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一年七月廿四日接母親信，知道她現已搬到平涼路維善裏十六號。她叫我不要寄錢給她了，而正好我的賬上也沒錢了。
饑荒不斷奪走勞改犯的生命。我也沒逃得過浮腫病，身上的肌肉像生麵團子，一按一個坑。一天我在打穀場上堆草垛子，近晌午時，垛子愈堆愈高，也許是低血糖的關係，一個眩暈，便從垛子頂上栽了下來，幸好下麵全是麥草，沒傷著骨頭。由於一時失去了知覺，便被抬進了隊裏的病號房。病房實際上是一間破舊的土坯屋，病號都睡在墊著麥草的泥地上，這些人得的其實都是餓病，無可奈何地躑躅在通往墳場的路上。
某天下午，一個上了年紀的幹部到病房來找我，我以前從沒見過這個人。他問了問我的病情，又問我母親還在上海嗎？這個人看上去麵善，說話的口氣也沒別的幹部那樣嚴厲。後來我打聽到他姓王，是農場場部的幹部。七九年右派改正時我在上海見到母親，偶然問及此人，她說這人是在場部專門負責接見探監者的，他見母親從上海來便托她買一塊手表，母親會意就將手上的表摘下來給了他，順便請他照顧一下我。母親說這人還算是個好人，他至少去看過我一次。
母親一向是豁達的，對什麼都看得開，這也許和她的出身也和她的信仰有關。母親是個虔誠的基督徒，解放後也不放棄她的信仰。她常常是在深夜做禱告，為的是不讓人知道，因為那時信仰基督被認為是思想反動。“文革”結束以後，上海有個別教堂開放了，她不顧自己年邁體弱，也不顧路途遙遠，早早就搭公車往教堂去，聽說有一回還暈倒在教堂裏。
“文革”時期父母雙雙被掃地出門，住在一個灶披間裏。父親總是牢騷滿腹，鬱鬱寡歡，母親就會說：你看人家老幹部，九死一生為共產黨打天下，現在還被整得死去活來，我們吃這點苦算得了什麼！母親熟悉中國曆史，她當然知道朱洪武誅殺功臣的事，但是為什麼封建王朝的血腥故事會延續到今天的社會主義社會呢？我不知母親是否想過。
有一次我因擔任隨車修護，跟著勞改隊的幾十輛卡車到上海裝運農藥化肥，司機們待我不錯，知道我家在上海，便讓我回家看看。當我走到弄堂口，發現母親正迎著我走來，我吃驚地問：您怎麼知道我回來了呢？母親說，上帝告訴我！我雖不相信上帝，但我相信母子連心！
右派改正以後不久，我的一個表兄，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劉融回國講學，特地到上海來找我母親——他的大姨媽，並邀請她赴美和他媽媽見麵，因為她們已經三十多年沒見麵了。母親表示希望我也能同去美國，表哥最後以陪護母親為名，幫助我順利離開了中國。後來母親回國了，我留了下來。臨別時，母親說：我不能在這裏連累你，你一個人好好拚搏吧，千萬別回去，上帝保佑你！
母親的意思我很明白，她怕以後一有風吹草動，我有可能再遭不測。她覺得自己老了，回去也無所謂，而我還有半輩子要過呢！母親的顧慮不是多餘的。就在我獲得改正並找到一份工作之後不久，社會上又在追查什麼政治謠言。領導便來找我談話。為什麼找我？不就因為我是“改正右派”麼！而改正右派和此前的摘帽右派一樣，歸根結底還是右派。這就像宋時遭刺配的犯人，臉上打了金印，到死都是改變不了的。
帶著破釜沉舟的決心，我獨自留在了美國。雖然在一個不同國情、不同語言的國家身無分文地生存下來並非一件易事，但對比二十二年的勞改歲月，又豈可同日而語？我在人家的車庫裏打地鋪，後來又買了一輛三百塊錢的破車代步。白天打工賺錢，晚上去大學進修。我一點不覺得累，不覺得苦，因為比起勞改來這根本算不了什麼。
母親沒過上幾天好日子。八六年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哥哥發來的電報：母親病逝。然而就在同一天，同一個信箱裏，卻收到了母親給我的一封信。我不能相信母親真正離開我走了。讀著母親的信，仿佛聽到了她的諄諄囑咐，仿佛看到了她的慈祥麵容。母親到天國去了，在那兒，他仍會牽掛她的孩子們！
入籍的那一天，我默默地稟告母親在天之靈：媽媽，您放心吧！兒子入了美國籍，不會再坐牢了，不會再讓您探監了。在公民宣誓的現場，我見到不少和我一樣的中國人，他們個個神清氣爽，喜上眉梢，可是我一點也高興不起來。我夾在人群裏，木然地揮動星條旗，木然地背誦忠誠誓詞。我心裏想的是：我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為什麼要入人家美國的國籍，為什麼需要別國的護照來保障自己的基本人權呢？牛房歲月牛房歲月