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意可被打成右派之後，並沒有即時投入勞改單位。當年對右派的處理也是品類繁多、花樣百出的：有刑事處分的、有勞動教養的、有監督勞動和勞動察看的，還有降職降薪的。八屆十中全會後，為配合偉大領袖的“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的論斷，許多原本在社會上監督的右派也被收入勞改隊，祝維章教授和袁意可神父大約就在這個時候被押送到勞改農場的。僅僅為了印證一個人的一個“英明論斷”，無數的中國人便改變了自己的命運。
右派大隊在袁意可他們調來不到半年就撤銷了，右派們都轉移到灌雲縣沂河勞改農場。這一變動對袁意可的打擊很大。調動的那天淩晨，袁徒步走了十幾裏路，到場部要求不去沂河農場，徑直把他遣返山東老家，其結果當然是無功而返。袁神父和祝教授一樣，都在其他勞改農場待過，那種煉獄般的經曆，令他們心存餘悸。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在右派大隊的這段日子袁意可至少在精神上找回了自己。
不久文化大革命爆發了，並且迅即席卷了全中國。勞改分子的日子更難過了。這時候，他無意中得知他在石鼓路教堂的同事梁修女就在同一勞改農場的女隊。梁是位異常虔誠的天主教徒，她的堅定不移的信仰使她遭受到比別人更多的苦難。她頸上掛的十字架被人扯斷了無數次，她總是默默地拾起來重新掛上，為此她多次被人打倒在地。袁神父很想趁打豬草之類單獨勞動的機會找她談一談，勸她不要自討苦吃。後來我不知道他們有否見過麵，然而勞改隊的好事之徒卻給袁神父加上男女私情之類的緋聞，這當然是無稽之談。不過我相信神父也是血肉之軀，即使摻雜了男女情愫，也無可厚非。記得在右派大隊時，我見他先後收到過好幾個從南京寄來的郵包，寄件人姓名是X秀英，不問即知其為女性。我問她是什麼人，袁答是石鼓路教堂的同事，毫無掩遮之意。
勞改隊的惡劣生活和艱苦勞動摧毀了袁神父的健康，他多次進出勞改醫院。有一段時間，他甚至和祝維章教授同時住在醫院裏，祝教授病危還是他請人帶信告訴我的。但醫院並非久留之地，一回到大隊他又得下地勞動。有一回我在巡查高電壓線路時在路上遇到他，他還是裹著一條藍布長袍，領口髒得油光發亮，像舊時理發鋪裏的剃刀布。他好像老了很多，一臉疲憊地蹲坐在土坯牆腳下，前方是一群正在覓食的鴨子。我靠著牆根和他聊了一會，發覺他悲觀絕望透了，甚至認為此生不可能活著回去了。他問我：我們這個國家還有救嗎？中國人還有救嗎？我知道他指的是文化大革命的亂象，便說：站在政治舞台中央的那一幫人愈是鬧騰得歡，就愈是兔子尾巴長不了。記得雪萊那有名的詩句麼：冬天已經來了，春天還會遠嗎？袁意可笑了笑並輕輕吟誦：If winter comes,can spring be far behind?臨走時，我對他說：保重身體，後會有期！
一九七九年的夏天，右派改正的工作正在進行。我從勞改農場來到南京，住在南京東南大學的招待所裏等待“改正”。聽說袁意可也回到了南京，暫住在一個叫什麼刻經處的所在。那時候私人沒有電話，全靠寫信聯係。我循著地址去尋訪他，在麵街的二樓走廊上，一個倚著欄杆的人，瞪著眼注視我的到來。當時他住在一排平房盡頭的一間小屋裏，水泥地上除了一張床以外，別無他物。袁告訴我，他的右派問題已經得到改正，但工作尚未落實。
後來我離開南京準備出國之時，又去看望他一回。二樓走廊上還是站著這個人，一雙眼睛還是像探照燈一樣掃視著我。我心想，這可是最後一次讓你這樣掃視了！袁意可這時已搬到二樓的一間房裏，條件比以前好些，工作還是未有安置，他說不急，有飯吃就行。
到美國後，忙於打工和進修，大約過了半年才寄了一封信給他，地址還是寫的××刻經處，但此信如石沉大海，杳無回音。不知是被那雙探照燈似的眼睛吞噬了，還是他的住址變了？
我相信，袁神父既然走出了地獄，天堂應該會歡迎他的。無情人終成眷屬無情人終成眷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