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
大約是在一九六五年的冬季，袁意可神父從東直勞改農場調來右派大隊，和他一起來的還有祝維章教授。在我童年的記憶裏，神父是裹著長袍、蓄有濃密胡須有點像馬克思那樣的外國人，解放後這些神父或稱天堂神父的人在中國大陸絕跡了。五十年代初，在學習蘇聯老大哥的狂熱中，蘇聯小說和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作品成了我的主要課外讀物，書中神父的形象又總是和教堂、彌撒以及懺悔等等聯係在一起，就連《牛虻》這樣的革命小說也不例外。
初識袁意可，並不知道他是神父，隻是隱約感到他有點與眾不同，顯然勞改犯的身份還是掩蓋不了他身上的那點仙風道骨的韻味。他身材高大，講一口山東國語，鼻梁上架著一副老式的圓框眼鏡，身上總是罩著一件藍布長袍，我原以為他隻有這一件長袍，其實他所有的袍子都是藍色的。在外國人叫我們藍螞蟻的那個年代，連神父的長袍也得染成中國的“國色”。
勞改分子沒有長幼尊卑之分，大家隻叫他老袁。老袁原來是南京石鼓路教堂的神父，是個學識淵博的人。相識不久，我就發現他不僅精通德語，而且英文、俄文都不錯。他早年畢業於齊魯神學院，在德國人辦的教堂裏執職多年。因為自一八九八年三月清政府與德國簽訂膠澳租界條約以後，山東就成了德國人的勢力範圍，那裏便有了德國教堂和德國神父。我問他怎麼會選擇神父這個職業，他說小時候家境不甚好，羨慕外國神父養尊處優、衣食無憂的生活，就讀了神學院。我又問他有沒有後悔過，他沒說自己，隻說有幾個德國神父到了山東以後，見到山東姑娘這麼漂亮，便說後悔當了神父。 我那時才二十多歲，有生以來頭一回和神父有如此近距離的接觸，小時候對天主教和神父的神秘感和諸多疑問便有了宣泄的機會。我時常向他問這問那，有時候口無遮攔，他也不以為忤，總是有問必答，即便是遭遇某些尷尬。有一次問到，當他聽別人懺悔、尤其是年輕女人懺悔諸如男女苟且之事時，會有什麼感覺？他竟泰然答道：起初確有點像看色情小說那樣，精神為之亢奮，然而久而久之也就見怪不怪了，到後來甚至還會邊聽邊打起瞌睡來。
我自小受的唯物主義教育，《社會發展史》是我的啟蒙教材，所以我相信從猿到人和勞動創造人的理論。我曾經向他質疑過人是上帝創造的論斷，卻發現他原來並不堅持上帝造人的說法。他說他讀過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和赫胥黎的《天演論》，也認同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學說。由此看來，神父隻不過是袁意可的一個職業，一個謀生的手段，這並不能製約他本人對世界的看法。就如伽利略雖是天主教徒，卻因誓死捍衛哥白尼的日心說而遭懲罰，直到三百六十年以後的一九九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才由教皇保羅二世宣布平反。
他的博學使得他對他的宗教以及自然界和社會萬象抱持一種豁達和開放的態度。這讓我聯想起十七八世紀之交的法國神父梅葉。我問他看過梅葉的《遺書》麼，他說看過。梅葉雖然是一個鄉村神父，但卻是個堅定的唯物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者，他否認有非物質的“第一推動力”的存在，還斷言意識是物質的產物，他有句名言：砍去頭顱，意識也就沒有了。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袁意可居然也讀過《遺書》，這部書是在梅葉死後很久直到十九世紀中葉才出版的。
袁意可是南京宗教界裏被打成右派的為數不多的人之一。他曾經對我談過當時一些情況，由於時間久遠，具體細節已經淡忘了，隻記得他在整風時給南京地區代主教李維光的發言提供過某些意見，後來有人說李的發言實際上是袁代寫的。這樣一來，袁意可就成了李維光“錯誤言論”的代罪羔羊。李維光在四九年於斌主教撤離南京時被任命為南京教區代理主教，後來因積極推動成立中國天主教愛國會，於五五年被教宗庇護十二世處以“絕罰”即開除教籍。這絕罰書還是由上海的龔品梅主教交給他的。或許是因為袁意可頂替了所有罪過，李維光便照樣做他的江蘇天主教愛國會的主席和南京教區的正權主教。
一九四九年後中國的天主教通過“獨力自主，自辦教會”的反帝愛國運動，袁意可認為中國的天主教會應當與梵蒂岡教廷保持原有的聯係，否則無法體現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則。他的這一立場直到投入勞改也未有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