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六○年初冬的一個晚上。剛開過晚飯，我和王君就被叫去隊部辦公室。通常叫你去辦公室不會是好事，除非是家裏有人來探監，但探監的絕不會安排在晚上。不過一下子叫兩個人去，問題就不大了，一般不是了解情況便是派公差。當我一眼看到趙隊長一個人坐在辦公室裏，心情更放鬆不少。說實話，在勞改隊我最怕管思想的指導員和管教幹事，這些人是靠挖人家思想吃飯的，他們想的是破案升官。後來平反的冤假錯案，十有八九都是這班人搞出來的。但隊長是管勞動生產的，思想那玩意他們不想管，也管不了；況且他們口才又不行，對那些日新月異的政治術語更是一頭霧水。
趙隊長是個複員軍人出身的山東漢子，他那山東大餅似的扁臉像是一片開闊地，永遠隱藏不住任何情欲和心機。正因為是管勞動，他喜歡勞動好、能幹活的人；對那些耍嘴皮子、在批鬥會上慷慨激昂的知識分子沒有好感。他對我印象不壞，因為我雖是知識分子，但幹活不賴，無論割麥插秧還是犁田耙地都還算得是個把式。
“從明天開始，你們兩個負責埋死屍。下午提前兩小時收工，去停屍間領屍，抬到飛機場去埋。墳坑嗎，大約兩米長、五六十公分寬，但至少要三鍬深，淺了不行。”趙隊長頓了一下，又朝我望了一眼，“交給你們這個任務，是對你們的信……心。”其實他應該講“信任”，可能一時想不出。
“是吃完晚飯去埋，還是埋完了回來吃晚飯？”在這“低標準，瓜菜代”的饑荒年景，我首先想到的當然是吃。
“我會通知大夥房提前給你們開晚飯，埋完回來太晚了，可以去打夜餐。”趙隊長說話幹脆，尤其是他提到的夜餐，更令我和王君怦然心動。
一回到監房，就有人問：“幹部叫你們幹啥？”
“出公差唄！”我有意賣關子，因為我最討厭這些包打聽。
“是抬病號去大有醫院吧？”又有人問。
“去飛機場！”王君衝著他回了一句，然而就是這麼一句，便把全部機密都曝光了。
飛機場就在農場最東麵的一塊地上。許多年以前，小飛機來撒過農藥，雖然以後不再來了，大家仍叫它飛機場。飛機場旁邊的一大片連鹽蒿也不長的荒地就是勞改犯的墳場了。勞改犯如果熬不完刑期，或者刑滿了回不了家，這裏便是他們最終的歸宿了。
想不到王君一句話在監房裏炸開了一個特大新聞，各種各樣的議論頓時甚囂塵上：
“他媽的，現在大畜生（大學生）也走起運來了，這等美差居然落到他們頭上！”
“這幾天的夜餐全是煮豆餅，兩個吃屎（知識）分子倒有口福呢！”
“豆餅是好吃，又壓餓，就怕哪天多死他幾個，叫他們抬斷腿！”
這些話我全聽到了。埋死人算個什麼美差？他們絮絮叨叨的還不是眼紅那份豆餅夜餐！豆餅又算什麼美食，不就是榨過油剩下的豆渣麼！這原本是煮來喂豬的，順便給打夜班的當夜餐。因為最近夥房養了一頭豬，我們算是托豬的福。話說回來，比起早晚那一瓢照得見人影的玉米地瓜稀粥來，豆餅畢竟要貨真價實得多。
停屍間就是衛生室隔壁的一間土坯房。一走進去便聞到一股令人窒息的黴味，坑坑窪窪的泥地又滑又潮濕。用蘆葦、麥草和泥巴苫成的屋頂上有著大大小小的破洞，透進來幾縷亮光。死人就躺在地上的一張破蘆席上，一襲勞改黑棉襖裹住了全身，打滿補丁的白布襪子一直套到褲腳管上，還係上了細麻繩。唯一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是頭顱——泛著死亡的蒼白，麵頰深陷在顴骨和下巴之間，眼閉上了，嘴卻張著。聽說，餓死鬼的嘴都是張著的，因為在死前的一刹那，他仍在期盼最後的一口食物。王君和我都不認識這個人，不認識更好，省了感情和良心上的困擾。
我趕緊把蘆席像卷花卷似的卷起來，屍體就像餡心一樣裹在中間。王君從蘆席底下穿過來一根繩子，繞了三圈，兩個人跪在地上使勁將繩子勒緊。我又去工具房借了一根粗麻繩，用來套杠棒。小時候聽大人說，死人是很沉的，沉得讓人抬不動，因為他們不情願離開這個世界。我們試了試，覺得一點不重。隻是杠棒有些短，走起來兩條腿老是和死屍打架。
越過三道人工開挖的排水河，田疇就拋在後麵了。再往前就是一望無垠的鹽板地，地上泛著雪白的鹽斑，偶爾稀稀拉拉地點綴著一些鹽蒿草。路上歇了幾肩，約摸一個小時之後，路漸漸地消失了，看不到了，看到的頂多是鹽板地上雜亂而又模糊的足跡。
雖然已經入冬，我的勞改棉襖全汗濕了，於是把腰上的草繩解了，讓胸脯在涼風裏敞開。王君想幹脆脫掉棉襖，但一脫便會成赤膊膀爺，現在他後悔兩星期前脫了唯一的一件棉毛衫向過路的農民換了一把鹹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