱進，發明了坐噴氣式、剃陰陽頭、戴鐵高帽、跪碎玻璃、倒吊金鍾等等，不一而足。其中戴帽子則是最簡單可行而易於收立竿見影之效的。
如果照現在的流行說法，老路顯然是“被”摘帽的，因為他本來就沒帽子。指導員當眾宣布他摘帽，實在不過是玩了個帽子戲法而已。被摘帽之後，老路仍然帶著兩個女兒在勞改隊過活，生活依舊如一潭死水，唯一起過的一次漣漪是去女隊相過一次親。
我原來並不知道他去女隊相過親，因為去相親的人又不隻他一個。那時正值“文革”時期，刑滿人員基本上已停止遣返。不少人想既然回家無望，不如在農場找個刑滿的女場員成家算了。老路大概也托過人去女隊說媒。一個休息天的下午，聽見老路在他家那間草房門口拉開嗓門發牢騷：
“我老路再差勁也不能給我找個這樣的女人，論相貌沒相貌，論年紀可當我姨娘；我原來那婆娘長的怎麼樣，看看金花銀花就知道了。”
老路肯定是對人家給他介紹的女場員不滿意。至於金花、銀花，我是見過的，這姐妹倆的確長得蠻乖巧。我想老路找不到老婆說不定是好事，因為她的女兒還小，如果將來的繼母對她們不好，孩子們就遭罪了。
不久，知青來接收沂河農場了，所有三類人員便調到其他勞改單位去。勞改隊調動都是突如其來的，絕不會讓你提前一分鍾知道。在我到了洪澤勞改農場後，沒見到老路，他肯定是調到不同的地方去了。
在一九七九年平反冤假錯案的時候，我想到過老路，因為他總算是我在勞改隊交過的一個朋友。那二十七塊錢和一掛驢肺不僅害他做了二十多年勞改犯，也枉送了他老婆一條人命。現在他應該回到他從前的村莊了吧，金花銀花長大了也該成了家吧！老路這張嘴容易得罪人，現在年紀大了也該改一改了，否則得罪了幹部可是了不得呀！寬“大”不寬“小”寬“大”不寬“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