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上世紀末我回了一趟大陸，邀了幾個當年的老右朋友們吃飯敘舊，大家慨歎如今能找來聚一聚的難友愈來愈少了，於是套用了麥克阿瑟的一句名言：“老右(兵）不死，隻有凋零。”席間我問了問老蘇的情況，竟無人知曉，有人說老蘇大概混得不錯，不用替他操心。
記得七九年底，右派改正以後，我路過蘇州，在一條小街上遇到多年不見的老蘇。那時候幾乎所有的右派都改正了，然而“幾乎”並不是“全部”，而“改正”亦不等同“平反”。這不是文字遊戲，是現實。
我是在蘇北勞改農場裏認識老蘇的，由於勞改人員調動頻繁，後來我們又分開了。直到六一年底才和老蘇在右派大隊重逢。老蘇是個如假包換的右派，因為他既經受過施於右派的二十二年改造，又修得了七九年右派改正的正果。可是，在所有認識他的人的潛意識裏，老蘇根本不能算右派。因為在一般人的認知上，右派至少也算個派，雖然偉大領袖欽賜了一個右字。老蘇在勞改隊裏的行徑，實在讓他難以列入到這個派裏去，和他同過勞改中隊或者大隊的人都知道，他是個臭名昭著、人人喊打的小偷。許多右派認為他有辱“門庭”，也就有意無意地疏遠他，甚至恨不得把他從右派隊伍中開革出去。
十多年不見，老蘇居然一眼認出了我，而且當街把我抱住了，我確實感到了老蘇對我非同一般的熱情。不過那時候還不那麼開放，在禮儀上也沒同國際接軌到那個程度，為免路人側目，老蘇拉著我奔向一間不起眼的小茶館，並且要了一盤瓜子和兩杯茶，為此我又感到了老蘇對我非同一般的大氣。在我的記憶裏，老蘇是個絕頂小氣的人。當年在勞改隊，他開大賬（記賬買東西）買一瓶辣醬，能吃上一年半載，直到發黴都不肯丟棄；他又舍不得買手紙，大便時不是采幾片樹葉就是撿一塊土坷垃擦屁股，後來索性找了塊破布，用了再洗，洗了再用，這塊布後來被大家取笑為“屎帕”。
老蘇對我的熱情和大氣應該不是無緣無故的，至少當年在勞改隊，我是唯一對他表示友好和尊重的一個，這一點他自己也承認。有一回他對人說，我是他最好的朋友，結果引得大家狂笑不已。我知道，他們笑的是我怎會跟這樣一個小偷做朋友？但我一點不覺得有什麼可笑，實際上他們不知道，老蘇除了偷東西以外，其他方麵一點也不輸他們。
出於某種難以言說的好奇心，那時候我常常有意和老蘇套近乎。我漸漸發覺老蘇不是一個簡單的人，他對事情的看法和對問題的分析，在證明他是個理智的人，是個思維縝密的人。這樣一個人為什麼偏偏要去偷東西？這一直是我心中一個無法破解的謎。我曾經這樣那樣繞彎子刺探他，卻始終突破不了他的心防。是對我信不過嗎？似乎不會。因為他背後跟我講的那些話，如果打個小報告，肯定會吃不了兜著走！我直覺他是相信我的，有一回他還偷偷告訴我，看工棚的那個老魯，是幹部安排的密探，要我當心！我隻好這樣猜想：老蘇也許是不好意思吧，畢竟小偷這種事是難以啟齒的！不過他若是知恥，為什麼前不久又偷過一回呢？
老蘇偷東西專偷私人的，吃的、用的統統都偷，這在勞改犯中是犯了大忌的。因為勞改犯有一條不成文法：偷私人東西是偷，偷公家的不算偷。這法雖然於理無據，卻也經過多年實踐的檢驗，即便不算真理，至少也是有實用價值的。
就說大躍進後的三年“天災”吧，這場“天災”來得忒快，五八年八月，偉大領袖還在說：“糧食多了怎麼辦，一天吃五頓嘛！”不久又說：“忙時吃幹，閑時吃稀嘛！”到這時候吃稀實際上也吃不上了，社會上都餓死人，勞改隊會有好日子過嗎？於是偷公家的就成了我們唯一的活路。那些年，我也是靠掰田裏的生玉米，捋成熟了的稻穗，偷豬飼料挺過來的。由於偷公家不算偷，也就少有人打小報告，因為大家都想活！
偷私人的就不是一碼事了。那時候常有這樣的場景出現：一個人剛從夥房打來一盆稀溜溜的玉米粥，一轉身就被別人偷去喝了，於是就打起來，旁觀者也加入進去，但挨打的總是那偷吃的人，因為大家都有一個共識：你偷別人，你想活，別人不要活了？
老蘇偷人家東西，少不了要挨打，尤其是那些被他偷的人，往往下手很重。當年和他同在一個勞改中隊時，我親眼看到他被人打得鼻青眼腫，口角流血。但老蘇好像打不怕似的，過不了多久又去偷，於是又被痛打一頓。有一夜，老蘇挨過打以後，還被綁在監房當中的柱子上。晚上查夜的幹部大概沒進監房，或者是故意裝作沒看見，老蘇就一直這樣綁著。我半夜起身小解，二話不說就幫他鬆了綁，他似乎想說什麼，我連忙用手捂住他的嘴。他瞪著眼望我，從他的淚光裏，我讀到了他的感激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