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
記不得是哪個秋季，我在南京遇到老李，一個幾乎與右派同時判處勞動教養、同時投入勞改農場、同時在一九七九年平反，然而又不是右派的人。據他自己說當年是被定為反動分子的，後來又說是現行反革命分子，也怪那個年代的“分子”實在太多，因此連他自己也弄不清楚。
他跟我是校友，在蘇北利亞曾經有那麼幾年碰巧關在同一個勞改農場裏。後來我知道他是屬於一個叫“三六九吹牛皮協會”的成員，這個協會當年被打成了反革命集團，其成員有的被判刑勞改，有的勞動教養，隻有一個女的因為是“脅從”，才得以輕判監督勞動。
他因“吹牛皮”而勞改，我因“右派言論”遭逮捕，同是因言獲罪。隻不過他的“言”總括起來不過是幾個字的一句玩笑。
這幾個成員都來自上海一間中學的同屆畢業生。因為考入南京同一所大學，每逢星期日便相約去新街口一家名為“三六九”的飯館餐敘。上海人的“吹牛皮”其實就是北京人的“侃大山”，在“三六九”吃著吹著便有人說：我們就叫“三六九吹牛皮協會”吧！大家都說好！飯還沒吃完，一個人就搶著去付賬，於是有人說他是大家的財政部長；另一個喜歡跟服務員打交道，便自稱外交部長；我認識的那個老李見別人都是部長了，就說他是“總理”。反右的時候，這個吹牛皮協會便成了有組織有綱領的反革命集團。有組織是因為有部長和總理；至於綱領，當時雖然沒有，但後來逼著寫交代材料時都補了上去，當然大家補的不會一樣。
在胡耀邦平反冤假錯案的一九七九年，去勞改的都回來了，獨缺那個女的，原來她在“文革”時熬不過批鬥、毒打和剃陰陽頭，跳樓自殺了。
老李和我一樣，在改造期滿後做了場員（刑滿留場人員），後來又都在勞改隊找了女場員結婚並有了孩子，平反後一家人到了南京。當年在勞改農場結婚成家的數以千計，最後遷離勞改隊的雖然不少，但滯留原地終老的也大有人在。
勞改農場有一個女犯隊，簡稱女隊。裏麵的女勞改、女勞教以及女場員約摸千把人。其中多數是鉗工（箝工）和電工（墊工），鉗工指的是小偷，電工則是賣淫女。鉗工裏的“二進宮”或“三進宮”比較多，因為這些人出去以後無以為生，隻得重操舊業。電工多半是年輕且較有姿色的女子，她們犯的案雖是五花八門，然而較多的還是所謂的“亂搞男女關係”，含蓄一點說就是“生活作風問題”，真正賣淫的則絕無僅有，因為妓女們一解放就趕到大西北去改造了，電影《紅粉》講的就是她們的故事。誰還敢或明或暗地去賣淫？那時被送到勞改農場的女孩子，多數並沒有犯什麼了不起的罪錯，所謂的“阿飛”、“流氓”，有些隻是同時交了兩個男朋友，或是做了個新潮的發型、穿了一條喇叭褲而已，比起當今社會的性泛濫，她們可算是夠純潔的了。反過來說，如果按當年的標準，那麼當今的某些名女人、紅明星都早夠資格去勞改隊挑土了。
其實那些女勞教們當中的許多人原也不是自甘墮落地去“亂搞”的。她們每一個人都有一個令人鼻酸的故事，她們的放蕩和她們的辛酸往往是不可分割的連體嬰。我認識的一名女勞教小潘，她有一個難以啟齒的外號。這個外號和她那清純美麗的臉龐、楚楚可憐的神態是那樣大相徑庭。麵對她的時候，不難窺測到在那雙美麗動人的大眼睛後麵深藏的憂憤之情。
在女犯隊裏，小潘的故事並不是唯一的。
命運給了她閉月羞花的美貌，同時也給了她一個無法選擇的曆史反革命的父親。她遵從母親的囑咐，帶著一大包食物去勞改農場探望她的父親。當晚歇宿在勞改隊的招待所裏，隻不過一夜工夫，就給那裏的幹部強奸了。女孩一路哭著回家，還不敢告訴母親，因為她知道作為反革命家屬的母親已經夠苦、夠窩囊了，她再也承受不了額外的打擊了。再說處於社會最底層的母女倆又能做些什麼呢？控告有用嗎？搞不好還給扣上一頂反革命誣告或者企圖腐蝕幹部的帽子。
不久，母親又叫她去看父親，她不敢去，但想到父親病倒了，咬了牙還是去了。一路上她想的是如何保護自己，可這樣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反革命女兒能保護得了自己嗎？結果她仍然沒能逃脫魔掌。不過這一回幹部對她說，隻要跟他睡覺，就會照顧她父親。女孩想：既然不能躲開被強奸的命運，如果能讓父親少受點苦也就算了，畢竟除了自己的肉體之外，她再沒有別的本錢來報答父母的養育之恩了。父親後來被派做打掃監房之類的輕勞動，可是他做夢也想不到這是女兒用肉體換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