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一九七九年秋天的一個早上，我剝掉一身勞改皮，揮一揮手，走了。隨身攜帶的隻有一本日記，而把二十二年的金色年華永遠擲在黃海邊上的蘇北灘塗。
這本日記既無封麵又未經裝訂，隻是用舊報紙包著的一疊字紙。紙麵上水痕斑駁,字跡依稀難辨，因此看起來絕不像一本日記，而更像是什麼“出土文物”。說“文物”,恐怕有點言過其實；說“出土”，倒一點不假。因為它確確實實是從地裏掘出來的，還粘著黃海灘塗上的泥沙。
在勞改隊裏寫日記，既沒有“莎菲女士”的浪漫，更欠缺“雷鋒日記”的豪情。這是一樁對自己極端危險，而在別人看來又十分愚蠢的事情。在將近四分之一個世紀的勞改生涯中，我做過很多蠢事，寫日記就是其中一樁。
在那連思想都可以治罪的年代，動筆原本就是不祥之舉。從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到吳晗的《海瑞罷官》，有多少人頭落地！因此，在勞改隊裏竟然寫起日記來了，豈不是活得不耐煩！
再說日記從來就是隱私的，在人們心目中，日記總是和不可告人的秘密相聯係。尤其是在人人交代思想、個個檢舉揭發的政治運動中，寫日記幾乎等同犯罪，而寫日記的就像從前做賊的、通奸的那樣，一旦逮住，就會捉將官府裏去。
寫日記這等蠢事，雖然做的人不多，但也絕非我一個。有的人寫不了幾天就給逮住了，這不是危言聳聽，有我的日記為證:
一九六三年四月十四日
整天挖溝。晚上抽空看了幾本舊文藝報。柳正壁的日記被搜去了，大家議論紛紛。有的說他舞文弄墨，自討苦吃；有的說他侈談政治，不自量力；有的則暗自猜測是誰彙報的。老柳躺在鋪上一聲不吭。
老柳寫日記，我是知道的，相信他不會懷疑是我彙報的，因為他知道我也在寫日記。老柳其實還沒有寫多少天就給逮住了，究竟是哪個彙報的呢？誰也確不準。打小報告當然絕對是秘密行事的，其中也許有你最可靠的朋友，隻是你被蒙在鼓裏罷了。當年東德共產政權崩潰時，公開出來的檔案材料，讓許許多多的人跌破眼鏡。人們驚呼：天啊！原來告密者竟是他（或她）啊！
打小報告的目的不外乎是想在幹部那裏博得一個好評，撈點改造成績，幻想早點釋放回家。再不然就是圖個看工棚、管工具之類的輕勞動，好保住一條命。但凡勞改過幾年的人都知道，幹這類輕勞動的人當中有不少是打小報告的專業戶，隻是大家心照不宣罷了。
老柳是南京大學英語係的學生右派，但年齡比我們大一些。因他當年在學時便參加了抗美援朝，在朝鮮當英語翻譯和搞情報，後來又在美軍戰俘營工作了很久。停戰後，他回到南京大學複學。想不到在行將畢業之際被打成了右派，發配勞改。
我和老柳是在大有勞改農場右派大隊認識的。那時他戴一副塑料框的深度近視眼鏡，瘦骨嶙峋的，滿臉胡楂。他的體力並不強，可肚子好像也很大，幾乎每晚都會去夥房排隊打那剩下來的稀飯。據說前兩年鬧饑荒之時，他把在朝鮮得到的軍功章統統拿去和當地農民換了幾斤地瓜餅，隻剩下一張放大的相片沒人要，這相片後來就貼在他睡覺的牆頭上。相片是朝鮮副總理金應基參觀戰俘營時和他的合影，上麵還有金應基的中文題字，字寫得還不錯，隻是語法顛倒了。
老柳告訴過我不少朝鮮戰爭的事情，這些事我現在當然知道得更多，但那時還是不能講的秘聞。他說美國人講的“死亡行軍”，因為誌願軍在進攻時抓到的俘虜無法處理，加上後勤跟不上，連吃的都沒有，便就地槍決了。
還有關於中國誌願軍有不少人罹患歇斯底裏精神病的情況，當時是絕對機密的事，說了會殺頭的。所以老柳特別叮囑我千萬別跟人講。江蘇有個精神病學教授隻是說了：在殘酷的戰爭中得精神分裂症是很正常的，便被打成了右派分子。
這位教授顯然是對的，連年輕人失戀都會得精神病，何況是在炮火連天、死傷枕借的戰場！我到了美國後，發現美國對這種事完全持開放和科學的態度，他們不但以平常心承認美國軍人在韓戰、越戰、伊拉克戰爭以及阿富汗戰爭中出現的精神病，包括歇斯底裏，而且派精神病醫生和心理醫生去診治這些病人。這些精神病患在退伍後還會得到國家的照顧和賠償呢！
老柳被打成右派，不知是否和他的韓戰言論有關？據他說，那時收集情報多半是竊聽美英等國的電台，因此他知道的消息肯定比一般人多得多。
老柳是湖南人，很有點書生意氣，幹完活總是捧著一本《戰爭與和平》的英文本在看。這書是薄道林紙印的，所以並不太厚。有一回我想問他借來看，他說要考我一下，後來終於借給我看了，也許是我考及格了。不過總是在他不看的時候才借給我。
老柳脾氣直而且有點倔，和周圍一些人的關係不是太融洽，但和我還很談得來。知識分子在那種環境下通常是很苦悶的，這苦悶鬱結久了，無處發泄，到一定時候便會爆發。爆發的形式各種各樣，有和同犯大吵一通甚或大打一架的，有公開發表不滿言論的，有對抗幹部的，甚至腳底抹油逃之夭夭的。所以有個知心朋友能及時交換思想、互訴衷腸應該是很有助益的，不過這朋友必須非常可靠，否則哪一天被他出賣了還渾然不知呢！
據我所知,老柳自被逮住之後就再也不寫日記了，我絕不比老柳幸運，所以免不了也會被逮住，不同的是我被逮住還不止一次。
不管你怎麼謹慎小心，怎麼偷偷摸摸，想要不被逮到，那真如登蜀道，難於上青天。因為大家不論勞動、吃飯、睡覺，都是集體。一棟監房住著兩三百個人，放一個屁都能驚動一大群，更何況在眾目睽睽下寫東西！
起先別人看見我在寫東西，還以為是在打小報告，後來發現這個打小報告的人非但沒有得到過表揚，反而常常挨批鬥，便認定我一定是在寫檢查。“檢查還沒寫好？”有人問。“早著呢！”我老是這樣回答。在寫檢查的煙幕下，我繼續寫我的日記，但是那些專打小報告的家夥也沒閑著，不多久我也和老柳一樣被逮住了。
不過，在被逮過幾次之後，我漸漸地逮出一些經驗來了，以至於後來漸漸地不易被逮到了。但這一來就會愈寫愈多，這時候如何藏起來，就成了一大難題。我先是塞在鋪底下或枕頭裏，可一到大搜查，就統統給一鍋端了去。我在六一年前寫的日記就是這樣被端掉的。
後來我想到一個辦法，就是寫了一段時間以後，用塑料紙把日記包起來，趁打豬草或割牛草的機會，挖個坑埋下去。但這也有個問題：時間一長，誰能記得埋在哪裏？還有，要是一旦調動，哪有機會去挖出來？我的六二年和六三年的日記就是這樣被徹底地埋葬了。
遺憾的是，我的日記隻寫到六七年，六七年之後則付諸闕如了。這不是我不想寫，而是不敢寫。因為在那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活著就很不容易，遑論出什麼差錯了。
至於日記的內容倒沒什麼特別之處，不外乎幹了什麼活，看了什麼書，吃了什麼東西。我堅持少發議論，不發牢騷，準備萬一被抄了去，也不致有殺身之禍。
應該說，我的運氣還不錯。自始至終，除了老柳以外，幾乎再沒有人知道我寫日記，即便是老柳，在我的日記被沒收之後，他也不相信我還會繼續寫。至於我保存了一本日記，那就更沒有人知道了。離開勞改隊以後，我搬過許多次家，丟掉過不少東西，但這本發黴的日記卻一直沒有離開過我。
我確乎為擁有這樣一本日記而沾沾自喜，這絕不是因為它記載的東西足以聳人聽聞。實際上,它隻不過如實地記錄了一個被打成右派的大學生，在勞改隊的生活和一些遭遇，其中固然不乏悲情，但當年寫下來卻似平淡無奇。這裏不妨舉兩則日記為例：
一九六一年七月十九日
今天去支援二大隊整地，午飯時我冒報了吃飯人數，結果三十四人吃了五十二人的飯，可算是解放肚皮了。
一九六三年四月八日
綽號矮腳虎的那個流氓同我幹了一架，我用拳頭和怒罵對付了他的挑釁。事後我覺得自己過於粗暴，接著又原諒自己，因為流氓是必須懲罰的，正如何塞·馬蒂所說的：武力有時是痛心的必要。
二十二年對於曆史的長河來說，不過是短暫的一瞬，但在人生的道路上卻是一趟長途跋涉。如今當我翻開這疊殘缺的日記時，仿佛通過一條時光隧道，看到了自己在苦難中逝去的青春，看到了曆史的荒謬。饑寒起盜心饑寒起盜心
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之後的“三年自然災害”中，據統計中國餓死了三千多萬人。這三年我在蘇北東直勞改農場居然奇跡似的活著，若問我靠什麼活？說句悄悄話：靠偷。
“偷”這個字對知書識禮的知識分子來說，是很不雅的。不過，若是遇上那三年莫名其妙的災害，即便學問道德如歐陽修者，也不見得會堅持他的“饑寒不累其心”的高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