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維章到了右派大隊以後，情緒似乎好多了，因為在這裏他至少得到了老右們的尊重，大家都稱他老教授，還幫著他幹活。記得沒過多久祝維章和我就成了無話不說的忘年交了。他告訴我，他在美國求學的時候生活很艱苦，經常要去打工賺錢，有時在餐館當侍者，有時在工廠做車工；生活上能省就省，平時都是自己做飯，因為個子小，隻好買美國小孩子的衣服穿。
在我的印象中，祝維章是一個極其單純的人，單純到不懂任何人情世故、沒有任何社會經驗。他不會察言觀色，更不知道怎樣說謊，即便教也教他不會。這樣的人回到當年那個“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的中國，就像一頭麋鹿闖進了危機四伏的叢林。
有一回，我推開棉花庫房的門，發現祝維章正靠在一個棉花包上寫東西。“你來得正好，有件事要同你商量。”他邊說邊遞給我幾張字紙。這是一封給董必武的信，信是用繁體字寫的，而且顯然是一封申訴信。信寫得很幼稚，甚至可以說十分愚蠢，連最起碼的保護色都沒有。再說時機也不對。祝維章的申訴書必將成為他們打擊右傾翻案風的“反麵教材”。我極其坦率地說出我的看法，祝維章似乎非常失望。
然而，形勢發展之快遠遠超乎我們的預料。右派大隊作為右傾翻案風的“罪證”，被宣布撤銷，右派們被化整為零分批調往別的勞改單位。祝維章教授和袁意可神父在第一批調往沂河勞改農場的名單上。可是第二天早上，大家發現祝維章還沒起床，而袁意可則遍尋不著，他年紀這麼大，估計是沒本事逃跑的。
我和其他不在名單上的人也一早就起來了，要調走的人則在默默地打卷行李，他們的鋪位上現在隻剩下光禿禿的土坯和散亂的稻草。祝維章仰躺在床上，他的床已經成了孤島，四周都被別人那些破破爛爛的行李卷包圍了。他雙眼緊閉，兩條腿伸得筆直，肚子上還壓著個枕頭。直到幹部叫他，才睜開眼睛囁嚅地說：“我病了，肚子疼。”
關於那次調動的情況，我的那本勞改日記殘卷有所記錄：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四日
一早起來，不見了袁神父，人們到處去找，還怕他尋了短見，去翻他的書，看看有沒有留下遺書。後來場部來電話說，袁在大有舍場部向場長要求不調沂河農場，將他遣返山東老家。祝教授則裝病不起床，賴著不去沂河農場。好事者做了一首打油詩：“老神父夜奔大有舍，老教授裝病不車。”幸好汽車因故沒有來，祝教授才起床吃飯。
右派大隊行將畫下句點，命運會將我們驅向何方？不僅是老教授和老神父，我們個個心裏都忐忑不安。右派大隊成立於六一年底，撤銷於文化大革命山雨欲來的六六年初，曆史竟能如此巧合？
調往沂河勞改農場意味著回歸過去與流氓小偷為伍的日子，以往的痛苦經曆使我們每個人都心存餘悸，老教授和老神父的異態就像是動物在大地震前的失常。老教授想通過裝病來逃避調動，畢竟太天真了一些，然而就是這一招，恐怕也是他經過通宵達旦的苦思冥想才想出來的。
祝維章他們調走不久，我和其他幾個人接著也告別了那片黃海灘，調到和祝維章同一個勞改農場。一到這個農場便有“似曾相識燕歸來”之感。看那長長的土坯監房，高高的圍牆和崗亭，還有圍牆內的一圈圍河，就知道這裏和我幾年前待過的東直農場毫無二致了。第二天收工的時候，我設法找到了祝維章。他一見到我就激動得快流淚了，他瘦多了，眼圈發黑，身上沾滿了泥巴。他想說什麼，又說不出來，顯然他認為這不是能說話的地方。
六六年國慶節那天，我因急性肝炎被送到小楠溝勞改醫院隔離起來，由於耽誤治療太久，我已是瀕危。幸好醫院的周院長在登記時得知我是右派，立即下令搶救，讓我撿回了一條命。幾天之後，我突然收到了祝維章托人捎來的幾隻青蘋果。我內心很感動，因為我深知這幾隻蘋果的分量和它所包含的友情。待我出院以後，祝維章已經調到沂河對麵去了。這條隻有夏天才有水的河將整個農場一分為二，隔了一條河，就更難見到祝維章了。
再說這時文化大革命已像瘟疫一樣蔓延到每個角落，勞改隊對我們這些統稱“三類人員”的勞改、勞教和刑滿留場分子管製得更嚴了，什麼“三聯合”、“六集體”之類的無形繩索，把我們捆綁得透不過氣來。我到處設法打聽祝維章的情況，終於有人告訴我，他患了胃病，經常鬧胃痛，但幹部說他裝病怠工，硬逼他下田勞動。聽到這些，我心裏非常難過，想托人捎給他幾塊錢，可那時候誰也不敢惹這個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