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一年底，成立了右派大隊。我和老蘇都調到了右派大隊，那時候大家以為快要回家了，剛開始也真有一部分人先回去了，整個大隊籠罩在一派喜慶的氛圍中。這時候的老蘇好像沒做什麼出格的事，也許他不想破壞這喜氣。可惜的是，這喜氣沒等到老蘇去破壞，就自個兒煙消雲散了。偉大領袖適時地提出了“階級鬥爭要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這一講就講了十五年。
右派立馬恢複了勞改人員的身份，重新在唉聲歎氣中度日如年。不知是寂寞難耐，還是偷癮難戒，老蘇又開始伸出了他的第三隻手。“君子動口不動手”，右派畢竟是知識分子，老蘇也因此少挨了打。不過右派的嘴在五七年是出了名的，在批鬥會上，右派們火力全開，把老蘇批得狗屎不如。若是換了別人，真要氣得上吊，可老蘇不為所動。主持批鬥會的管教幹事杜德萊最後冒了一句：“這種人也算右派！”
老蘇偷東西似乎也有些規律可循，隔不到一個月總要偷那麼一次，好像不偷，人家就會忘記他是個小偷似的。就像現今一些影視歌星們，為了保持知名度，過些日子便要鬧點緋聞一樣。老蘇作為小偷其實早已深入人心了，就連跟他分開多年的勞改犯都記得他。有一回我們去大有舍挑糞，我把糞擔子裝滿了，正想去吃食攤上買個山芋什麼的。忽然看見老蘇在撒腿狂奔，一個勞改模樣的人在後麵緊追，我順手將手裏的扁擔往前一伸，那人給扁擔絆了個狗吃屎，回過來要找我打架，我說誰讓你不長眼？他見我扁擔在手，不敢造次，隻說是我把小偷放走了，我當然知道他所指的小偷是老蘇。後來老蘇告訴我，那人是個心狠手辣的流氓，曾經和他同過一個勞改組，要是給他追上了，少不了要遍體鱗傷。
階級鬥爭的弦愈繃愈緊，不久右派大隊解散了，我們被分散到各個勞改農場去，再度與流氓小偷為伍，彼此間也漸漸失去了聯係。“文革”前後一些有農村戶口的人被遣返回去了，據說其中也有老蘇。還有消息說老蘇回去前摘了帽子，但沒人相信。
我仔細打量坐在我對麵的老蘇。除了臉上多了些皺紋，身體有點發福，外形基本上沒有大變。但我還是覺得這不像老蘇，因為老蘇沒那樣精神，那樣自信，那樣健談。一個人不可能變得判若兩人，原來的老蘇，那個蔫呼呼的小偷，難道是另有其人？
老蘇侃侃而談,不過他談的都是最近的事：改正以後回到二十二年前的原單位了，工資恢複到二十二年前的水平了，當右派勞改的二十二年也算工齡了。總之，一切都回到了二十二年以前，自一九五七年以來的二十二年一筆勾銷了。那些埋在勞改犯墳場的，那些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那些折磨得精神失常的全都勾銷了。比起從前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日子，看得出老蘇是有點心滿意足了。
盡管老蘇講的是現在，但我的思緒卻已回到了逝去的歲月。我仿佛又看到了老蘇那塊屎帕，看到了老蘇淌血的臉。
“老蘇，聽說你遣返回家之前，摘了帽子呢？”我一下把話題拉回到了勞改農場。
“這不假，你不信麼！”老蘇回答道，“老實說，我摘帽比你們容易！右派大隊解散那年，我和其他十八個人調到沂河勞改農場，在那裏我和住在蘇州鄉下的老姑媽聯係上了，她願意讓我落戶到她那裏。這時候我就想把帽摘了，戴著帽子回去，會給她添麻煩的！”
我記得當年幹部告誡那些剛摘帽的人：“不要以為帽子摘了就可以翹尾巴了，這帽子還提在我們手裏呢，要戴，隨時都可以戴上！”聽老蘇這樣說，竟像帽子是抓在他手裏似的。
“這帽子想摘就摘，有那麼容易？”我有意頂他一句。
“當然，對你們右派來說，摘帽的確不易。幹部不是說隻有改造好了才能摘帽麼！這改造好的標準怎麼定？你們右派是政治思想問題，是腦子裏麵的問題，這腦子能用X光去照嗎？”老蘇一口一個“你們右派”，好像他不是右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