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小汪將這份小結交給杜德萊時還誠惶誠恐地說：“我的小結恐怕不夠深刻，我想再多寫一些。”正在看小結的杜立馬申斥道：“誰要你多寫，快拿回去重寫，隻準寫一張！”小汪後來不無得意地將此事告訴大家，結果卻惹來哄堂大笑。
精明如杜德萊，他當然心知肚明，許多右派其實是冤哉枉也的。有一回他無意中透露心聲：“你們當中真正稱得上右派的其實也不過十七八個！”
杜德萊所稱的真正右派當然是指那些具有獨立思想的人。我後來和蕭颯、王三中以及血燃冰等幾個密友暗中排查了一下，得出的結果竟然和杜德萊不相上下！
毫無疑問，這十七八個人就成了杜德萊嚴密監控的對象，而我也在百密一疏的情況下，栽在了杜德萊手裏。
我是個常寫日記的人，寫日記的目的是為了將來便於回憶。我自認還有“將來”，因為那時我還年輕，而且我堅信曆史不會永遠如此荒謬。我寫日記的原則是“隻記事，不議論”，即便收繳上去，也無大礙。想不到哪天忽然心血來潮，在日記本上寫了幾句批評大躍進的話，這日記就此不翼而飛。我心知不妙，隻好等著杜德萊來找我。
杜按兵不動，顯然在對我進行心理震懾，我隻好裝著若無其事。僵持了幾天之後，杜才把我叫了去。
“你最近有些什麼想法嗎？”
“你是說我的那本日記麼？”我想直奔主題。
“談談日記也好！”杜有點陰陽怪氣地說。
“日記本上寫的是我過去的想法，當然現在也是……”
“你這不是在汙蔑大躍進嗎？”杜抬頭望了我一眼。
“這隻能說是我個人的思想，我並沒有公之於眾，如果我把它公開並想影響別人，才能算汙蔑。”
“你既然寫下來了，還不想影響別人？”
“日記是私密的，如果不被搜去，你們也不會知道，更不要說別人了。”
我記不清談話是如何結束的，隻記得他最後一句話是：“那我們走著瞧吧！”
談話沒有結果，沒有結果是正常的，後麵的棋怎麼走是無法知曉的，因為是在暗室裏進行的。三個月以後，結果出爐了：加判管製三年。這個結果有點出乎我意料之外，我懷疑杜德萊是否稍稍放了我一馬。
右派大隊最終在六五年撤銷了，當然是為了正在上演的階級鬥爭活報劇的需要。我們統統被轉送到灌雲附近的沂河勞改農場，而且分散到不同的勞改中隊去。我原是學電的，便被調到直屬勞改中隊去做電工，並且負責一個電力排灌站。後來杜德萊也調來了，他在一個勞改中隊當隊長。
杜德萊的中隊所轄的水稻田正好是由我的電灌站供水，酷暑之時,他會到電灌站的消力塘來洗澡,有時還向我借毛巾。文化大革命鬧得熱火朝天的時候，杜德萊到我這裏洗澡和借毛巾的次數也多了起來，有幾次他想跟我說什麼，都給我回避了。終於有那麼一回他和我對上話了。他問我知不知道外麵的情況，我說不知道，這當然是騙他的。不過我對外麵情況的了解，完全是從報紙上看來的，這些報紙有的是包東西用的，有的是偷來的，我努力從字裏行間拚湊“真相”。
有了第一次，接下來的接觸便順理成章了。他每次來都帶給我一些外麵的消息：江青說要文攻武衛，武鬥升級了；賀龍、陶鑄被打倒了；譚震林說不再跟毛澤東了等等。我問他外麵的亂象會不會影響勞改隊，他說不會，因為中央“文革”和林彪規定不許衝擊專政機關。他又說現在那幾個人正在搞亂軍隊，軍隊一亂就很難說了。老實說，我也曾考慮過，“文革”一旦失控，勞改隊很有可能成為屠場，就像在道縣發生的一樣。
杜德萊想的當然與我不同，他比我“高尚”，因為我在考慮逃生，而他還在憂國憂民。他說老革命都被打倒了，黨組織被砸爛了，軍隊也不保了，現在隻有一個周總理，可總理獨木難支啊！
獄警與勞改、貓與鼠這一對天敵竟然能捐棄前嫌、促膝談心，殊屬罕見。其實人的相處之道全在於相互了解，杜德萊和我都深知對方是什麼人，杜找我，說明了他內心的極端痛苦與茫然，同時也說明他至少已經認同了我的一些思考。
六九年春，紅衛兵在完成了他們的曆史使命之後，開始了上山下鄉運動。他們遵照“最高指示”教訓完了“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之後，現在又得按“最高指示”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了。江蘇地少人多，光靠去農村插隊落戶是解決不了問題的，於是有一部分便被安插到勞改農場來，勞改隊的三類人員則被壓縮到別的勞改單位去。右派們再次被打散，以致後來許多人都不知下落。 記得我和一些人是被一輛敞篷卡車“裝載”到一個叫東海勞改農場的地方。“裝載”二字並非用詞不當，更非自貶身價。因為在那個年代，勞改分子確確實實被視同畜牲或者“會說話的工具”。
那年秋天，我在東海勞改了不到半年，兩個穿軍服的外調幹部突然來找我。我被叫到辦公室時，為首的軍服幹部指著地上的一個裝老式肥皂的板條箱，叫我坐下，雖然室內空著的凳子不少。我猜想這隻板條箱是預先為我準備的，大概他們認定我的屁股不配坐板凳，屁股也是分等級的。
我記得起來的審訊是這樣的：
“你認識杜德萊嗎？”
“認識。我在大有右派大隊時，他是我們的管教幹事。”我想杜德萊肯定出事了，要緊的是必須知道他究竟出了什麼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