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年夏天的一個傍晚，祝維章托人帶來口信，說他已經住進勞改醫院，可能得了胃癌，由於飲食有困難，想吃點炒麵粉。得到這個消息，我又喜又憂。喜的是我們終於聯絡上了，憂的是他的身體。我在刑滿留場人員的家裏張羅到一些麵粉，加上另一位右派朋友薛伯仁的幫助，很快就把麵粉炒好送去。
隨著文化大革命的洪流越來越“波瀾壯闊”，勞改農場的氣氛也越來越緊張了。舊公檢法砸爛了，軍隊接管了勞改隊。為了證明“天下大亂，形勢大好”和“亂是亂了敵人”，勞改隊常常開“懲罰大會”和處死犯人。在這種情況下，我和祝維章再次中斷了聯係。後來有消息說祝維章已確診為胃癌，並回家動手術去了。
六八年早春時節，我在電灌站幹活。一天剛爬完高壓電杆回來，聽人說祝維章在機房裏等我。當我跨進機房，看見祝維章坐在一個電線盤上。我發覺他又瘦又蒼白，而且左眼下麵青紫了一大塊，皮下充滿了淤血。我問他手術做得怎樣，他說靠他一個留美同學的幫助，在上海腫瘤醫院動了手術，手術後不久就回家了。我問他為什麼不在家多休息幾天呢？他這才指著被打傷的眼睛哽咽著說：“我本來還要打針，還要化療，可家裏待不下去呀，紅衛兵天天打上門來，我這般年紀又剛動過手術，與其被他們打死，不如死回勞改隊算了！”
一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裏的偌大的中國竟然容不了祝維章這樣一個老人,一個愛國科學家！祝維章呀！人家把你當終身教授供著，你偏要回來幹什麼呢？我聽著祝維章低沉的泣訴，望著他臉上的傷痕，無語問蒼天！
就這樣，祝維章拖著手術後的病軀又下田勞動了。可是由於癌細胞的擴散，不久又躺倒在勞改醫院的鋪板上了。一天，我收到老神父從勞改醫院寫來的一張字條，說是老教授病危，要我去見他。雖然那時候製度這麼嚴，時間這樣緊，路途又這般遠，我還是設法見到了祝維章。我熟悉那裏的病房，他的床就在靠近窗戶的角落裏。可是當我一眼望見那白布枕頭上的人頭時，還是不免吃了一驚。他的頭簡直成了骷髏：雙頰深陷，原先圓圓的頭已經變成尖銳的三角形了，除了寬闊的前額而外，一切都變形了。他像是睡著了，一隻手露在棉被外麵，皮膚蒼白得幾乎透明。
忽然他的眼睜開了，我連忙湊近去，“老教授，我來了。”他好像沒聽見，我又重複了一遍。“噢，是你，什麼時候來的？”他終於發現了我，他的聲音輕得幾乎聽不見。
我搶在前麵把要講的都講了，因為我怕他多說話，他實在沒有氣力說話了。“我姐姐會來接我去武漢養病，”他的聲音隻能由口形來判斷了，“我想寫封信給一個朋友，也許他能給我一些幫助，我簽好字，你替我寫，好嗎？”他想抬起頭來，我立刻扶住他，他的手已經握不住筆，我隻好把著他的手顫顫抖抖地寫下了“祝維章”三個字。這是他在這個世界上留下的最後三個字，這三個字後來由一個難友用一把破剪刀刻在一塊舊磚頭上——這，就是他的墓碑。
歸國科學家、原斯坦福大學教授祝維章在一塊擠滿了勞改犯屍骨的墳地上靜靜地躺下了，沒有棺木，沒有花圈，沒有人送葬。他總算落葉歸根了，對這一點，他想必死而無憾，隻要是祖國的土地就好了，管他是八寶山公墓，還是勞改犯墳場！
然而他還是有遺憾的。祝維章生前對我說過：“有些朋友說我當初不該回國，可是我不後悔，因為我是一個中國人。遺憾的是我回來了還是沒有機會為國家效勞！”
老教授！你的遺憾也是我們整整一代人的遺憾，也是我們整個民族的遺憾。你還記得薛伯仁嗎，在你走後不久他也安息在複興圩勞改農場了，他死前吃了好幾斤生豆餅和鹹菜，這些東西是他剝了衣服同過路農民換的。他“脹”死了，和那些豆餅鹹菜一起下土了。想起以前和他一道炒炒麵給你，仿佛一切還在眼前，可是你們都走了，隻剩下我！
我也許是幸運兒。在曆經二十二年勞改的苦難之後，我畢竟還活著，而且在人到中年之時來到了美國。但是我也和你一樣，始終眷戀著那塊哺育過我又給了我那麼多痛苦的神州大地。我多麼希望我們中國人的苦難能在我們這一代終止；多麼希望我們的下一代能夠在燦爛的陽光下，生活得自由幸福。 安息吧！祝維章教授。地獄裏的天堂神父地獄裏的天堂神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