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
來到美國的頭兩年，我總是白天打工，晚上讀書。打工是為了生活，而讀書對於我這個年近半百的人來說，隻能說是一種工餘的“享受”。
然而，每當我徜徉在美麗而寧靜的校園，每當我置身於金發碧眼的學生中間，每當我伏案苦讀、掩卷閉目之時，我便會想到一個人。這個人不但在美國的大學校園裏生活過，而且在那裏度過了從留學生到終身教授的漫長歲月。
這個人的名字叫祝維章。定格在我記憶中的他，身材矮小，鶴發童顏，書生氣十足。
祝維章教授離開我們已經數十年了。如果我沒記錯的話，他是在一九六八年，死於蘇北沂河勞改農場。可惜我保存的那本殘缺的勞改日記在此之前就中斷了，因此關於他的死，沒能留下任何文字記錄。
在祝維章人生旅程的最後一站裏，或許是命運的安排，他和我邂逅於大有勞改農場的右派大隊。可憐的是他最終沒能熬到一九七九年的右派“改正”。如今，我將他在勞改隊的這段曆史公之於世，作為遲發的悼文，告慰他老人家在天之靈。
一九六五年的歲末，黃海灘塗上朔風怒號，冰雪蓋地。一天傍晚，我拉完板車回來，迎麵撞見一高一矮的陌生老頭兒，一打聽，才知道他們剛從東直勞改農場調來。第二天清晨，我牽了牛準備套車，一眼望見他們兩個人站在監房門口洗臉，一高一矮的像是蕭伯納和魯迅，看在眼裏我有點兒發笑。
脫掉了破舊的老頭帽，矮個老頭兒露出了一個圓圓的幾乎全禿的腦袋，我情不自禁地對著這腦袋發愣。自投入勞改以來，我幾乎再也沒見過這種象征智慧和知識的腦袋了，憑直覺我估計這矮個兒必定不同凡響。果然，不幾天我就知道他是歸國科學家、原斯坦福大學教授祝維章，而那高個兒便是南京石鼓路教堂神父袁意可。
祝維章教授是個儒雅而又極端謙虛的人，他從不炫耀自己的過去，他以往的一些經曆還是袁意可神父告訴我的。他是湖北黃陂人,早年大概畢業於湖南湘雅醫學院，解放前就去了美國留學，學成之後在斯坦福等著名大學任教。
上世紀五十年代，經曆了國內戰爭和朝鮮戰爭之後的中國堪稱一窮二白，老百姓的生活異常艱困，一般的工薪階層僅靠三五十元人民幣過活，身上穿的則是“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的清一色藍布褂。這時候遠在美國擔任名校教授、過著優裕生活的祝維章如果不是有一顆赤子之心，如果不是懷著一腔愛國熱忱，怎會回到如此貧窮落後的祖國？據說他回國後受到了董必武副主席的接見，並被分配到上海軍事醫學科學院做研究工作。
遺憾的是一九五七年的那個“陽謀”，不僅打掉了幾十萬的中國知識分子，連歸國不久的祝維章教授也未能幸免。打成右派之後，他被下放到了徐州。祝維章的科學腦袋怎麼也弄不明白：領導鼓勵他提意見，而且要他“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他原以為這些人虛懷若穀，禮賢下士。然而，等到他提過一點意見之後，卻收獲了一頂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帽子。祝維章天真地認為肯定有什麼事情搞錯了，他要向上級寫申訴書，讓領導弄清事實，因為科學是以事實為根據的。可是祝維章做夢都想不到，他的每一封申訴書無一例外的回到了劃他右派的領導人手裏。隨著他申訴次數的增多，他的“罪孽”和處分也層層加碼，最後被押送勞動教養。
“勞動教養”，按照官方原來的說法，是專門針對那些不足以判刑而又有礙社會治安的流氓小偷之類，然而可悲而又可笑的是原斯坦福大學終身教授祝維章現在也來到這裏與流氓小偷為伍了，這裏成了這位科學家、老教授的最終歸宿。
祝維章剛進勞改隊的時候，像是從外星球來的人，因為他無法理解這“人間”的一切。勞教分子說他傻，幹部說他反動。說他傻，是因為勞教們罵他“吃屎（知識）分子”，他聽不懂也從不搭腔；別人偷喝掉他一天才分得的一杯開水，甚至吃掉他的一份窩窩頭，他隻是歎氣，也不知道去向幹部報告。說反動，是因為他不認為自己有罪，在勞改隊這叫不認罪服法。幹部“教育”他要改造反動思想，脫胎換骨，重新做人。他說他不知道為什麼要改造，也不知道為什麼要重新做人。
在那個時代，“改造”已經成了大眾的口頭禪。作為一個勞改分子，我也是時時刻刻把“改造”掛在嘴上，雖然心裏隻當它是皇帝的新衣。唯有祝維章直言不諱地說他不要改造，這說明他在政治上幼稚到了像拆穿皇帝新衣的那個小孩子。
祝維章握慣了筆杆子、拿慣了粉筆的纖弱的手確實難以揮動一把笨重的鋤頭，幹部見他什麼農活都幹不來，而且年紀又一大把，基本上視他為廢物。後來有個幹部醫生聽說他是美國的醫學教授，建議讓他給農場醫務人員上課，也算廢物利用。可是講了兩堂課，沒一個聽得懂，於是乎還是將他編到大田組，與流氓小偷一起下田勞動去。祝維章所在的東直勞改農場，我以前也曾待過好幾年，那是個知識、道德、良心絕跡的地方，祝維章在那裏吃的苦頭和挨的拳頭是可想而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